翁泽生：作为中共台湾籍党员，1928年他如何领导创建台湾共产党？

摘要：1903年10月14日，翁泽生出生于台北市永乐町二丁目。父亲翁瑟士是爱国进步人士，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认为台湾命运系于祖国的革命和强盛，主张光复台湾、实现国家统一，潜移默化将爱祖国、爱民族的种子深植在翁泽生幼小的心灵。

1903年10月14日，翁泽生出生于台北市永乐町二丁目。父亲翁瑟士是爱国进步人士，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认为台湾命运系于祖国的革命和强盛，主张光复台湾、实现国家统一，潜移默化将爱祖国、爱民族的种子深植在翁泽生幼小的心灵。

翁泽生刚上中学，就积极参加人民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的反日活动，抵制日本殖民当局推行日语教学等奴化教育，引起日本特务注意。因不满日本殖民文化教育，也为确保孩子人身安全，1921年翁瑟士将翁泽生送到福建厦门就读集美中学。

集美中学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针对祖国内忧外患，立志兴学报国在厦门创办的新式学校。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新青年》《向导》《社会主义讨论集》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经由学校图书馆公开出借并广为流传，寻找革命道路、追求革命真理在学校师生中蔚然成风。

自幼爱祖国、爱民族的翁泽生深受先进思想和中华文化滋润，表现出强烈的革命精神。寒暑假在台湾期间，翁泽生四处进行新文化新思想宣传，并参与组织反日青年团体。1922年暑假，翁泽生回到台湾，组织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北青年会。虽然成立之日即被日本警察署解散，但不久他又改换方式，组织了台北青年体育会，以此为纽带推动岛内劳动青年和知识青年融通结合。他还在集美中学组织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团结台湾青年进行反日宣传。

1923年寒假，翁泽生在台湾发起组织台北无产青年，利用台湾文化协会的办公场地，举办“打破陋习讲演会”，公开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能容纳300人左右的会场，场场座无虚席。参加台北太平公学校友会活动时，翁泽生不顾日本殖民当局禁令，坚持用汉语演讲，在台北引起轰动。

1924年6月，翁泽生考入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厦门大学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1925年1月寒假期间，他回到台北继续以台北无产青年组织的“打破陋习讲演会”为阵地，发表演讲，宣传反日主张，遭到日本警察无理干涉和强力驱散，现场群众强烈不满、奋起抗暴。翁泽生等五名青年被日本殖民当局以言辞过激为由拘禁三个月。

1925年4月，翁泽生出狱后，毅然中断在厦门大学的学业，转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学习，就读于社会学系。

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上海大学于1922年10月创办，孙中山先生担任名誉校董，于右任为校长，中国共产党员邓中夏为校务长。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任弼时、彭湃、张太雷、萧楚女、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领导人曾在上海大学任教，尤其是社会学系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课程，师生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居多。

瞿秋白、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富有远见，非常注意招收台湾进步青年学生，让他们在上海大学接受革命理论熏陶，并在中国社会革命实践中锤炼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成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致力台湾回归祖国的革命战士。

1924年至1926年间，上海大学培养了谢雪红、许乃昌、翁泽生、林木顺、蔡孝乾、潘钦信、刘守鸿、洪朝宗、陈其昌、林日高、庄泗川、李晓芳、林仲梓、林仲枫及陈水等20多名台湾青年。

在上海大学，翁泽生系统学习了社会哲学理论、唯物史观、现代民族问题等十几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其间，翁泽生还踊跃参加校内外各种革命活动。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在教学和革命实践中注意到了翁泽生，对他善于斗争又善于团结等才干给予好评，对他在集美中学组织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在台湾团结进步青年举行反日讲演等活动予以肯定。

由于翁泽生在台湾青年中有较强的号召力和亲和力，瞿秋白交给他一项特殊使命，要他组织团结在沪台湾青年学生，引导他们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实践，为在台湾建立党的组织和开展革命活动准备人才。

根据中共党组织指示，翁泽生组织在沪台湾青年成立了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并与广州、厦门等地的台湾青年团体和革命青年建立了密切联系，联合举行悼念孙中山等活动，共同投入反帝反军阀的爱国运动潮流。

2、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了带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的中共党员、工人运动领袖顾正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上海党组织部署，翁泽生带领在上海学习的台湾青年，参加了中共上海地委组织的日本人残杀同胞雪耻会；组织同乡学友抄写上海大学学生会关于支持纱厂工人罢工斗争的宣言和反日传单标语，并上街张贴散发；参加组织上海大学学生会上街募捐支援纱厂罢工工人活动。

翁泽生和台湾省籍同学洪朝宗等组织上海大学的台湾青年到公共租界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工人的罪行，冲到了反帝爱国运动的第一线。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举行大规模反帝游行示威活动。在5月30日的游行示威活动中，翁泽生冲在上海大学师生与纱厂工人及其他高校学生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在公共租界演讲时，翁泽生遭到印度籍巡捕抓捕，后被抗议示威群众救出。英国巡捕向密集的抗议示威群众射击，打死学生、工人13人，伤者数十人，史称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中国人民愤慨。翁泽生作为五卅运动的参与者，目睹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为所欲为、血腥屠杀的滔天罪行，看到了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伟大的斗争精神，进而萌生并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尽快把五卅运动斗争推向全国、争取各界群众支持的指示，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组织了八个宣传募捐小分队分赴全国各地，向社会各界介绍五卅惨案经过，募集继续开展斗争所需经费。

翁泽生主动请缨回台湾进行宣传，得到瞿秋白的支持。翁泽生和洪朝宗返回台北后，向台湾青年学生介绍了五卅运动情况，并通过他们发动台北工人、学生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翁泽生和洪朝宗依托台北青年读书会和台湾文化协会，到台湾各地巡回讲演，宣扬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反帝斗争运动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凶恶敌人，祖国大陆同胞十分关注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运动，台湾人民必须与祖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携手团结，共同斗争，才能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

翁泽生还在《台湾民报》上发表文章，宣传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革命运动的一面旗帜，上海大学学生是五卅运动的先锋，号召台湾青年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些活动对台湾岛内的反日爱国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日本殖民当局非常恐慌，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对翁泽生进行通缉。

1925年7月底，翁泽生回到上海，经瞿秋白介绍，在上海大学党支部见证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翁泽生在上海大学的台湾省籍同学谢雪红、林木顺、林日高、刘守鸿、李晓芳、陈其昌、洪朝宗、潘钦信、庄泗川、蔡孝乾等不少人，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秋，翁泽生收到台湾文化协会来信，邀约其回台协助改组左、右立场严重对立的文化协会。因遭到日本殖民当局警察署通缉，翁泽生制定了支持台湾文化协会左派的计划，他与上海大学同学、中共党员庄泗川同台湾文化协会中的左派连温卿、王敏川等相互协力，推动台湾文化协会改组。

台湾文化协会的改组和转向，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指导台湾人民革命运动的一次尝试，为推动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革命运动，为台湾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干部基础。

这一年，勇敢冲破包办婚姻枷锁，从台湾逃到上海就读于中华艺专的新女性谢玉叶（原名叶绿云），在翁泽生的启蒙和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们在上海结婚，谢玉叶改名为谢志坚。

3、成立台湾共产党

1926年7月，国共两党合作开始进行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为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工农群众运动不断发展，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为配合北伐军入闽，中共中央决定加强福建革命工作，派遣翁泽生、谢志坚、李晓芳、庄泗川等台湾籍、福建籍上海大学学生党员赴闽南开展革命活动。

1926年11月，翁泽生等到达厦门，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后，随即在漳州组织开展青年和学生运动。翁泽生与国民党左派、汀漳龙监察署政治监察员（专员）陈卓凡取得联系，在其运作下担任了汀漳龙监察署指导员和北伐军驻漳州陆军炮兵学校政治教官，并以此公开身份开展党的工作。

同时，翁泽生在漳州与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员季永绥等协同合作，以第二师范学校为中心开展群众运动，组织了青年学术研究会，团结进步师生，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牵头成立了漳州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1927年1月，在漳州召开的中共闽南特委成立会议上，翁泽生当选特委委员并担任宣传部长。2月，翁泽生担任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并亲自授课。他在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很受学员欢迎。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4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和闽南特委决定，翁泽生和谢志坚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并负责联系、团结、组织在沪台湾青年，指导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等青年团体活动，未雨绸缪地为开展台湾革命运动储备干部资源。

此时，在上海的台湾学生人数增至200多人，翁泽生在他们当中有很强的号召力。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翁泽生依托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联络团结了一批在沪台湾省籍学生，指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思想，并培养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不久，翁泽生和谢志坚的长子出生，起名为黎光，意为“黎明的曙光”，寓意革命事业光明在前、胜利可期。

1927年11月中旬，翁泽生的上海大学校友、台湾省籍中共党员谢雪红和林木顺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成回国，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共产国际关于组建台湾共产党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由谢雪红、林木顺和翁泽生共商台湾共产党的组织筹建工作。

1927年4月至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专门讨论了日本殖民地台湾的革命问题，发出了建立台湾共产党的指示，强调台共的组织工作由日共中央负责指导和协助，台共成立后暂时作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共建党的基层人员可找一些中共和日共的台湾省籍党员作为骨干。由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蔓延，日共要全力投入国内斗争，于是紧急决定筹备台共创建工作请中国共产党负责领导。

中国共产党此前已为在台湾开展工作作了充分准备，并安排了一些中共党员赴台进行革命活动，于是全力承担了创建台湾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工作。

1927年11月底，为加强干部培养，翁泽生与谢雪红、林木顺组建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精心挑选了一批台湾青年积极分子，进行建党组织准备工作。翁泽生随后创办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机关报《屋内刊》，广泛向在沪台湾青年学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翁泽生与台湾左翼力量和台湾省籍中共党员较熟悉且联系密切，向谢雪红介绍了在台湾的洪朝宗、林日高、庄春火、蔡孝乾、李晓芳、庄泗川，在厦门的潘钦信，在广州的王万得等台湾省籍中共党员相关情况，并经中共中央和相关地方党组织同意及安排，积极联络他们前来上海参加台湾共产党筹建工作。

1928年初，潘钦信经厦门到达上海。2月，台湾岛内共产党员推举的代表林日高到达上海。厦门、广州、台湾和日本东京的各地台湾省籍共产党员代表齐聚上海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台湾共产党筹备委员会，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谢志坚、潘钦信、林日高、陈来旺，以及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的张茂良、刘守鸿、杨金泉等10人为成员。

在中共中央代表彭荣（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同志的化名)直接领导下，1928年4月13日，在上海法租界拉斐德路翁泽生住所，召开了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的预备会、台湾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大会。与会人员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提供的学习材料，讨论修改了政治纲领、组织纲领等文件，确定了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召开时间和参会代表。

1928年4月15日，经过认真筹备，台湾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831号金神父照相馆二楼召开，宣告台湾共产党正式成立。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陈来旺、林日高、潘钦信、张茂良七人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大会。

中共中央代表彭荣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肯定了建立台湾共产党的意义，指明了台湾共产党的主要使命和任务。根据彭荣的意见，在选举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时，翁泽生建议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名额应该留给能回台湾领导党的工作的党员，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同。

据此，准备返回台湾的林木顺、林日高和身在台湾未能出席会议的蔡孝乾、洪朝宗、庄春火五人当选为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准备驻日本东京的谢雪红和留在上海的翁泽生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4月18日，台共中央在翁泽生住所召开第一次会议，林木顺、林日高、谢雪红和翁泽生出席，确定了工作分工，林木顺担任中央书记长。会议结束后，林日高等携带台湾共产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返回台湾开展革命活动。

新生的台湾共产党，以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为核心，鲜明地表达了团结带领台湾人民开展反日反封建斗争，使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和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政治主张，制定了台湾工农运动的具体革命策略。尽管此时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台湾共产党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民族支部，但台湾共产党成立之初及之后，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多的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为密切。台湾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共产党进行的反日斗争更是发挥了实质性的领导作用，台湾共产党也始终、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

台湾共产党成立前后，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遭到搜捕。1928年3月1日，台湾共产党筹委会成员张茂良在上海参加旅沪朝鲜人举行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集会，代表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发表讲演，上海公共租界日本警察由此侦知林木顺等台湾青年频繁聚会、秘密组织反日团体，于是开展了对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的侦察搜捕。

3月12日，上海公共租界日本警察对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场所及翁泽生住所进行搜查，逮捕了一些读书会成员，翁泽生由于及时搬家而得以脱险。4月25日，日本警察再次对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进行搜捕，包围了谢雪红等人住所，谢雪红、张茂良等被捕，林木顺逃脱。

由于台湾共产党有关文件被搜获，台湾共产党组织暴露，刚刚成立10天的台湾共产党遭受重创。搜捕事件发生后，林木顺与翁泽生紧急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报告了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和台湾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有关情况。

1928年5月14日，谢雪红等五人被遣送回台湾受审。由于证据不足，6月2日，日本殖民当局被迫释放了谢雪红等人。6月4日，林日高与谢雪红取得联系。得悉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遭到搜捕，台湾岛内一些共产党员在工作方式方法上产生了分歧。

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翁泽生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挺身而出，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下，在上海通过各种方式联络岛内台湾共产党党员，指导他们开展工作，并耐心协调各方面意见，消弭分歧。与此同时，翁泽生与林木顺在祖国大陆继续发展台湾共产党组织，吸收了一批台湾进步青年加入台湾共产党，并派遣谢志坚、潘钦信和王万得返回台湾，联系岛内共产党员，开展革命活动。

根据林木顺与翁泽生的意见，谢雪红、林日高和庄春火分别于1928年9月、10月、11月举行了三次台湾共产党中央会议，讨论反日斗争策略，研究党的组织发展工作。随后，台湾共产党发展吸收了一批党员。

台湾共产党在积极组织、推动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还与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文化协会等岛内进步团体建立密切联系，大力团结并改造台湾农民组合，积极开展反日农民运动：指导台湾文化协会开展活动，将其改造为主要团结小市民和一般城市劳苦群众及其他反日爱国人士的文化团体，大力开展反日思想宣传活动。在台湾共产党领导下，岛内反日工人运动也迅速发展。

为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1929年2月12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全岛进行大搜捕，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文化协会及台共领导人谢雪红在台北为掩护身份开办的国际书局的一些共产党员和大批人员被捕，台湾反日革命运动遭受严重损失，史称二一二事件。

但台湾共产党仍然坚持斗争。3月18日，台湾文化协会、基隆工会和基隆青年读书会30多人举行纪念巴黎公社活动，发表檄文，宣传反日爱国斗争的伟大意义。6月，台湾共产党领导各革命团体在台北组织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六一七始政纪念日”(1895年4月17日，日本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5月8日换约生效。《马关条约》第五款设定，“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即应于1895年7月8日完成交接。但日本侵略者急不可耐，把签约后的两个月即1895年6月17日定为“始政纪念日”，台湾同胞认为这是“耻政纪念日”)的反日爱国活动，王万得等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喊出了“拥护中国工农革命”等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