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国内社交媒体上对“董小姐”事件的高度关注引发了公众对权力、资源与教育公平的热烈讨论。事件涉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4+4博士项目，被质疑为某些家庭子女开设的“隐形通道”，从招生资格、学术标准，到职场安排，都引发了对制度透明度的关注。这也激发了我们去观察其他社会

近期，国内社交媒体上对“董小姐”事件的高度关注引发了公众对权力、资源与教育公平的热烈讨论。事件涉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4+4博士项目，被质疑为某些家庭子女开设的“隐形通道”，从招生资格、学术标准，到职场安排，都引发了对制度透明度的关注。这也激发了我们去观察其他社会——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加拿大——是如何处理“家庭资源传承”这一问题的。

其实在咱们加拿大——“阶层便利”, “家庭资源传承”, 是早已普遍存在的隐形文化。

在加拿大，精英家庭为下一代提供便利资源的现象普遍存在，不过它往往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且大多符合社会规范和法律要求。

这并不被认为是腐败或违规，而是社会结构中被接受、并具有高度正当性的“代际资源配置”。然而，这种便利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形的：它不依赖显性“走后门”，而是通过推荐信、实习机会、网络连接等社会资本形式运作。

家庭背景决定了孩子是否能更早进入重要实验室、是否更容易获得核心导师指导，这些便利并不违反程序，但却对下一代子女的竞争最终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1、私立教育

加拿大中学阶段的私立教育体系，是家庭资源投入最显著的领域之一。像Upper Canada College（UCC）、Branksome Hall、St. George's School等知名私校，不仅拥有优质教学资源，还配备专业的升学指导团队，帮助学生申请世界顶尖大学。

根据《Toronto Life》报道，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被哈佛、斯坦福、牛津、麦吉尔等大学录取的比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些教育投资和结果，被家长广泛视为一种合法且必要的“社会资本积累”。在这些学校中，家庭背景不仅决定了能否入学，也往往影响是否能获得重要校友资源或推荐信。

2、政治世家

加拿大政治界亦有许多“家族传承”现象，这些并不被看作不正当的“裙带关系”，而是政治文化中自然形成的公众认知优势。

例如，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是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之子。根据CNBC 2015年报道，特鲁多承认父亲的名望确实让他在参政初期更易获得公众注意，但他也强调“被认出来是一回事，赢得选票是另一回事”。这类家族背景在选举政治中往往带来品牌效应，但仍需通过选民投票获得合法性。

类似的例子还有Caroline Mulroney，作为前总理布莱恩·马尔罗尼的女儿，她迅速在安省政界崭露头角，并出任内阁部长。虽然外界有声音质疑她的资历，但她的任命完全符合党内程序与选举制度，是合法政治参与的一部分。

3、争议最大在医疗与学术领域

医疗和学术领域同样存在“家学渊源”的现象。加拿大的医学院招生系统，如CaRMS，是基于严格的量化评分和盲审程序运行的。

然而，拥有医生父母的学生往往从小接触医学环境，更易获得科研实习、推荐信资源和职业认知优势。

一位PGY-4住院医生曾在Reddit发文指出：“医学院的录取过程本身公平，但家庭背景确实影响学生从准备到表现的各个环节。”

这些便利通常以隐形方式存在：推荐信常由熟悉业内教授的家庭朋友撰写，核心实验室的助理职位往往通过“导师熟人介绍”获得，甚至部分研究项目的志愿岗位也更偏向有背景的申请者。虽然程序公开、标准一致，但机会分配却在网络中悄然倾斜。

曾有个案引发媒体关注，例如UBC圣保罗医院在2015年被指为院长之子保留心外科名额（The Tyee报道）。不过这类事件在加拿大体系中属例外，主流趋势仍强调程序公平和评审透明。

在学术界，尽管大多数高校有明确的反裙带政策，现实中仍有部分教授通过推荐将家人安排入研究组或行政职位。Nevo v. York University（2013）一案便说明，加拿大法律允许高校在防止亲属共职方面采取一定限制，以维护组织公正性。

与此同时，教授子女享有学费优惠、熟悉校园环境，也自然获得更多非正式优势，例如更容易得到学术推荐、进入热门研究领域，或提前获得学术出版机会。

尽管这些机会本质上是通过“关系”获得，但在社会认知中，它们常被视为家庭教育成果或社会资本回报，而非有失公平。这种文化的深层逻辑是：家庭资源理应服务于下一代，只要不违背程序正义。

但枫铃姐尽管在加拿大生活了多年，还是没法理所当然地接受这样的文化。我们第一代移民的孩子如果想进入这些高收入的职业，该如何竞争赢别人？

4、法律界的推荐文化

法律界同样存在“法律世家”的现象。加拿大顶级律所的合伙人子女常被推荐进入暑期项目或实习岗位。这种做法虽不公开宣传，但在业内被视为“软性推荐”，符合私人企业自主雇佣权。

在2019年的一起司法任命事件中，加拿大联邦部长Dominic LeBlanc的多位亲友获任法官，引发争议（Global News, 2019）。不过这些人选均符合基本任职资格，没有违反制度规定。

5、对一代移民是否公平？

“董小姐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不满，是因为人们感受到了一种“无法跨越的公平鸿沟”。相比之下，加拿大的这种“鸿沟”则是隐形且被默许的。

在加拿大，阶层便利更多以合法、制度化的形式存在，家庭影响力往往体现在一些不易察觉但极具效力的环节——如推荐信、实习机会、导师引荐等。这些隐形优势虽然不违法，却构成了深层的结构性壁垒。

正因为这些便利不显性，它们并不被归类为“裙带关系”，但确实在社会上升的过程中形成一道无形门槛。在普遍认同家庭应为子女提供支持的加拿大社会中，这种文化很少受到质疑。

对于刚移民加拿大的华人家庭来说，这种隐形壁垒尤为真实。

他们往往在国内具备优秀的教育和职业背景，甚至在加拿大本地也有很强的学术实力，但由于缺乏人脉、熟悉的推荐网络和文化融入的机会，他们的子女常常在教育选择、课外发展和资源获取上处于边缘。哪怕学业成绩并不逊色，也可能因为没有“关系”而错过进入优质实验室、申请奖学金或获得职业实习的机会。

坦率说，我仍难以完全接受这种隐形的规则。或许只是因为你我都是一代移民？

或许到头来，我们能靠的，唯有自己。。。

对此，你是怎么看的，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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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枫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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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枫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