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纯瑶：化学、废物与污染预防科学政策小组网络研讨会成功举办

摘要：2025年4月30日，作为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BRS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边会活动，一场主题为“从证据到政策行动：建立科学政策小组以促进化学品和废物的健全管理及污染预防”（From Evidence to Policy Action: Establis

本文来源于“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

文 | 王纯瑶（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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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30日，作为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BRS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边会活动，一场主题为“从证据到政策行动：建立科学政策小组以促进化学品和废物的健全管理及污染预防”（From Evidence to Policy Action: Establishing a Science-Policy Panel to Promote the Sound Management of Chemicals and Waste and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的网络研讨会成功举办。

该活动属于“通往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第二部分之路系列活动”（Road to OEWG 3.2 Series），聚焦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间科学政策小组（Science Police Panel，下文简称“SPP”）。SPP通过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科学建议来弥补信息差，支持国际社会制定政策，以推动化学品和废物的健全管理并防止污染。

OEWG首席协调员特莎·戈弗斯（Tessa Goverse）负责主持会议，并简要介绍SPP的设立进程。在202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决议设立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OEWG），启动科学政策小组提案制定工作。由于未能在2023年6月的第三次会议上达成共识，各方决定于2025年6月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举行续会。续会的核心任务是拟定包含小组目标、职能、运作原则及架构的基础文件。

OEWG会议的进程及时间线（图源：日内瓦环境网络）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Inger Andersen）在发言中指出，废物和污染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人口密集地区。这并非妖魔化化学品，而是推动对地球环境、人类健康的高质量保护行动。

通过借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以及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IPBES）独立于公约运作的成功经验，建立SPP平台将为各缔约方大会、国家或多边机制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由决策者选择如何应用科学、制定所需政策。

这要求SPP具备足够的可信度、包容性，以及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包括考虑不同国家的背景与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可能影响化学品使用方式和可行的替代方案。

英格・安德森对SPP的未来寄予厚望。通过其他两个委员会（IPCC和IPBES）的经验可知，当优质科学成果出现时，国家层面的监管框架会得到加强，可持续的实践会增多。最为重要的是，废物和化学品是经济的一部分，治理废物和化学品的框架必须在保持经济繁荣和产品益处的前提下，削减其不良影响。同时，她请求各方代表对SPP的最终成熟保持耐心，毕竟IPCC已经成立了35年。而此后的乌拉圭续会是最后谈判轮次，将建立SPP的基本框架。

英格・安德森（Inger Andersen）的发言场景（图源：日内瓦环境网络）

BRS公约执行秘书长罗尔夫・佩亚特（Rolph Payet）就SPP的筹备工作分享了三个关键信息：

第一，SPP的建立已有丰富的科学和技术工作积累。众多大学和科学家目前在警示水污染、土壤退化、空气污染等问题上的成果可作为基础。但是，在审查科学现状时，罗尔夫发现全球南方的科学数据严重不足，他期待科学政策小组能激励南方开展更多科学研究，并吸引更多青年的参与。

第二，目前运作中的科学机构在获取包容、平衡、有效性能上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并一直与SPP筹备团队进行分享。建立SPP只是起点，后续还有大量工作需待开展。筹备团队在程序、议事规则、操作指南和科学界合作方面经验丰富，将从SPP成立之日起为其提供不间断支持，确保它迅速起步，而非耗时良久。

第三，筹备团队已制定科学政策参与路线图。长期以来，缔约方大会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均强调弥合科学与政策鸿沟的必要性。气候变化领域的经验显示，尽管初期政策与科学的衔接艰难，但如今相关认知已成为决策共识；而化学品领域虽仍具挑战，却也通过“斯德哥尔摩+50” 等机制联合多方力量打破污染认知与政策制定的壁垒，助力健康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值得肯定的是，筹备团队已积累丰硕的经验并完成大量基础性工作。

巴西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城市环境与环境质量国家秘书阿尔贝托・马卢夫（Adalberto Maluf）表示：“巴西是SPP的坚定支持者。几年前，巴西总统不重视科学，甚至在新冠疫情中误导公众，导致超过70万人死亡（全球平均死亡率的三到四倍）。可见，重视科学能力建设，增进对健康、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理解不可或缺。”

此外，许多关于废物、化学品的研究来自欧洲或其他地区，但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热带国家），化学品暴露和有害物质的影响更为严重，因此利用本地大学和合作伙伴开展研究至关重要。

位于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署（UNEP）总部。©绿会融媒·“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

观众提问：SPP可以指出政策方向，那“政策导向型评估”是否属于小组工作的一部分？SPP对待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如何确保这些技术服务于所有群体而非制造分化？

与会人回应：首先，科学可提供证据，说明哪些政策组合在特定情境下最有效。小组不应规定政策，但也不应回避此类议题，而应基于证据提出方向，这将带来实际益处。

其次，政策制定过程远比结果更重要，SPP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向公众解释其中的道理。除了经济影响，政策制定还应兼顾社会和环境因素。新技术可帮助我们识别因果关系，透明化决策过程，即便短期内政治条件不成熟，SPP的信息也能为未来铺路。SPP应保持开放，拥抱创新。

会议末尾，乌拉圭环境部环境质量与评估司司长亚历杭德罗・尼罗（音译）、科学政策小组工作组主席胡迪・阿尔克马德（Gudi Alkemade），以及英国驻世贸组织大使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分别发表了对SPP框架体制完善的展望，以及对今年6月的乌拉圭续会的关注。

（注：本文根据会议记录整理，内容仅供参考。不代表平台观点。）

何为化学品三公约

化学品三公约，是指三项联合国关于全球化学废物管理的公约，即《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统称。由于三大公约的秘书处设在同一个办公室（瑞士日内瓦），国际社会也将其统称为“国际化学品三公约”，英文缩写为BRS。‌

这三项公约分别从不同方面对全球危险化学品和固体废物污染进行全链条管理：

✍ 《巴塞尔公约》主要关注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控制。

✍ 《鹿特丹公约》则要求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

✍ 《斯德哥尔摩公约》则专注于防控持续性有机污染物（POPs）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