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伶的复兴（五）越剧的产生

摘要：清咸丰元年(1851年)前后，嵊州马塘村农民金其炳，融汇宣卷佛曲、牧歌小调、四工合调于一体创造新唱调。同村人金和林(金芝堂)、金和忠、金和文、金和清、金水清、金阿土、金传高等二三十人和崇仁下相的相来鑫(相金堂)拜金其炳为师。众人一起改造佛曲，以“四工合上尺”为

评剧秦腔（河北梆子）京剧等京津剧种屡次南下上海演出，就把京津地区的戏曲戏曲新风带到京杭地区，催生了越剧的产生。

越剧是在流行于浙江的落地唱书的基础上产生的。

清咸丰元年(1851年)前后，嵊州马塘村农民金其炳，融汇宣卷佛曲、牧歌小调、四工合调于一体创造新唱调。同村人金和林(金芝堂)、金和忠、金和文、金和清、金水清、金阿土、金传高等二三十人和崇仁下相的相来鑫(相金堂)拜金其炳为师。众人一起改造佛曲，以“四工合上尺”为衬字，造成了一种一唱众和的的唱念形式，称之为“四工合调”。金其炳携“四工合调”被邀到台门、天井中等处演唱十多年，这段时期被称为田头歌唱。

清咸丰末年至同治初年前后，嵊州剡江两岸自然灾害频仍，就有人以田头歌唱作为谋生辅助手段，赖以生存。田头歌唱就此发展成为沿门唱书，即沿门挨户卖唱。沿门歌唱就是落地唱书。

当时大体是金其炳弟子中金芝堂及其师弟相来鑫等技艺精湛者长年在外唱书，其他大部分艺人是农忙务农、农闲唱书。这样落地唱书就传播到了杭、嘉、湖等“下三府”地区。

1889年后，落地唱书开始上茶楼说唱，并从农村集镇转向中小城市，演员由双档向多档发展，并引入一桌二椅、醒木、折扇，还增加了三跳板击节，丰富了表演形式。这时的落地唱书又初步吸收绍兴大班中的导板、流水、二凡等曲调，形成了慢中板、中板、快板等板式，初步形成了板腔体的音乐体制‌，称之为“令吓调”又称“呤哦调”、“呤嗄调”。呤嗄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散唱的唱腔形式，落地唱书以此开始从民间艺术向专业表演艺术的转变过程‌。

落地唱书先在绍兴经历了“小歌班”（又名”的笃班”）阶段。人们称绍兴大戏（绍剧）戏班为大班，落地唱书戏班为小班。

1916年后,小歌班开始尝试在上海演出。 1920年，小歌班开始在上海立脚。

1923年，小歌班首次以“绍兴文戏”的牌子在上海演出，这就是男班“绍兴文戏”阶段。这时，艺人魏梅朵等采用板胡(后改平胡)、斗子伴奏(定弦1、5,称“正调”),在唱腔上吸取了绍剧、余姚清腔、武林调的音乐成分,丰富板式,创制了倒板、快板、清板、还阳调等。艺人魏梅朵等采用板胡(后改平胡)、斗子伴奏(定弦1、5,称“正调”),在唱腔上吸取了绍剧、余姚清腔、武林调的音乐成分,丰富板式,创制了倒板、快板、清板、还阳调等。此时还组成了第一专职乐队，试验用丝弦乐器拉“引子”和“过门”，以后又用丝弦托腔。绍兴文戏改原来散唱的唱腔为有慢中板、中板、快板等板式，初步形成了板腔体的音乐体制。伴奏的丝弦乐器初为板胡，以后改为音乐较柔和的平胡、胡琴定弦为“1－5”，称为“正调”，因此男班绍兴文戏时期也称为“男班丝弦正调”时期。

这个时候，京梆评戏坤伶在上海风行，收入丰厚，受此影响，1923年，艺人金荣水办起了第一副女子科班。短期训练后即以“绍兴文戏”、“文武女班”名义进入上海演出。

1928年后,女子文戏科班大量涌现。琴师王春荣将丝弦正调以胡琴“6－3”定弦，创造出适合女声的“四工调”女子绍兴文戏阶段，因此也称作“四工调阶段”。第一副女班在流动演出中，曾与男班艺人同台。这就是越剧史上的“男女混演”，在上海，以坤伶小白玉梅为代表。

通过学习男女混演，第一批女演员在唱腔、表演上都有很大进步。其中以施银花最为有名，后被称为越剧“花衫鼻祖”。

1929年，第二副女班锦新舞台在嵊县创办；

从1930年起，嵊县女班如雨后春笋，比较重要的有群英舞台。

到1937年抗战前夕，嵊县有女班近二百副。

从1933年起，女班开始进入上海，多在茶楼、旅社演出。这时期最有名的女演员为“三花一娟一桂”，即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筱丹桂。她们是“四工调”时期的代表人物。

1936年后,女班终因扮相俊美,曲调流畅,而取代了男班,盛行于浙江和上海。

1938年1月底起，女子绍兴文戏陆续涌往上海。

据1939年9月统计，上海有十三个演女子绍兴文戏的剧场。

1938年秋,开始用“越剧”名称代替“女子文戏”。

这时期，女班已完全取代男班。常演剧目以才子佳人戏为主,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又名《双蝴蝶》)、《龙凤锁》、《碧玉簪》、《三看御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