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光辉——“长治”号传奇

摘要：1949年9月27日，一条新华社电讯划过长空:“国民党残余海军第一舰队的旗舰“长治”号，在该舰爱国官兵率领下，于十九日晨在吴淞口外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海军……”。八年后，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海燕电影制片厂将“长治”号起义的这段往事搬上了银幕，这就是故事片《海魂》

1949年9月27日，一条新华社电讯划过长空:“国民党残余海军第一舰队的旗舰“长治”号，在该舰爱国官兵率领下，于十九日晨在吴淞口外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海军……”。八年后，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海燕电影制片厂将“长治”号起义的这段往事搬上了银幕，这就是故事片《海魂》.

降舰“宇治”

“长治”号的前身是日本海军的“宇治”号炮舰，其诞生深深地刻上了日本侵华的烙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弱小的中国海军对当时实力高居世界三甲的日本海军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实力悬殊，中国沿海的制海权很快落到了日军手里。为了对付退入长江中上游抗战的中国海军，以及在河网密布的长江流域配合陆军作战，日本海军建造了第2艘“桥立”级内河炮舰“宇治”号。

“宇治”号由日本“大阪铁工”樱岛造船所建造，1941年4月30日完工，舰身长76米，宽9.7米，标准排水量999吨，满载排水量1350吨。虽然其吨位与护航驱逐舰相近，但为了胜任“扬子江舰队”(正式名称是联合舰队—支那方面舰队—第1遣支舰队)旗舰的角色，它的吃水只有2.45米，系平底船。又为了适合航渡日本本岛，有别于普通的浅水炮舰，“宇治”号设计了很高的干舷以提高远洋适航性，而且装备有特别的应变装置，有适应内河或远海航行的可调压舱水柜，既可以在内河活动，也可以在远海活动。该舰的动力是两部燃煤锅炉，双轴双桨推进，功率4600匹马力，最高航速20节，编制乘员158人。

作为炮舰，“宇治”号的主要武器是前双联装和后单装的3门45倍口径120毫米“高角炮”(日本海军对高射炮的称呼)，虽然名为“高角炮”，实际可以高平两用，除了用于防空之外，其平射威力也很大。此外，“宇治”号上还装备了8门25毫米机关炮和深水炸弹投放轨等辅助武器，射控仪器与雷达、声呐等在当时活动于中国的日本炮舰中都相当先进，而且通信能力强大，可不经中转实现从华中的汉口到日本佐世保的直接电报联系。又由于它的“旗舰”身份，1000吨级的“宇治”号舰长居然是大佐(上校)，与上万吨级的航空母舰舰长的官阶相当。

"宇治”号内河炮舰首部的120毫米L/45高炮特写

抗日战争胜利后，留在中国战区内的日本海军舰只全部移交中国海军。不过，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日本帝国海军”早已变成明日黄花，日本在华舰队早已将大型舰艇调往太平洋战场并长眠在海底，居然连一艘驱逐舰都没有剩下;小型舰艇倒是向中国海军移交了1000多艘，总吨位名义上多达7.9万吨，但其中大多数只是滥竽充数，例如19艘炮舰中堪用的只有3艘。同末任舰长古谷野大佐的官阶一样，舰龄短、舰况好的“宇治”号也当仁不让地成为1000多降舰中的“翘楚”，于1945年9月13日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由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将军亲自接收成军，命名为“长治”号，后编入中华民国海军海防第一舰队并成为旗舰。

然而，“长治”舰的命运并没有像它的名字那样“长治久安”。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国民党顽固派又点燃了内战的烽火。1945年11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长治”号开赴渤海湾截阻胶东半岛的八路军经海路进入东北。陈绍宽不愿意参加内战，借口该舰需要修理，拒不从命，反而径自率“长治”号前往台湾视察。此举惹得蒋委员长怒不可遏，于12月26日下令将陈绍宽免职--“长治”舰居然成了蒋介石清洗海军非嫡系势力的导火索。

陈绍宽去职之后，“长治”号终于被拖入了内战的漩涡之中，先是支援国民党陆军对胶东的进攻并封锁解放区沿海，随后由于“国军”屡战屡败，陷入人民解放军包围的东北、华北国民党陆军只能乘军舰从海上撤逃，“长治”号又成了不少国民党军士兵的“逃命舰”。

舰长往事

屋漏偏逢连阴雨。1949年2月24日夜，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又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国民党海军中吨位最大、装备最先进、刚从英国返国9个月的“重庆”舰宣告起义。这艘5200吨级的巡洋舰“投共”之后，国民党海军的实力骤降一个档次。

虽然二战结束后美国援助国民党海军的"太字”级护航驱逐舰在内战中表现活跃，但其中最大的“太和”号、“太仓号”、“太湖”号和“太昭”号这4艘舰不过是美国海军原“坎农”级护航驱逐舰，虽然吨位比“长治”号略大(标准排水量1240吨)，但只装备了3门76毫米主炮，其威力远不及“长治”号的3门120毫米炮;而吨位是“长治”号两倍、作为日本战后赔偿而来的2000吨级的“丹阳”号(原联合舰队的著名祥瑞舰“雪风”号)驱逐舰此时尚是被拆光武器的“裸舰”，根本无法上阵作战。这样，在国民党海军的舰只中，1000吨级的“长治”号顿时有鹤立鸡群之感，居然立时“升级”成国民党海军中火力最强的头号战舰。

头号战舰自然得到了国民党海军当局的重点关照。1949年6月，从刚被解放的上海滩狼狈逃出的“长治”号迎来了一位大人物-国民党原海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江防舰队参谋长胡敬瑞上校以海防第一舰队参谋长的身份兼任“长治”号舰长。

说起这位舰长，与“长治”号的前身“宇治”号一样，和日本侵华战争有着不解的渊源。所不同的是，“宇治”号因侵华战争而“生”，胡敬瑞则因抗日战争而名震一时。

胡敬瑞(1911-1949)号称“海军黄埔军校”的电雷学校一期生，属于蒋介石在海军中的嫡系，其同学中就有日后曾任台湾国民党海军司令、在回忆录里吹嘘“每三发(炮弹)就有两发径射入敌之钢筋水泥机枪工事射口”的黎玉玺。1934年毕业后，胡敬瑞曾前往德国学习快艇战术，归国后任“史可法”中队的“史-102”号鱼雷艇的艇长。“史-102”号是中国向英国订购的18艘海岸鱼雷快艇中的一艘，这种排水量只有14吨的超轻型鱼雷快艇的最高速度达45节，装备有2枚453毫米鱼雷。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装甲巡洋舰成为中国海军的攻击目标，虽然这只是一艘1900年下水的日俄战争时期的“老爷舰”，但它已足以傲视孱弱的中国海军--中国海军最大的“海”字号巡洋舰的吨位也不足“出云”号的一半。强弱悬殊之下，中国海军唯一的胜算便是靠鱼雷艇奇袭了。

“史-102”艇袭击“出云”号中弹沉没的照片

1937年8月16日晚8点正，胡敬瑞驾驶“史-102”艇高速通过黄浦江上的三道沉船阻塞线，避过公共租界江面的英、美、法舰艇的监视，冲向正停泊在外滩日本邮轮码头的“出云”号，在距离300米处以50度射角发射了2枚鱼雷，可惜由于这种鱼雷艇糟糕的发射方式--2枚鱼雷躺在艇尾的滑槽中(没有鱼雷发射管)，发射时由鱼雷手松开固定夹，让鱼雷滑入艇尾的水中自行前进，然后快艇加速转向避开离去，可想而知命中率会有多高；一枚击中防雷网炸毁了敷网的驳船，一枚则击中岸壁。尽管对“出云”号的鱼雷攻击功败垂成，但胡敬瑞仍因这次被日本人称为“中国海军唯一的一次积极性攻击”行动而成为海军中的抗日英雄。

江口起义

时过境迁，当这位昔日的抗日英雄舰长登上“长治”号时，当年海军中官兵一心、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情况早已不复存在，“长治”舰上的军心已变。

这还要从1945年说起。抗战胜利后，汪伪政权的“海军部长”凌霄作为汉奸而身陷囹圄，其手下的部分军官和全部伪中央海军学校毕业生却连服装都不换，一夜之间就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中华民国海军”(汪伪水兵服装和国民党海军完全一样)，并成为接收日本海军舰艇的主要力量。“长治”号的副舰长孔祥栋和机电长、枪炮官、航海官均是汪伪海军留用人员，这伙反动军官延续了日本海军的法西斯作风，动辄虐待水兵，抢劫民船，以致堂堂“国军”的“长治”舰被有正义感的水兵斥为“海盗船”、“土匪船”。

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民国时期的中国海军内部派系林立，以福建人陈绍宽为首的“闽系”(又称“马尾系”，以福建人居多)以继承前清与北洋政府海军的“正统”自居，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抗战爆发时的1937年，海军的各级军官中属于“闽系”的竟然有80%以上。而当陈绍宽因消极抵制内战而下台之后，一场大清洗立即席卷整个海军，众多“闽系”官兵变成砧板上的鱼肉，成为陆军出身的新任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打压对象。“长治”舰上的水兵福建籍约占一半，而当他们与外省籍水兵发生争执时，军官经常不问缘由而直接处罚福建籍水兵。这使得福建籍水兵心中充斥着不满与愤懑。

国民党海军运输舰“昆仑”号曾时常与“长治”舰一起停泊在上海吴淞码头。打入“昆仑”舰的中共地下党员陈健藩抓住这一机会，利用福建同乡关系，在“长治”舰的闽系官兵中做策反工作，通过交往，至1949年初，“长治”舰上已形成了由帆缆中士陈仁珊、李春官和枪炮上士林寿安等运筹起义的三人领导骨干。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黄安”号、“重庆”号等舰艇接连起义成功,“长治”舰上拥护起义的人数不断增加。

"重庆”舰起义到解放区后，舰上官兵拉起自制的白底红星旗

同年8月，决心参加起义的水兵已发展到43人，分布在轮机、航海、枪炮、通信等舰上要害部门，其中除轮机中士林友桐一人是台湾省高雄人外，其余全都是福建省福州市及附近的长乐、闽侯、连江等地人。举行起义，已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天堑之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不甘就此认输的蒋介石企图依仗优势的海军封锁已被解放的各港口。1949年6月，南逃羊城、刚刚拼凑的、以阎锡山为首的“行政院”就作出了封锁大陆海区的决定。6月30日，国民党当局的喉舌《中央日报》扬言，“关闭匪区港口，断绝航运，必将摧毁匪区经济”。9月中旬，“长治”号受命封锁吴淞口，阻止中外船只进入上海港。9月15日，“长治”号从仍被国民党军盘踞的舟山群岛定海港驶出，抛锚在长江口与杭州湾交汇处的大戢山岛(属浙江省嵊泗县)海面守勤。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此举给了“长治”舰上准备起义的士兵一个难得的机会；自从“重庆”号起义之后，国民党当局为防止军舰“叛逃”，对舰艇所载燃料量进行了严格控制，而大戢山距离已经解放的上海港只有咫尺之遥了!

正巧这时，一艘英国商船被“长治”号扣留设锚，外轮船员带着大批走私表乘机向“长治”号上的水兵兜售，大多士兵都买了新表，为起义掌握统一行动时间提供了条件。起义行动约定在9月18日午夜，口令统一为“耶稣”，当晚由于不少士兵到值班处核对手表时点，引起值星官怀疑，“是大家刚买的新表，打赌谁的手表准时”，幸亏值更长(起义人员)严拱纯机智地对答盘问，才化惊解围。

9月19日凌晨2点05分，起义钟声敲响，起义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各就各位投入战斗。当班值星官、最为水兵们痛恨的副舰长孔祥栋首先觉察到起义行动，抢先占据舰上的制高点指挥塔，居高临下向起义人员射击。他发现舰首双联主炮旁有4箱炮弹药，遂举枪射击引爆，紧接着又向另一处燃烧弹瞄准射击。紧要关头，起义士兵举枪击毙了孔祥栋，又奋勇扑灭了爆炸引燃的大火，军舰方化险为夷。

起义士兵原本想留下上舰不久、无甚罪恶的舰长胡敬瑞开船，但这位忠于蒋介石的抗日英雄舰长却持枪顽抗到底，最终被水兵陈世忠击中，命陨大海。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搏斗，拒绝起义的5名军官和6名士兵被击毙，起义士兵控制了全舰。按照计划，陈仁珊、李春官把经验丰富的老舵工郑宝德请上驾驶台。在郑宝德的指挥下，“长治”舰稳稳地开进吴淞口，进入黄浦江。拂晓5时，“长治”舰顺利抵靠上海外滩武昌路码头，起义获得成功。

“长治”号的起义，使它成为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一艘起义的国民党海军军舰。蒋介石这位“运输大队长”给即将诞生的共和国送上了一份特殊的贺礼!旧舰新生

“长治”号步“重庆”号后尘而起义，国民党当局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尽管“长治”号连夜从上海溯江向南京转移，但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依然追踪而至，22日和23日对“长治”号进行了连续轰炸。为保护军舰，保护起义官兵，在将舰上的火炮、仪器、电台等主要装备卸下后，“长治”舰于9月24日晚开至南京燕子矶以东江面，官兵们将底舱阀门打开，舰体缓缓自沉长江。为迷惑国民党当局，新华社于9月27日播发的电讯中称“长治”号被8架国民党空军飞机炸沉。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空军部队的组建和高射炮力量的加强，舰艇的安全有了保障。1950年初，华东军区着手组织打捞“长治”号。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2月24日，“长治”舰整体打捞出水，随之被立即拖往江南造船厂进行大修，不久更名为“八一”号。

1950年4月23日，在人民海军成立一周年之际，“八一”号被重新命名为“南昌”号，担任人民海军第一支舰队--第六舰队(后改名护卫舰六支队)的旗舰，舷号“210”。众所周知，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建立的光辉起点，用这两个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名字命名同一艘军舰，真是无上的光荣。

1953年2月24日，“南昌”舰迎来了其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毛泽东主席在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参谋长张爱萍、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陶勇等的陪同下，在南京下关码头登上“南昌”舰，用行草在宣纸上挥毫写下了二十三个大字:“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主席视察“南昌”舰

50年代初，“南昌”舰进行了改装，用2门苏联驱逐舰上常用的B-13型130毫米单装炮取代了原先的3门120毫米日造主炮，副炮也换成6门37毫米炮，随后便投身东南沿海的战事之中。在东矶列岛战斗和解放一江山岛战斗中，“南昌”舰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紧张的战斗、训练、护航、护渔任务之外，“南昌”号还于1957年承担了一项特殊的使命:在反映“长治”号起义的故事片《海魂》中扮演起义军舰“鼓浪”号，实际上是扮演1949年的自己。《海魂》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由历史军舰扮演自身的影片。只可惜当时的军舰已经进行过改装，所以影片中看到的“鼓浪”号装备着130毫米单装炮，与历史原貌有所差别。而因为这部影片而风靡一时的“海魂衫”，其实也是新中国海军学习苏联海军的产物，先后师承英国、美国的国民党海军是没有此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