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金朝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原大地早已是一片文化多元的景象。自秦汉以来，儒家思想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历代王朝正统的主流思想，但随着汉末谶纬迷信的泛滥，其权威性被严重削弱 ，原有的各种社会政治功能，如为政权合法性提供证明、为君臣父子和各种社会关系提供特定的行
在金朝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原大地早已是一片文化多元的景象。自秦汉以来，儒家思想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历代王朝正统的主流思想，但随着汉末谶纬迷信的泛滥，其权威性被严重削弱 ，原有的各种社会政治功能，如为政权合法性提供证明、为君臣父子和各种社会关系提供特定的行为规范、为社会各阶级的成员提供普遍的道德准则等，也开始被损坏。
魏晋以降，玄学的流行，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播，更进一步直接冲击着儒家的核心价值信仰。玄学是儒道合流的思想体系，它在魏晋之际流行，一方面是因为儒学自身发展走入歧途，另一方面则是政治上士族地位上升的必然结果。当时，士族地位提高，中央政府难以驾驭他们，而士族养尊处优，不愿为中央所用，对国事与政治持消极态度，因而在学术上摒弃主张经世的儒学思想，提倡玄虚脱世的玄学。这一时期，佛教也在广泛传播，从《三国志》中记载的笮融大起浮图祠、举行大规模浴佛法会等事迹，便能看出佛教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已开始广为流传，这与当时政治动乱、社会经济衰败，人们普遍寻求宗教寄托以逃避现实的状况密切相关。
到了隋唐时期，虽然儒家思想仍是官方正统思想，但佛教和道教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唐朝统治者尊崇道教，奉老子为祖先，大力扶持道教发展；同时，佛教宗派林立，如禅宗、华严宗、法相宗等，在社会上拥有广泛的信众。这一时期，儒释道三家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出现了 “三教合一” 的思想趋势。
此外，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也在不断与中原文化碰撞交融。在辽宋对峙时期，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在文化上既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如契丹文字、游牧文化等，又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如儒家思想、典章制度等 。而宋朝在文化上高度繁荣，诗词、绘画、书法、理学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其文化影响力也辐射到周边地区。
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为金朝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多样的元素，也为金朝统治者在文化政策的选择上提供了诸多参考和借鉴，使得金朝在文化发展道路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在金朝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尊崇儒学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金朝统治者对中原先进文化的认同与接纳，更是推动女真文化与汉文化深度融合的关键力量 。
金朝初期，太祖、太宗时期，多种经济制度并存，政权机构尚在初创阶段，对各种思想秉持着兼收并蓄的态度，呈现出多元共存的局面。彼时，儒学虽已传入金域，但尚未受到特别重视。为阿骨打出谋划策的扬朴是辽的进士，阿骨打本人也略通汉语，完颜兀室制成的女真大字依仿汉人楷字，这些都表明儒家文化在建国前已有所传播 。随着伐宋 “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大量书籍和儒生流入金域，儒家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在统治思想中，以儒为主的倾向开始初露端倪。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熙宗时期，尊孔之举从他这里正式拉开帷幕。皇统元年（1141 年）二月，熙宗 “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这一行为意义非凡，标志着金朝统治者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天眷三年（1140 年）十一月，以孔子四十九代孙璠袭封衍圣公，皇统二年（1142 年）正月，衍圣公孔璠死，子承袭，这一系列举措承认了孔氏家族的世袭地位，完成了金朝从不尊孔到尊孔的关键转变。
海陵王亮时，规定衍圣公的俸格，从经济层面为孔氏家族提供了保障，使得尊孔有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世宗时期，尊孔的途径进一步拓宽。他让衍圣公总为曲阜令，掌握地方实权，这不仅提高了衍圣公的政治地位，也使得儒家思想在地方治理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时，世宗修缮孔庙，派十人守庙，以示尊崇；还依据唐开元礼，修订祭孔大典，让尊孔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使尊孔活动更加规范、有序。
到了章宗时期，尊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章宗进一步扩大尊孔范围，在各地普遍设置孔庙，没有的新建，毁坏的重修，使得尊孔之风在金朝境内广泛树立 。他完善了祭孔大典，对每年祭孔大典的次数、人员安排与服饰都做了明确规定，还委派专人训练孔氏子弟，以备祭祀。章宗甚至亲自参加祭孔、作赞文，规定臣民与进士名称要避孔子讳等，使祭孔制度更加严密化，孔子在金朝的地位也达到了独尊。
读经在金朝儒学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要实现广泛读经，首先要解决书籍、师资与学校这三个关键问题。
金朝统治者对儒家经典极为重视。太祖时期，在攻下辽的中京后，就下令将所掠的礼乐仪仗图书 “并先次津发赴阙” 。后来攻破汴京，采纳降将刘彦宗的建议，大规模搜书，“金人指名取索书籍甚多”，还到国子监索书。宗宪在汴京时，众人争趋府库取财物，他却独载图书以归，完颜勖所掠书籍更是 “载数车而还”。除了掠取，金朝平时也注重购买书籍，明昌五年（1194 年）二月，“诏购求崇文书目所阙书籍”，按《崇文总目》访求天下遗书，使得儒家经典等书籍在金朝逐渐趋于完备，为读经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
在师资方面，金朝的师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外族吸收师资，这在建国初期尤为明显。在对辽战争中，金朝获得辽进士韩眆，他曾开馆执教，培养出胡砺这样的优秀学子。胡砺在定州观察判官任内，“士子聚居常以百数，砺督教不倦” 。在对宋战争中，金朝同样网罗了一批儒生。攻破汴京后，虽曾索到博士十人，太学生堪充教师者三十人，但不太理想，后改为指名索要。降将刘彦宗还移文到河北，在已占领的州、县、镇 “搜索举人”，用文人来兴学立教。二是金廷自身培养师资，尤其重视女真人执教。有些女真人虽不是科举出身，却有文化素养，如耶鲁和讹离刺等从事官府教育，培养出合椿年、纥石烈良弼等杰出人物。纥石烈良弼设馆执教，“学徒常二百人” 。还有些女真科举出身者，也投身教育事业，如徒单镒 “明敏方正，学问该贯，一时名士皆出其门，多至将相”，同他一科中举共 27 人，前三名为中都路教授，第四名以下为各路教授。当时府、节镇、州学的教员，大多由考中进士者担任，这保证了师资队伍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学术素养。
学校方面，金朝的学校分为官私两种。官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太祖时期，“女直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此时虽有学习的行为，但还不属于正规学校 。到了天会年间，规定各路选送女真学生到京师学习，这才有了正规学校的雏形，纳合椿年、纥石烈良弼、曹清之、宗宪等都曾在这种官学里学习。天德三年（1151 年），金朝设立国子监，成为高级贵族官僚子弟的学府。世宗尤为重视教育，“中兴以来，敦复文教”，大定六年（1166 年）始设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僚的兄弟子弟入学读书 。大定十六年（1176 年）设府学十七处，招收生徒千人。章宗时，又设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诸路学生猛增到三千人。此外，金朝还翻译经史书籍，规定有二十六种书 “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作为必读教材，进一步推动了读经在学校教育中的开展。私学在金朝也颇为兴盛，如傅伟文 “授徒以自给”，高林教授学生 “恒数百人”，王去非 “家居教授，束脩有余辄分惠人”，史天倪 “乃建家塾，招徕学者”，这些私学为更多人提供了接受教育、学习儒家经典的机会。
在金朝文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太学的设立无疑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 。它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为金朝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学作为金朝的最高学府，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重任。它为女真族和其他民族子弟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的平台，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文化素养 。在太学中，学生们不仅学习儒家经典，还涉猎历史、文学、政治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这些知识的学习，不仅丰富了他们的思想内涵，还培养了他们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 。
许多从太学毕业的学生，凭借着在太学中积累的知识和素养，在金朝的政治、文化等领域崭露头角 。他们有的成为了朝廷的重要官员，为金朝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出谋划策；有的则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成为了传播知识的使者，推动了金朝文化的繁荣 。例如，一些太学生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进士，进入官场后，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秉持着公正、廉洁的原则，为百姓谋福祉，为国家的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同时，也有一些太学生选择在地方上担任教师，将自己所学传授给更多的人，促进了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 。
太学的存在，使得金朝的人才储备得到了极大的充实，为金朝的长治久安和文化传承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 。它就像一个人才的孵化器，源源不断地为金朝输送着各类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共同推动着金朝社会的进步 。
太学还是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 。在这里，儒家思想通过教师的讲授、学生的学习和讨论等方式，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 。教师们在课堂上，详细讲解儒家经典的内涵和要义，引导学生领悟其中的道德准则和治国理念 。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相互交流，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
随着太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各地汇聚而来，他们在太学中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后，又回到各自的家乡，将儒家文化传播到金朝的各个角落 。这种传播方式，使得儒家文化在金朝统治区域内迅速扩散，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儒家文化中的 “仁”“义”“礼”“智”“信” 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金朝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同时，太学也吸引了一些汉族学者和文化名人前来讲学交流，他们带来了更为丰富的文化知识和学术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太学的文化内涵，也为儒家文化的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太学的推动下，儒家文化在金朝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连接不同民族、促进文化融合的重要纽带 。
在金朝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大金集礼》的出现意义非凡，它是金朝礼制的集大成之作 。这部四十卷的礼制书籍，诞生于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 年），由礼部尚书张暐等人精心编纂进呈 。张暐，字明仲，莒州日照县人，他博学多才，对各类知识都有深入的了解 。从他丰富的任职经历，如从陈留主簿到礼部尚书，在不同职位上积累的经验和学识，都为他编纂《大金集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大金集礼》内容丰富，涵盖尊号、册谥、祠祀、朝会、燕飨、仪仗、舆服等多个方面 。它分类细致，编排有序，将金代的礼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汇集 。在尊号方面，详细记载了金朝历代皇帝尊号的确定过程和相关礼仪；册谥部分，则对皇室成员、功臣等的册封和谥号追赠的礼仪规范进行了阐述 。祠祀内容涉及各种祭祀活动的仪式、祭品、祭祀时间等 。朝会和燕飨部分，展现了金朝宫廷中重大集会和宴会的礼仪流程，包括官员的站位、仪式的程序、宴会上的礼节等 。仪仗和舆服部分，对皇帝出行时的仪仗队伍以及皇室成员、官员的服饰制度做了明确规定，体现了金朝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 。
这部典籍对后世研究金朝历史具有极高的价值，是《金史》中各志的重要蓝本 。元修《金史》时，其《礼志》《仪卫志》《舆服志》等都以《大金集礼》为依据 。然而，由于元人在修史过程中对内容进行了大量的删削剪裁，使得《金史》中相关内容比《大金集礼》简略，且存在不少脱漏和讹误 。例如在祭方丘仪中，《大金集礼》记载有前祭二日太尉告庙之仪，而《金史》却遗漏未载；在陈设馔幕方面，《大金集礼》表明有东门、西门两处，坛上及神州东方、南方之馔陈于东门外，西方、北方之馔陈于西门外，而《金史》仅记载设于东门外，与实际礼制不符 。通过《大金集礼》，我们能够更准确地了解金朝礼制的真实面貌，纠正《金史》中的错误，还原历史的细节 。
《大金集礼》不仅仅是一部礼制典籍，更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在礼制方面深度融合的有力见证 。在祠祀礼仪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种融合的痕迹 。金朝的祭祀活动，既保留了女真族传统的祭祀对象和仪式，如对长白山等自然神灵的崇拜，在祭祀仪式中融入了女真族的传统舞蹈和音乐 。同时，又大量吸收了汉族的祭祀礼仪和文化内涵 。像祭祀祖先的仪式，借鉴了汉族的宗庙祭祀制度，在祭祀流程、祭品的选择和摆放等方面都遵循了汉族的传统规范 。
在朝会和燕飨礼仪中，也体现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从官员的站位和礼仪程序来看，参照了汉族王朝的朝会制度，以彰显等级秩序 。但在宴会的饮食和娱乐方面，又保留了女真族的特色，如提供女真族喜爱的美食，表演女真族的传统歌舞 。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拼凑，而是在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 。
这种文化融合对金朝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团结 。通过共同遵循这些融合后的礼制，女真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在文化上找到了共通点，增进了彼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少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冲突 。它提升了金朝的文化软实力 。融合后的礼制更加丰富和完善，展现了金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关注和交流，提高了金朝在当时的国际影响力 。它也推动了金朝社会的文明进步 。汉族先进的礼仪文化和思想观念融入金朝社会，促进了金朝社会在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发展，使金朝社会更加文明有序 。
金朝文化发展对自身的影响是多方面且极为深远的。在民族凝聚力方面，通过尊崇儒学、设立太学以及文化融合等举措，不同民族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找到了归属感 。女真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在学习儒家经典、遵循共同的礼制过程中，增进了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减少了民族间的隔阂 。这种文化上的统一，使得金朝境内的各个民族能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为金朝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
在巩固统治方面，儒家思想中的 “君权神授”“三纲五常” 等观念，为金朝统治者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强化了皇权的权威性 。太学培养出的大批人才，充实到各级官僚机构中，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治理能力 。《大金集礼》等礼制典籍的编纂，规范了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使金朝的统治更加有序和稳固 。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学术的繁荣 。学校的设立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教育，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 。学术研究的活跃，如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历史的编纂等，推动了思想的进步和文化的传承 。文化的繁荣也带动了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
金朝文化发展对后世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尤其是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承方面 。在元朝时期，金朝所推动的民族融合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 。元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王朝，金朝时期女真族与汉族等民族之间的融合，为元朝时期各民族之间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交流与融合奠定了基础 。元朝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金朝，继续鼓励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更加稳固 。
在文化传承上，金朝对儒家文化的尊崇和传播，使得儒家思想在北方地区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和传承 。这为后世明清时期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化提供了基础 。《大金集礼》等典籍所记载的礼制，对后世的礼仪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礼仪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朝时期的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也为后世的文化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
金朝文化发展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它是中国古代民族文化融合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展示了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过程 。金朝文化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来源：胖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