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说这事，我咋就想不明白呢？我男人也太没骨气了，背着我给他那弟媳送蛋？你说我该不该生气？＂我气鼓鼓地坐在母亲跟前诉苦。
＂你说这事，我咋就想不明白呢？我男人也太没骨气了，背着我给他那弟媳送蛋？你说我该不该生气？＂我气鼓鼓地坐在母亲跟前诉苦。
＂闺女，你这是钻牛角尖了。＂母亲放下手中的针线活，长叹一口气。
＂一百个鸡蛋啊，妈！那可是我排队三个钟头才买到的。＂我一想起来就来气，手指甲都掐进了肉里。
那是1985年的夏天，蝉鸣如织，热浪滚滚。
我和张建国结婚已经两年了。
那年春天，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比我小两岁的张建国。
他家在城东五里地外的小村子，家境不好，土坯房子年年漏雨，但人老实本分，是生产队里有名的好小伙。
他第一次来我家，穿着一件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棉布裤子洗得起毛，却熨得笔挺。
那时我家在县城有一套两居室的砖瓦房，父母都是县供销社的正式工，在当时算是＂吃商品粮＂的干部家庭。
我在县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站柜台的时候，总能看见张建国站在对面的电线杆旁，手里攥着一把不知从哪采的野花，目光炽热又胆怯。
＂这年轻人实在，家境是差了点，可踏实肯干。＂父亲看人向来准。
结婚时，我父母商量后决定让建国入赘我家。
倒不是看不起他家，主要是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女儿，父母年纪渐长，总想着将来有人照顾。
建国倒也爽快答应了，尽管他是家中长子，可他弟弟已经成家立业，父母也有人照顾。
婚礼很简单，没有大操大办，只请了几桌亲戚和同事。
我清楚记得，婚礼上有个醉醺醺的叔伯，大着舌头对建国说：＂小子，有福气啊，投胎投到了干部家门口，这辈子有福享了！＂
建国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喝了一杯又一杯，那晚是我扶他回的房。
＂倒插门女婿＂在那时并不常见，街坊四邻难免有些闲言碎语。
＂看看，人家小张多没出息，给人当上门女婿了。＂建国去自来水房打水，身后总有这样的窃窃私语。
刚开始，建国还挺在意这些话，脸上挂不住，时常闷闷不乐。
后来，他似乎也就释然了，只是比从前更加勤快，更加沉默。
婚后，建国在县砖厂找了份工作，天不亮就出门，披星戴月回来，每月四十多块钱工资。
他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上交到我手里，分文不留。
那天他双手递过来那叠带着汗渍的钱，我心里又酸又甜。
建国的自尊心很强，什么家务活都抢着干，好像要证明些什么。
每天早上四点多，他就悄悄起床，烧好热水，刷洗完院子，再去厨房生火做饭。
我常常被灶台上的锅碗瓢盆碰撞声惊醒，揉着眼睛看见他忙碌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温暖。
＂娶进门的女婿如同捡回的孩子＂，这是县城里流传的俗语。
建国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敏感，比如我父母无意间说他＂没见过世面＂，或者邻居阿婆们议论他＂靠女人吃饭＂，都能让他心里不舒服好几天。
＂男人嘛，不能太计较。＂他脸上挂着笑，眼里却藏着苦。
我们的小院子里种着两棵枣树，是建国从他老家移栽来的。
＂让你也尝尝我们村的枣子，酸甜可口，比集市上卖的强多了！＂他挥汗如雨地挖坑、栽树，眼里满是期待。
那两棵枣树，成了他心里的一方故土。
结婚第二年，他的弟弟家生了个儿子，全家沸腾了。
按照我们那里的习俗，弟媳坐月子期间，家里人要送些营养品去补身子。
七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家，家里静悄悄的。
厨房的菜都准备好了，就等下锅，却不见建国的人影。
我换了鞋子，正准备去院子里喊他，突然发现放在厨房角落的竹篮子空了。
那个竹篮子里，原本装着我昨天从供销社排队买的一百个鸡蛋。
那时候买东西不容易，得凭票，还得排队，我费了好大劲才买到这些鸡蛋，打算腌些咸鸡蛋过冬。
当时鸡蛋紧俏，一个能卖七分钱，一百个就是七块钱，够普通工人半个月的伙食费了。
建国回来比平时晚了一个多小时。
他推开门，见我坐在桌前，脸色有些不自然。
＂今天怎么这么晚？＂我试探性地问。
＂加…加班，厂里紧着生产。＂他支支吾吾的，眼神飘忽。
＂篮子里的鸡蛋呢？＂我直截了当地问。
他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嘴唇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你把鸡蛋拿去哪了？＂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
建国犹豫了一下，才低声说：＂我...我送给弟媳了，她生了孩子，坐月子需要补身体...＂
＂你怎么能背着我拿家里的东西？你问过我吗？＂我一下子火了，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
那声音惊得院子里的麻雀扑棱棱飞走了。
＂那是我弟媳啊，咱家条件好点，帮帮他们怎么了？＂建国反驳道，眼睛里闪着倔强的光。
＂是你弟媳不假，但这是我家的东西！你入赘我们家，就得按我们家的规矩来。＂我越说越气，句句带刺。
晚饭，我们谁也没胃口。
建国听了我的话，脸色变了，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又说我是入赘的？我知道我身份低，可我这人再怎么不争气，也不至于连送几个鸡蛋都要看你脸色吧？＂
他的声音很小，像是自言自语，却字字如刀，刺得我心里发慌。
我们的争吵惊动了在隔壁屋看《新闻联播》的父母。
＂吵什么吵！一点小事，至于这样吗？＂父亲拿着烟斗站在门口，皱着眉头。
＂爸，你不知道，他背着我偷偷拿了一百个鸡蛋送人！＂我委屈地说。
听完事情经过，父亲竟然批评起我来。
＂建国也是一片好心，他弟媳刚生产，送点鸡蛋怎么了？太小气了！＂父亲的烟斗指着我，冒出一缕缕烟。
＂你们怎么向着他说话？他背着我做这种事，不跟我商量，这算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是他亲弟弟的媳妇，你这么小气，让人家怎么想我们家？＂父亲难得地提高了嗓门。
母亲在一旁劝着：＂都少说两句，饭要凉了。＂
晚上，我和建国谁也不理谁，背对背躺在床上，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沟壑。
我想不通，为什么全家人都觉得我错了？
不就是一百个鸡蛋吗？关键是他背着我，偷偷摸摸的样子让我特别来气。
床头柜上的老式闹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声都像是在敲打我的心。
临睡前，我听到建国轻轻地说：＂对不起，我不该背着你。＂
我没有回应，只是把被子拉高了些。
半夜，我被一阵细微的声音惊醒。
借着窗外的月光，我看到建国坐在床边，肩膀一耸一耸的。
他在哭。
那个在砖厂扛起几百斤水泥袋面不改色的壮实男人，此刻正无声地流泪。
我装作没醒，心里却五味杂陈。
第二天早晨，我睁开眼，建国已经不在身边。
枕头上放着一张纸条：＂我去砖厂加班，可能晚上不回来了。＂
字迹有些潦草，好像是匆忙中写下的。
这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
柜台前排队的顾客脸色不耐烦，我却恍若未见。
＂同志，我要的是红塔山，你怎么给我发的大前门？＂一位顾客不满地说。
我这才回过神来，连声道歉。
下班后，天下起了小雨。
我撑着花布伞，绕了个弯，去了小姑子家。
小姑子比我大两岁，在县医院当护士，我们关系不错。
＂嫂子，你是不是太计较了？＂小姑子听完我的诉说后，一边给我倒茶一边说，＂建国哥虽然是入赘，但他对爸妈多孝顺啊，对你也没的说。不就是一百个鸡蛋嘛，至于吗？＂
她的话让我更加迷惑。
＂可他为什么要背着我呢？如果他跟我商量，我肯定不会不同意的。＂我辩解道。
小姑子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说：＂嫂子，你平时对钱看得很紧的，建国哥可能是怕你不答应吧。＂
回家路上，雨越下越大。
我的布鞋湿透了，脚趾冰凉。
拐进巷子口，我碰见了住在隔壁的王大娘，她打着油纸伞，拉住我问：＂丫头，听说你男人送了些鸡蛋给他弟媳，你还闹别扭了？＂
看来这事已经传开了。
我尴尬地笑了笑，没回答。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王大娘摇头叹气，＂男人本来就面子薄，你还闹得满城风雨的。我们那会儿，家里男人说一，哪敢说二啊！＂
又是这样的说教。
我心里堵得慌，加快脚步往家走。
回到家，我发现母亲正在厨房忙活，看见我回来，她欲言又止。
＂妈，您说吧，您也觉得我错了是不是？＂我直接问。
母亲放下手中的菜刀，叹了口气：＂闺女，你是不知道，建国自从到咱家，受了多少委屈。他那个人要强，从来不说。＂
她擦了擦手，继续说道：＂你爸前几天还听人说，砖厂里有人叫他＇倒插门＇，他愣是忍着没吭声。就连你爸去厂里看他，他都躲着，怕别人说闲话。＂
我心里一酸。
原来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对自己家人有感情，这是好事。咱们家条件好，分担点亲情义务怎么了？＂母亲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我。
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可他为什么不跟我商量？＂我固执地问。
＂可能...可能是怕你不同意吧。＂母亲叹了口气，＂你平时对钱看得挺紧的。＂
这句话让我愣住了。
我真的很小气吗？
我只是希望家里的事能一起商量，毕竟那是我辛辛苦苦买回来的鸡蛋啊。
可细想下来，建国的工资全都上交给我，从来没有留下一分钱私用。
是我，是我把他逼得连一点小事都不敢跟我商量。
当晚，建国没有回家。
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也没有。
我开始慌了，去砖厂找他，工友们都说没见他。
＂也许是去了他家老家吧，这几天不是他弟媳坐月子嘛。＂一个工友猜测道。
我去了他父母家，那个破旧的土坯房。
他母亲认出我，忙不迭地把我迎进屋，连声说：＂闺女来了，快进屋坐。＂
简陋的堂屋里，几把破旧的木椅子，地上铺着旧报纸。
他父亲坐在角落的矮凳上，抽着旱烟，咳嗽不断。
＂建国没回家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父母对视一眼，摇了摇头：＂没回来，我们以为他在县城呢。＂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回家的路上，天空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脑海里浮现出建国低着头的样子，他那双粗糙的大手，他背影里的委屈和无奈。
我突然记起，结婚那天，建国的随身小包里装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
那是他全家唯一的一张合影，是他十二岁那年，全家人去县城照相馆拍的。
照片上的他，瘦小的身体，却挺直着腰板，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每次回他老家，他都要看看那张照片，眼神里满是思念。
对他来说，那个家，那些亲人，是他的根。
而我却因为一百个鸡蛋，伤了他的心。
第四天晚上，我正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发呆，门吱呀一声开了。
建国推门进来，消瘦了许多，胡子拉碴，眼睛红红的，看起来这几天都没睡好。
＂你去哪儿了？＂我急切地问，一把抓住他的手。
＂住工友家了。＂他简短地回答，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钱，＂这是一百个鸡蛋的钱，我这几天加班挣的。＂
看着那些被汗水浸湿的钱，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你个傻子...＂我哽咽着说，＂谁要你的钱啊？＂
建国低着头，声音低沉：＂我知道你觉得我是倒插门的，处处不如你。但是我也有自己的亲人，我也想对他们好一点...＂
＂对不起。＂我主动认错，抓着他的手不放，＂我不该那么说你。＂
建国抬起头，眼里充满惊讶：＂你不生气了？＂
＂我还是有点生气，＂我老实说，＂但我更生气的是你不跟我商量。我们是夫妻，家里的事情应该一起决定。＂
他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你说得对，我错了。我应该跟你商量的。＂
＂我们都错了。＂我靠在他肩膀上，闻着他身上砖窑和泥土的气息。
那晚，我们长谈了很久。
门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像是要洗去所有的不快。
我们坐在煤油灯下，灯光昏黄，映照着彼此的脸。
建国告诉我，这些年来，他一直活在＂倒插门＂的阴影下，总觉得抬不起头。
＂你知道砖厂里怎么叫我吗？＂他苦笑着，＂他们叫我＇倒插门＇，背后还说我＇吃软饭＇。＂
＂每次发工资，他们都问我：＇建国，这钱你自己用还是上交给你老婆啊？＇我笑笑不说话，心里难受得很。＂
他怕别人说他占了我家的便宜，所以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生怕给我家丢脸。
＂可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我心疼地说，握紧他的手。
＂男人嘛，这些事情哪好意思说。＂他笑了笑，笑容里有些苦涩，＂再说了，我已经习惯了。只要你们家人不嫌弃我，我就满足了。＂
听着他的话，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揪紧了。
原来，我的丈夫一直背负着这么重的心理负担，而我却浑然不知。
＂你知道吗？我其实一直很佩服你。＂我真诚地说，＂你比我勇敢多了。为了我们的家，你愿意放下男人的面子，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建国愣住了，眼睛湿润了：＂你真这么想？＂
＂当然。＂我点点头，＂我只是希望，你能把我当成你最亲近的人，有什么心事都跟我说。我们是夫妻，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他紧紧抱住我，像是找到了依靠。
第二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去集市上买了两百个鸡蛋。
集市上人挤人，我排了好久的队，才买到这些鸡蛋。
回家后，我对建国说：＂咱们一起去看看你弟媳和孩子吧。＂
建国惊讶地看着我和那两筐鸡蛋：＂这么多？＂
＂一百个是补上你送的那些，另外一百个是我们一起送的。＂我笑着解释，＂咱们是一家人，该走动还是要走动的。＂
建国的眼睛湿润了：＂谢谢你。＂
当天，我们骑着自行车，带着鸡蛋去了他弟弟家。
那是个比建国老家还要破旧的小院子，墙角的裂缝里长出了野草。
弟媳见到我们，特别高兴。
她坐在炕上，怀里抱着刚满月的婴儿，面容憔悴却满是幸福。
＂嫂子，你来了！＂她热情地招呼，有些拘谨地整理着并不齐整的床铺。
我看到炕角放着几个空鸡蛋壳，心里明白，建国送来的那些鸡蛋，已经成了弟媳的补品。
这个家太穷了，穷得连个像样的杯子都没有。
我们带来的鸡蛋，弟媳激动得直掉眼泪：＂哥，嫂子，这太贵重了...＂
建国笑着说：＂家里有了，不算什么。孩子刚出生，你多补补身子。＂
弟媳抱着刚满月的小侄子，让我们抱抱。
那小家伙皱巴巴的小脸，却有着和建国一模一样的眼睛，黑亮黑亮的，像是两颗黑葡萄。
抱着这个小生命，我突然理解了建国的心情。
这是他的血脉，是他家族的延续。
他怎能不关心，怎能不牵挂？
回来的路上，天空放晴了，阳光照在湿漉漉的土路上，泛着金光。
建国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
＂其实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倒插门，＂我真诚地说，＂我在乎的是我们能不能互相理解，能不能一起面对生活中的大事小情。＂
＂我明白了，＂他低声说，＂以后家里的事，我们一起商量。＂
路过供销社，我看见墙上贴着的大字报：＂提倡一夫一妻，反对旧风陋习。＂
文字下面，是一个家庭和睦的漫画。
我突然笑了：＂其实，什么倒插门不倒插门的，都是旧社会的说法，我们生活在新时代，应该有新观念。＂
建国也笑了，眼睛里的光亮了起来。
这件事后，我和建国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虽然他还是会因为＂倒插门＂的身份偶尔敏感，但我们学会了更多地去理解对方。
两个月后，建国的厂长来家串门，大声夸赞他工作勤恳。
临走时，厂长拍着建国的肩膀说：＂小张啊，厂里准备提拔你当生产组长，月工资能涨到七十多，你好好干！＂
建国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不停地说：＂以后我能多挣钱了，咱们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那年冬天，我们买了县城第一批彩电，整个单元楼的邻居都来我家看《西游记》。
建国在砖厂干得越来越出色，后来还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在县礼堂领了奖状和奖金。
那天，他穿着新买的中山装，站在台上领奖，我和父母坐在台下，无比自豪。
台上宣读他的事迹时，没有人提＂倒插门＂三个字，只说他是＂爱岗敬业的好职工，孝敬父母的好儿子，相亲相爱的好丈夫＂。
五年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儿子，建国抱着孩子，眼里满是骄傲和幸福。
＂儿子，爸爸会给你最好的生活，让你长大后挺直腰杆做人。＂他轻声对熟睡的婴儿说。
1990年初，单位分房，我们搬进了新建的楼房，六十平米，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虽然不大，却是我们自己的家。
建国亲手粉刷了墙壁，装好了家具，我们的新家温馨而舒适。
多年后，当我们的儿子问起我和他爸爸当年的故事时，我们相视一笑。
那些年轻时的矛盾和误会，如今想来竟是那么美好的回忆。
＂妈，您当初为什么生爸爸的气啊？＂儿子好奇地问。
我摸着他的头，笑着说：＂因为一百个笨鸡蛋。＂
＂就因为这个？太小气了吧！＂儿子撇撇嘴。
建国哈哈大笑：＂你妈当年就是这么较真，连一百个鸡蛋都要跟我算账。＂
我假装生气地瞪他一眼，心里却甜滋滋的。
一百个笨鸡蛋，换来的是我们婚姻中最珍贵的一课：无论是谁嫁给谁，谁入赘谁，真正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否携手共度风雨，能否在生活的磨砺中愈发理解彼此。
如今，我和建国已经白发苍苍，他退休后喜欢在院子里侍弄那两棵老枣树。
那两棵从他老家移栽来的枣树，如今已经枝繁叶茂，每年结满枣子。
每当我看着他在树下忙碌的身影，就会想起那个因为一百个鸡蛋而流泪的年轻人。
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在一次次的争吵和和解中，我们学会了爱，学会了包容，也学会了成长。
1980年代的县城，物质不算丰富，但人情却很浓厚。
那时的我们虽然计较一百个鸡蛋，但那份真诚的情感，那份愿意为对方改变的心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
月光如水，岁月如歌。
那个曾经为了一百个鸡蛋而流泪的男人，如今已是我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
而那两筐鸡蛋，早已被时光冲刷得模糊不清，却成了我们爱情中最甜蜜的回忆。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