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眼看国家日趋危亡，为变法图强，光绪在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宣布变法，但变法仅仅过了百日就迅速失败，而后慈禧下令斩杀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罢免维新派官员，废黜戊戌新政，史称“戊戌政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眼看国家日趋危亡，为变法图强，光绪在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宣布变法，但变法仅仅过了百日就迅速失败，而后慈禧下令斩杀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罢免维新派官员，废黜戊戌新政，史称“戊戌政变”。

初中课本上的介绍1

对于这起政变，可能出于篇幅的原因，对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记载并不是很详细，而且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他们掌握实权，阻挠和破坏变法法令的贯彻”。

初中课本上的介绍2

至于为何政变，如何政变，初中历史书上都未记载，重点都放在维新变法为非政变上，也让很多人认为戊戌政变只是一次变法失败而已，实际上这里面的水远比你想象的还要深。

初中历史课本介绍3

维新变法的呼声始于《马关条约》的签订，这一年，三十岁的湖南人谭嗣同悲愤的写下了一首诗：“世间无物抵春愁，何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

是啊，如今国家满目疮痍，外有列强欺压，内有权贵腐化，何处才是神州呢？

写下这首诗不久，谭嗣同就前往上海，结识了梁启超且加入了强学会，和一帮仁人志士商讨变法图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谭嗣同回到湖南和好友唐才常创办时务学堂，宣扬变法，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同年冬天，德国人出兵强占了胶州湾，群情激愤，变法图强言论再度被提起，此前公车上书失败的康有为则直接上书光绪，声称目前的形势迫在眉睫，再不变法，国家不国，民将不民，而光绪也想振作一番，不久就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

戊戌变法

变法需要人才，谭嗣同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下入京参与变法，并且迅速被提拔为军机章京，和他一起的还有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至于康有为，也被召见参与变法。

当然，光绪变法的背后，离不开慈禧以及一帮封疆大吏的支持。

首先是慈禧，此时的慈禧既不反对变法，更不反对改革，甚至不反对光绪对人事上的任免，提拔新贵，就是想试试这变法是否真的能变强。

至于封疆大吏，都是派自己子弟参与变法。

比如杨锐，其老师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而侍读学士徐致靖则是李鸿章的门人，林旭夫人的爷爷是两江总督沈葆桢，沈葆桢的岳父和舅舅又是林则徐，林旭的岳父沈瑜和刘坤一、张之洞关系又不错，属于人脉关系最广的一位。

而谭嗣同，其父亲则是湖北巡抚谭继洵，背后站着的则是张之洞，刘光第虽然没有大佬在背后扶持，但通过谭嗣同也拜在张之洞门下。

中兴名臣门人多有参与

可以说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背后，站着都是一帮封疆大吏，这次变法，本质而言就是清朝上层的又一次改革尝试，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在这个基础上，维新派的改革方案递交了上来，只是这方案，有的没新意，有的则不切实际，甚至有些丧权辱国。

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 修筑铁路，开采矿藏。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

政治上，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文化教育上：废除八股文，提倡西学。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社会上：创办报刊，开放言论。

这些政策看起来符合当时的需求，但为何我说没有新意呢？因为这些内容其实在变法之前就存在的。

戊戌变法

经济上的改革其实在洋务运动时期就已经施行了，而且洋务运动中，因官办实业做的并不是很好，后期改为官督民办。

而政治上，自甲午战败后，清廷就已经开始练新军了，想要“裁撤冗官”、“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的前提是得设计一条新的管理体系，问题是维新派也没拿出来，裁汰衙门和官员纯粹是他们自己觉得这些人不干活而裁掉的，相当于和明末裁撤驿站一个意思。

文化上也是如此，在维新变法前，西学已经在国内传播了，且留学生也派出了不少，各地水师学堂也建立了不少，至于创办报刊之类的，《时务报》、《强学报》等等早已创办出来，而且还有官报。

可以说这帮政策看起来没问题，但在当时要么已经存在，要么已经施行，不算太大的新意。

当然，维新派也拿出了一些新意，但在当时却过于激进，也让变法失去了中下层官吏和读书人的支持，这就是“裁汰冗员”和“废除科举制度”。

裁汰冗员得罪了中下层官吏，而废除科举又无法解决读书人的生计问题，科举是底层人阶层升迁的唯一出路，多少人寒窗苦读几十年，只为了靠科举改命，如今废了科举又拿不出新的方案，怎能不引起怨恨？

这两个方案一经推出，就让不少中下层官吏和读书人对变法产生强烈怨恨。

除了得罪这两拨人，维新派还主张“让旗人自谋生路”，让长期依赖朝廷生活的旗人自谋生路且没有过度和安置措施，无数旗人哭喊闹腾，又影响了这背后的八旗权贵，算是将这波人得罪完了。

首先就是康有为不切实际的“百年换种计划”。

康有为

在《大同书》，康有为提出了所谓的“大同计划”，在康有为眼里，近代的落后是人种的问题，想要变强就得向白人靠近，成为白人后，就可以实现人类“大同”。

那如何实现这个计划呢？就是朝廷鼓励和引进大量白人女子，给他们奖励，鼓励他们和中国人通婚，在国内生育后代。

靠人种变强，康有为的想法属实有些荒唐。

另一边，谭嗣同认为新疆和西藏过于偏远，已经成为朝廷的负担，不如卖给英国人和俄国人换取资金以赔偿日本人。

这些政策，放到今天大家都无法认可。

当然，除了“大同计划”外，康有为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即“中日合邦”，他在《自编年谱》里认为：“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

这次，他不仅提出，甚至让杨深秀向光绪上奏，建议实施中日合邦，且无条件对美、英、法等列强开放国土，来使得清朝开化的政策，而这个才是慈禧直接动怒的原因。

前几日罢免一帮守旧大臣也就算了，如今居然要中日合邦，简直就是胡闹。

康有为的想法属实离谱

甲午战败不说，还要请伊藤博文来当顾问，这种直接把政权送给日本的政策，让慈禧动了要收回权利的想法，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慈禧要干预变法了。

而一帮人早就不满维新变法了，趁这个机会，八月初三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呈上的《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并特意提到了光绪要在初五日在西苑召见伊藤博文。

为防止光绪真的一时兴起作出难以挽回的决定，慈禧宣布：“本月初四日皇太后回西苑，初六日还颐和园”。

从这里可以看出，慈禧初六日就返回颐和园的决定侧面证明她这次回来并非政变，而是害怕光绪真的做出一些无法挽回的决定，而且一路上连歇带逛，根本没有想要立即“政变”的样子。

真正让慈禧动了政变之心的是八月初五的早朝。

这一天早上，光绪接到了杨深秀的奏折，杨深秀建议他引进人才，如聘请英国牧师李提摩太、东瀛名相伊藤博文为顾问官，而在这个奏折里还提出了要与英、美、日三国“合邦”。

杨深秀

当然“合邦”之策背后其实是康有为的主意，这个奏折的起草人也是康有为。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今天中午光绪要接见伊藤博文，因而在他面圣之前将奏折交到了光绪手上。

不过光绪没有立即回应，而是对该折仅下旨“存”，并且当日呈送慈禧。

好巧不巧，这份奏折又坐实了杨崇伊“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的警告，也让慈禧下定决心临朝训政，且决定在初十日与光绪一起返回颐和园，换句话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光绪失去了权力。

而这个时候，光绪和维新派还不自知，初六日的早朝上，御史宋伯鲁不明就里，按照维新派的计划呈上康有为起草的另一份奏折，奏折里明确要求四国合邦，共管“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且建议以李鸿章、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共同商议此事。

如此荒唐的建议，慈禧看后的怒火可想而知，当即将其革职，永不叙用，而后给步军统领衙门下令，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之名拘捕拿康有为、康广仁。

疑似光绪照片

注意，这个时候仅仅只是捉拿康有为兄弟二人，而且罪名不过是“乱政”而已，罪名说破天也就罢官，但为何还牵扯谭嗣同等人呢？就不得不提康有为私下提出的“围园杀后”计划。

听闻慈禧要回宫，光绪已经有些不妙了，招来杨锐商议对策，杨锐毕竟是官场上的人，知道康有为的激进之策已经引起慈禧的怒火，提议光绪罢免康有为，先平息一下慈禧的怒火，而后再做打算，光绪深以为然，当即给了他密诏。

这份密诏里，光绪劝勉了一番，然后让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等人私下商议如何继续变法的对策，至于康有为，则派他去上海办报，远离朝廷一段时间。

本来这个密诏和康有为无关，但杨锐还是拿给康有为看了。

康有为本来就知道杨崇伊上了一份《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联想到慈禧即将回国，顿觉变法即将失败，此前他就有软禁慈禧的想法，这份密诏又坚定了冒险政变的决心。

当晚，康有为就伪造了光绪求救的“伪诏”，然后和维新派密会，这次密会除了谭嗣同还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当维新派提出围园杀后的提议后，徐世昌就知道这是造反，根本不敢答应，当晚谭嗣同又去法华寺见袁世凯，在维新派眼里，袁世凯属于帝党的人。

袁世凯

早在八月初一日，袁世凯就被光绪任命正二品的兵部侍郎，但后党这边的荣禄早就防着他，开始对新军做调动，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故调动军队，将聂士成军调到天津，把董福祥军调到长辛店，以防不测，并电报给袁世凯，催他赶快离京返津。

对于袁世凯而言，周围有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牵制，其人数远在袁军之上，而袁世凯的军队又驻扎在小站，距离京城二三百里，不仅要长途行军，还要突破聂、董二军的阻拦，奔袭颐和园，是在难以成功。

因而袁世凯提出，不如在天津阅兵的时候，让光绪进入大营。

有一说一，袁世凯的提议还算靠谱，但康有为对这个方案很不满意，加上和他有私交的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已经暗示他慈禧将要训政，劝他出京避难。

这边袁世凯不答应围园杀后，这边慈禧又要训政，对政治敏感的康有为于次日凌晨离开了京城，直接跑了。

但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并没有告密，根据毕永年写的《诡谋直纪》记载，这次密谈，袁世凯“尚未允诺，亦未明确拒绝，似有拖延之意。”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面圣，比较隐晦的告诉光绪，说维新派不靠谱：“新近进宫的官员中，虽然不乏明智勇猛之士，但由于他们资历尚浅，办事难以周密。一旦出现疏漏，势必累及皇上。事关重大，务请多加注意，天下才能安宁。臣承受皇恩深厚，不敢不冒死直言。”

问题是光绪完全不知道谭嗣同和袁世凯之间的谋划，自然无法理解袁世凯背后的意思。

面圣后，袁世凯就坐火车去了天津，当晚就见了荣禄，但并未告密，而是含糊其辞表示：“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根本没提谭嗣同之事。

八月初五回天津，八月初六日慈禧训政且捉拿康有为兄弟，当晚，荣禄再次召见袁世凯，告诉捉拿康有为一事，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才知道维新派彻底完了，也开始害怕起来，毕竟抓到了康有为，围园杀后的密谋就藏不住了，谭嗣同找自己的事情肯定知道，一旦定下造反罪名，杀头是躲不了的。

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才将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并与他密谋兵变的事情全盘托出，并跪求荣禄为他做主，而除了荣禄，一旁还有杨崇伊。

杨崇伊一听，大事不妙，于八月初七日一早坐火车回京，且立即向慈禧做的奏报。很显然，袁世凯所谓的告密，其实就是维新党倒台后为自保的自首，他不坦白，被捉拿的名单必然有他。

八月初九日，捉拿名单增加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

八月初十日，慈禧下令：“心存叵测，广结党羽，大逆不道，罪不容诛。”

从慈禧前后发布的命令来看，慈禧在戊戌政变早期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阻止维新派不切实际的合邦想法，也是为了阻止光绪作出一些不可挽回的决定。

但随着维新派的倒台以及围园杀后计划的败露，慈禧对光绪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看光绪就像看白眼狼，对维新派也是诛杀除尽。

几天后，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就被捕了，但仅仅三天，除徐致靖、张荫之外，其余六人直接斩杀于菜市口，三天就斩杀，明显不符合律令和程序。

戊戌六君子

而慈禧之所以快刀斩乱麻，一方面是为了泄愤，另一方面就是我之前说的，这几个人背后牵扯的势力实在太多了，自杨锐等人被捕后，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为了弟子奔走求援，张之洞甚至亲自为弟子杨锐作保。

一旦走程序，慈禧怕是顶不住这些南方督抚的压力，所以坚决要快速处死他们。

只是慈禧怒火是发泄了，但彻底得罪了这帮汉人督抚，彻底让汉族和满清离心离德起来，最后搞出了东南互保。

另一边，谭嗣同又以死明志，尽管谭嗣同此前的政策有些不尽如人意，但他的革命之心，不容置疑，是的，我用的革命两个字。

本来谭嗣同有机会逃走，但他就是坐着等清兵上门抓捕他，为的就是以死明志。

且在狱中，故意挑拨慈禧和光绪的关系，说一切都是光绪背后的授意，就是为了激化慈禧和光绪之间的矛盾。

其次他也明白，维新这种温和的改良方式注定要失败的，既然改良失败，下一步只能是革命，为了唤醒国人，不惜以流血来激励后来者，也是他说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以革命流血的方式，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可以说“戊戌政变”前后不过几天，但对历史影响和走向，都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隋丽娟：《名家说清史：光绪皇帝》，故宫出版社，2016年

于阗：《戊戌变法》，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来源：非正常历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