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啊！流氓！＂一声尖叫划破了午后寂静的玉米地，随之而来的是锄头挥舞的呼啸声。
笨玉米地里的尴尬缘分
＂啊！流氓！＂一声尖叫划破了午后寂静的玉米地，随之而来的是锄头挥舞的呼啸声。
我拔腿就跑，身后传来一阵咚咚的脚步声，那锄头险些劈在我的后背上。
那是1969年盛夏，我刚被安排到黑龙江北部的友谊生产队插队落户。
我叫周明志，一个从上海来的知青，满怀热情却又无知稚嫩，像个刚出笼的小鸟，对农村生活一窍不通。
那天，生产队收工后，我独自穿过玉米地回知青点。
生产队的厕所是露天的，仅用几块木板草草搭建，男女厕所只隔了一道矮墙，每次去那儿都让我这个城里人无比尴尬。
突然一阵肠痛袭来，我摸了摸肚子，疼得直冒冷汗。
四下无人，高大的玉米地像个天然的屏障，我左右看了看，实在憋不住了，只好钻进玉米地解决内急。
正当我蹲下的瞬间，不远处的玉米杆晃动了几下，一个身影闯了进来。
＂啊！流氓！＂她惊叫着，手中的锄头高高扬起。
我慌忙提裤子，脸红得像煮熟的虾子，连解释的话都说不清楚，只知道拔腿就跑。
她在后面追了大概有几百米，我才甩掉她。
回到知青宿舍，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心还在砰砰直跳。
＂完了完了，这下可坏了，要是被人知道我这个上海知青在玉米地里干这种事，以后还怎么在生产队待下去？＂我暗自懊恼。
第二天早晨点名，队长摇着铜铃站在院子里喊道：＂都集合了，集合了！＂
知青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昨晚一宿没睡好。
队长说：＂今天给大家介绍新来的同志，周明志，上海来的，昨天刚到，还有昨天刚回来的李秀娟，秀娟她爹是大队书记，在县城上完高中，主动要求回来支援咱生产队，大家以后多关照。＂
我抬头一看，昨天追我的姑娘就站在队长旁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扎着两条粗麻花辫，脸色红润，眼神清澈如溪水。
她也看见了我，眼中先是惊讶，随后是掩饰不住的嫌恶。
我心里＂咯噔＂一下，暗道：这下可真完了。
＂安排你俩一个小组劳动，秀娟，你带带这个上海知青，教他怎么干农活。＂队长发话了。
我的心像打翻了五味瓶，既紧张又无奈。
那时候的天空很蓝，云朵像绵羊一样洁白，玉米叶在风中沙沙作响。
我跟在李秀娟后面，走向分配给我们的地块。
她走路像一阵风，似乎生怕我跟上来。
我鼓足勇气说：＂昨天那个，是个误会，我…我实在是急了，找不到厕所。＂
她头也不回：＂我不想听。＂声音却没有想象中的冷漠。
＂咱们是一个组的，总不能一直不说话吧？＂我小声嘀咕。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那双眼睛直视着我：＂周明志，我警告你，别跟我套近乎，我爹说了，你们这些城里知青，尤其是你这种＇狗崽子＇家庭，没安好心，就是来农村避风头的。＂
我听了这话，心里像被泼了一盆冷水。
＂狗崽子＂这个称呼，我从小听到大，早已麻木。
我爷爷曾是上海的小业主，解放前开了家小杂货铺，父亲在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注定被贴上＂可疑分子＂的标签。
接下来几天，我不知怎么面对她，干活时总是刻意保持距离。
玉米地里的阳光毒辣，我不适应这种农活，没干半天，手上就起了好几个血泡。
李秀娟远远地看着我，一言不发。
不知不觉，知青下乡已经一个月了，我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节奏。
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到地里干活，中午在田间地头简单吃点带的干粮，晚上回到住处，还要开学习会，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报纸社论。
那年月，收音机是最时髦的东西，知青宿舍里有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是集体财产，每晚七点，我们都要准时收听＂新闻联播＂。
一天，我踩到石头摔倒，扭伤了脚踝，疼得我直冒冷汗。
李秀娟见状，放下手中的农具，二话不说把我扶了起来，用自己的手帕绑住我的脚踝。
＂谢谢。＂我不好意思地说。
她淡淡道：＂同志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我注意到她的手，不像城里姑娘那样白皙细嫩，而是粗糙有力，指甲缝里还有泥土的痕迹。
可就是这样一双手，扶着我的时候却出奇的温暖。
晚上，我躺在床上，听其他知青议论：＂听说李秀娟家里条件好，她爹是大队书记，在县里有关系，可人家高中毕业还是主动回来了，不像有些人......＂
言外之意是指我这样的＂狗崽子＂家庭成分，连自己选择的权利都没有，是被迫到农村来的。
第二天一早，李秀娟居然提着一个竹篮来到知青宿舍，篮子里装着几个窝窝头和一小罐麦乳精。
＂听说你脚扭伤了，今天就别下地了，休息一天。＂她放下篮子就走。
我连忙说：＂谢谢，不用这么客气。＂
她头也不回地说：＂我爹说了，你们知青是国家派来的，我们要照顾好。＂
我心里暖暖的，觉得这个看似冷淡的姑娘，其实挺有人情味。
在割玉米、掰玉米棒子的日子里，我们渐渐熟悉了彼此。
有一次，生产队组织看露天电影，放的是《地道战》，全队人都去了，我和李秀娟坐在前排的麦秸垛上。
夜风轻轻吹过，带着稻谷的香味。
忽然飘起了小雨，人群开始骚动。
我下意识地把自己的草帽递给了李秀娟：＂戴上吧，别淋着了。＂
她愣了一下，接过草帽，轻声说了句：＂谢谢。＂
电影没看完，雨越下越大，大家都散了。
回去的路上，泥泞不堪，我因为脚伤未愈，走得很慢。
李秀娟见状，主动过来扶我：＂小心点，别又摔着。＂
我心里一阵感动，问道：＂你为什么帮我？我不是＇狗崽子＇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爹告诉我，现在是新社会了，阶级斗争不能针对每个人，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我笑了：＂你爹挺开明的。＂
她也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如同春风拂过山谷，整个人都柔和了许多。
到了八月，是玉米授粉的季节，我们要在清晨雄花刚开放的时候采集花粉。
那天，天刚蒙蒙亮，我和李秀娟就到了玉米地。
晨雾笼罩着田野，远处的山隐约可见，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我仰头看着高大的玉米，深吸一口气：＂真香啊！＂
李秀娟点点头：＂城里没有这种味道吧？＂
我摇摇头：＂城里哪有这么宽广的天地，这么新鲜的空气。＂
她好奇地问：＂你不想回上海了吗？＂
我思考了一下：＂说不想那是假的，但既来之则安之，再说了，还有什么地方比这更安全呢？＂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话带着明显的政治色彩。
李秀娟看了我一眼，没有接话，继续忙着采花粉。
那段日子，我们一起在玉米地里劳作，一起在山溪边洗衣服，一起在夜晚的篝火旁听老农讲故事。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对这个倔强的姑娘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每当看到她在田间劳作的身影，我的心就会不由自主地加速跳动。
但我深知，我这种家庭成分的知青，和大队书记的女儿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年后的春天，我接到了回上海的通知，是因为我母亲生病了，需要人照顾。
临行前一晚，我走到李秀娟家门口，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敲了门。
她出来时，穿着一件粉色的棉袄，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比平时多了几分女人味。
＂我明天就回上海了。＂我低着头说。
她点点头：＂知道了，队长说过了。＂
气氛一时尴尬起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个...谢谢你这一年来的照顾。＂我笨拙地说。
她摆摆手：＂不用谢，是我应该做的。＂
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说：＂李秀娟，我，我喜欢你。＂
话一出口，我就感到脸上发烫，连耳根都红了。
她愣住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低声说：＂周明志，你知道这不可能的，我爹不会同意的，你这种家庭背景...＂
我打断她：＂我知道，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意，不求回应。＂
她咬着嘴唇，眼中闪着泪光：＂你走吧，回上海去，那里才是你的家。＂
说完，她转身进屋，关上了门。
我站在门口，感到一阵心痛，但也明白这是必然的结局。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准备离开。
队长和几个知青来送我，李秀娟却没有出现。
就在我即将上车的那一刻，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是李秀娟，她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布包。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干粮，路上吃。＂她把布包塞在我手里。
我接过来，感觉比想象中要重，打开一看，里面除了几个窝窝头，还有一封信。
李秀娟红着脸说：＂等你到了上海再看。＂
我点点头，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车子启动了，我透过车窗，看着李秀娟站在路边的身影渐渐变小，最终消失在视线里。
回到上海后，我打开了那封信。
信上只有短短的几行字：＂明志，如果你还记得那片玉米地，如果你对我的心意不变，等你条件允许了，回来找我。我会等你。秀娟＂
我紧紧攥着信纸，泪水模糊了视线。
然而，生活并非如我所愿。
回到上海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当了工人，每天两班倒，忙得不可开交。
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需要我的照顾。
更重要的是，政治形势依旧严峻，我这种＂黑五类＂子女，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生怕给家人带来麻烦。
我曾给李秀娟写过几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是啊，大队书记的女儿，怎么会和我这种人有联系呢？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十年过去了。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我也搭上了这班＂春风列车＂。
靠着自己的努力和点滴积蓄，我开了一家小小的修理铺，生活渐渐好转。
母亲的病也稳定了，我终于有机会重返那个梦牵魂绕的地方。
当年的友谊生产队已经变成了友谊村，许多地方我都认不出来了。
我寻找着李秀娟的下落，打听到她嫁给了县城一个干部，日子过得不错。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五味杂陈，既为她高兴，又感到一丝失落。
准备离开的那天，我特意去了当年的那片玉米地。
现在已是秋收时节，金黄的玉米穗垂挂着，风吹过，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述说往事。
我站在地头，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什么呢？＂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转过身，看到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站在那里，正是李秀娟。
虽然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那双眼睛依然清澈如溪水。
＂我听说有人在打听我，就猜到是你回来了。＂她说，声音依旧温柔。
我有些尴尬：＂听说你嫁给了县城的干部，过得挺好。＂
她笑了：＂谣言，我一直没结婚，在村里教书。＂
我愣住了：＂为什么？＂
她看着远处的玉米地，轻声说：＂因为有人说过会回来找我，我一直在等。＂
我的心猛地跳了起来：＂你的信，我都收到了，可你从来没回过。＂
她惊讶地看着我：＂什么信？我没收到过你的信。＂
我们面面相觑，随即恍然大悟：是当年的政治环境，阻断了我们的联系。
＂那...现在还来得及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没有回答，只是伸出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不需言语，我懂了她的意思。
就在那片见证我们初识的玉米地里，我们相拥而泣，为错过的十年，也为终于重逢的喜悦。
三个月后，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我把她接回了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
虽然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但我们相互扶持，共同面对。
改革开放的浪潮让我的小修理铺发展成了一家小电器厂，李秀娟也在一所小学找到了教师的工作。
1989年，我们的儿子已经上小学了。
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新闻联播。
李秀娟忽然问:＂明志，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
我笑着说：＂怎么会忘记，那可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一天。＂
儿子好奇地问：＂爸爸，你们第一次见面怎么啦？＂
我和李秀娟相视一笑，开始讲述那个发生在玉米地里的尴尬故事。
讲到李秀娟追着我跑的时候，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
儿子惊讶地问：＂妈妈，你居然追着爸爸跑？＂
李秀娟捏了捏儿子的脸：＂你爸爸当时可狼狈了，像只受惊的兔子。＂
我抓住她的手：＂要不是你追我，我们也不会有今天。＂
她红着脸推开我：＂少贫嘴！＂
二十年后，我们重返那片玉米地。
秋收时节，金黄的玉米穗垂挂着，风吹过，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述说往事。
村里变化很大，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家家都有了电视机，有的甚至装了电话。
当年的知青点变成了村委会，老队长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的儿子认出了我们，热情地招待我们。
＂还记得那天吗？＂李秀娟笑着问我，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
＂记得，那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一天。＂我握住她的手，已是满是老茧。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我吓坏了，回去后连饭都没吃，还被我爹骂了一顿。＂她调皮地说。
我惊讶地看着她：＂这事你从来没说过。＂
她靠在我肩膀上：＂有些事情，总要等到合适的时候才能说。＂
我搂着她的肩膀，感慨万千：＂人生啊，真是奇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拿着锄头追我的姑娘，会成为我一生的伴侣。＂
李秀娟轻轻拍了我一下：＂谁让你当时那么不羞不臊的。＂
我们相视而笑，笑声在玉米地里回荡。
这片玉米地，见证了我们的相遇、分离和重逢，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和婚姻。
当年那个尴尬的意外，成了我们相濡以沫几十年的笑谈。
人生多舛，缘分难测。
有时候，最尴尬的相遇，却成了最美的开始。
有时候，最长的等待，换来的是最甜蜜的重逢。
站在金黄的玉米地旁，我紧握着妻子的手，感谢那个让我们相遇的意外，感谢那段艰苦却真挚的岁月。
正如村里老人常说的那句话：＂缘分啊，就像秋天的玉米，看似普通，却是上天赐予的最好礼物。＂
来源：小蔚观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