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百个“预告杀人”！警醒东亚社会，家庭崩坏与网络茧房如何解决

摘要：这起恶性案件本被视为孤立的社会悲剧，却在韩国互联网生态中引发连锁震荡。极端网络社群的推动下，一场以“预告杀人”为主题的跟风狂欢迅速蔓延，暴露出韩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与青年群体的精神危机。

2023年7月21日，首尔新林地铁站发生一起无差别持刀伤人事件，一名90年生男性在4号出口附近随机砍杀路人，造成1死3伤。

这起恶性案件本被视为孤立的社会悲剧，却在韩国互联网生态中引发连锁震荡。极端网络社群的推动下，一场以“预告杀人”为主题的跟风狂欢迅速蔓延，暴露出韩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与青年群体的精神危机。

案件本身并无网络预谋痕迹，凶手赵善出身贫困，自幼由奶奶抚养长大，多次进出少管所，因厌世情绪选择人流密集的商业区作案。他在行凶前最后一晚仍拜访奶奶，选择辛灵洞则因其曾在此处有过冲突记录，深知这里夜间人流密集且监管薄弱。

然而案件经媒体报道后，韩国极右翼社群、极左翼论坛“今日幽默”以及匿名社交平台DCinside等场所，陆续出现模仿作案手法或宣称将在特定地点实施暴力的帖子。

这些内容从具体时间、凶器类型到目标人群均有涉及，截至2023年8月12日，同类帖子激增至315条，119人被捕，其中70%为10-20岁青少年，90%以上为30岁以下群体。

这种现象的扩散与韩国互联网社群的极端分化密切相关。韩国网络社群按政治立场、性别高度割裂，形成封闭的“信息茧房”。

极右翼社群曾在世越号事件中对绝食抗议者实施“暴力暴食”挑衅——当文在寅以律师身份参与家属绝食时，该社群成员携带百只鸡和披萨在现场大肆进食，美其名曰“尊重生命”，实则以极端方式制造社会对立。

文在寅

极左翼平台“单季日报”则因由激进人士金容俊创办，成为左翼思想的传声筒，聚集大量对社会现状不满的群体。

DCinside作为综合性论坛，其“自由版”充斥低俗、暴力内容，甚至出现“发大便照片求打赏”的荒诞现象，成为极端言论的温床。而Telegram等境外平台因难以被韩国本土法律约束，更成为匿名煽动的避难所，部分发帖者IP属地显示为境外，警方至今无法追责。

大量青少年参与“预告杀人”跟风行为，表面看是对恶性事件的猎奇模仿，深层则是数字时代青年群体的认同危机。韩国社会高速发展中，传统家庭结构变迁导致“茶之间”（家庭交流空间）瓦解，年轻人转向互联网寻求归属感。短视频平台的“流量崇拜”扭曲价值判断，部分青少年将暴力言论视为“出圈”捷径。

如日本回转寿司店“舔食事件”中，年轻人为流量模仿恶劣行为，韩国青少年同样陷入“越极端越受关注”的认知误区。一名17岁被捕者在问询中提到，其发帖初衷是“想看看自己能在网上掀起多大波澜”，这种对存在感的畸形追求，折射出数字时代青年的精神空虚。

涉事视频截图

经济压力加剧了这种心理畸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推行“非正式就业”制度，临时工占比长期超过30%。年轻一代面临“就业即失业”的困境，外卖骑手、便利店店员等职业缺乏社会保障，催生对社会的怨恨情绪。

2023年8月3日书岘站杀人案凶手崔元宗，正是一名22岁的外卖骑手，其网络账号充斥“携带30厘米刺身刀”“下单40万韩元武器”等极端言论，长期宣泄对“朝鲜人”仇恨。这类群体在现实中缺乏话语权，便通过虚拟空间的暴力宣言寻找存在感，形成“现实压抑—网络宣泄—行为模仿”的恶性循环。

崔元宗

韩国警方的应对暴露出数字治理的短板。尽管《轻犯罪法》可对“威胁公共安全言论”处以罚款或拘留，但面对IP属地境外的Telegram群组、匿名注册的DCinside账号，取证难度极大。已抓获的119人中，90%使用本土平台发帖，而境外IP发帖者至今逍遥法外。

这种“境内严打、境外失控”的局面，凸显韩国在跨境网络监管上的无力。更值得警惕的是司法归因的偏差：检方在起诉赵善时，将“游戏中毒”列为犯罪原因之一，称其“通过游戏积累愤怒并转移至同龄男性”。这种将暴力简单归咎于娱乐载体的逻辑，与日本90年代“漫画导致犯罪”的论调如出一辙，忽视了社会结构性矛盾对个体心理的塑造。

事实上，韩国是全球游戏监管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却未能阻止极端行为的发生，恰恰说明问题根源在于更深层的社会断裂。

韩国社会对“无差别杀人”的历史记忆可追溯至2008年日本秋田县“秋叶原杀人事件”，凶手加藤智大因失业愤懑在秋叶原街头持刀砍杀7人，其作案前频繁浏览暴力网页的行为与当前韩国凶手如出一辙。相似的是，两起事件后均出现模仿犯罪潮，反映出东亚社会在高速现代化中普遍面临的“孤独死”与“愤怒传导”问题。

不同的是，移动互联网放大了这种恶性循环：秋叶原事件时期信息传播以传统媒体为主，而当前韩国青少年浸泡在TikTok、YouTube等碎片化内容中，暴力信息以“梗”“挑战”的形式被娱乐化解构。例如DCinside出现“杀人预告模板”，教唆用户套用“时间+地点+凶器”结构发帖，甚至衍生出“反预告”群体，以举报帖文为“网络正义”行为，形成加害与抵制的流量对抗。

面对这场互联网暴力狂欢，韩国社会开始多维度反思。警方加强地铁站、商场等公共场所的武装巡逻，推出“警察特工队”应对突发危机；教育界呼吁将媒介素养课程纳入必修课，引导青少年辨别网络信息的真实性与危害性；民间组织发起“同温层突破”运动，鼓励不同立场网民进行线下对话，缓解社群对立。

但更深层的变革需触及社会公平：韩国青年失业率长期高于8%，非正规就业者缺乏职业培训渠道，这种“希望匮乏”正是极端思想的土壤。正如1998年IMF危机后，金大中政府通过铺设光缆推动互联网发展，如今或许需要一场“数字平权”运动——通过职业教育数字化、远程就业支持等措施，为青年创造更具弹性的发展空间，而非任由其在虚拟世界寻找畸形的存在感。

首尔街头，全副武装的警察与行色匆匆的路人形成鲜明对比。这场由恶性事件引发的网络暴力潮，本质是数字时代“连接”与“割裂”的悖论：当人们通过互联网获得前所未有的沟通便利，却也在圈层化中失去对多元价值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