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门右手的葡萄架下放着一张竹椅，椅子腿有些歪，垫了块砖。夏天的傍晚，总能看见她坐在那儿，一边打毛衣一边看着村口那条土路。她总共就那么几件衣裳，夏天的褪色蓝布衫，冬天的灰棉袄，却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王婶子的院子是村东头最整齐的一处。

进门右手的葡萄架下放着一张竹椅，椅子腿有些歪，垫了块砖。夏天的傍晚，总能看见她坐在那儿，一边打毛衣一边看着村口那条土路。她总共就那么几件衣裳，夏天的褪色蓝布衫，冬天的灰棉袄，却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刚回村时，以为她在等儿子回来。后来才晓得，她家根本没儿子，那个死了的男人只给她留下几亩薄田和一堆账。

我是三年前从镇上回来的，本来在镇上办了个小五金店，生意还行。只是父亲中风了，母亲一个人照顾不来，我只好回村帮忙。

村里这些年变化不大，倒是少了很多人。年轻人多数去了城里，剩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孩子。每天早上，会有一辆中巴车把孩子们接到镇上的学校，傍晚再送回来。

王婶子的院子就在去接送孩子的路边。只要坐在那竹椅上，就能看见每一个往村外走的人，也能看见每一个回来的人。

我父亲以前是村里的会计，和王婶子家很熟。记得我小时候，王婶子的丈夫还在的时候，他们家墙上挂着一张福字，是我爹写的。那会儿王婶子还梳着两条大辫子，脸上肉嘟嘟的，走路带风。

现在的王婶子已经瘦了，脸颊凹下去，手背上青筋突起。但她眼睛还是那么明亮，笑起来还有点当年的影子。

王婶子丈夫死后，村里给她介绍过不少对象。

最早那回是陈支书出面，说隔壁村的李木匠人不错，手艺好，还有个小院子。王婶子连见都没见，直接摇头。

“婶子，你才三十八，日子还长着呢。”陈支书劝她。

“我这人粗，伺候不了男人。”王婶子低着头缝鞋底。

后来又有人介绍镇上开拖拉机的，县城退休的门卫，甚至还有城里的司机。王婶子都婉拒了。

渐渐地，村里人也就不再张罗她的婚事。倒是有几个闲不住的婆娘，背地里嚼舌根，说王婶子怕是有啥见不得人的毛病，要不就是攀高枝，瞧不上村里人。

我父亲倒是偶尔会说：“别管她，她有她的想法。”

王婶子家的房子不大，但收拾得特别齐整。院子里种了葡萄、石榴，还有几畦蔬菜。最特别的是那排罗汉松，都是王婶子自己剪的，像一道绿墙，把院子和外面的土路分隔开。

十五年来，王婶子一个人种地、卖菜，日子过得紧巴但干净。

她有个奇怪的习惯，每个月都要去趟县城。这在村里人看来有些奢侈。来回车费加上一天的时间，只为了买些不值钱的日用品。村里的小卖部虽然简陋，但洗衣粉、肥皂这些也是有的。

村里赵二妮曾跟我抱怨说，王婶子就是装，明明手头紧，还非要去城里买东西，摆谱给谁看呢？

我母亲却说：“人家婶子就是爱干净，城里的东西确实好些。”

有一次我去王婶子家送父亲抄的药方，看见她桌上摆着一瓶香水。那是种很淡的花香，不浓不艳。在满是泥土和柴火气的村子里，显得格格不入。

“婶子，你还用香水呢？”我有些惊讶。

王婶子脸一红，把那小瓶子收进抽屉：“城里人送的，闲着也是闲着。”

今年春天，村里终于传来消息，县里要修一条新公路，从我们村穿过，直通县城。这下村里可热闹了，茶余饭后的话题全都围绕着这条路。

“听说是水泥路，下雨天也不会泥泞。”

“以后进城就方便了，半小时就到。”

“地皮要升值咯，城里人都爱来乡下盖房子。”

老刘头最乐呵，他家地正好在路边，据说征地款不少。我家在村中间，倒是没啥影响。唯独让我意外的是王婶子，她听到这消息后，眼睛亮得吓人。

那天晚上，路过她家，看见灯亮着。推门一看，王婶子居然在收拾房子，床单换了新的，窗户擦得锃亮。

“婶子，这么晚了还打扫啊？”

“就是闲不住。”她脸上带着我很少见的笑意，“镇东头不是开了家新理发店嘛，明天去剪个头发。”

“婶子，你要打扮起来啊？该不会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了吧？”我开玩笑道。

王婶子笑而不答，只是把一件旧衣服小心地叠好，放进柜子深处。

那件衣服我瞥了一眼，是件男式衬衫，看上去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

六月初，测量的人来了，村里炸开了锅。

特别是当测量队在王婶子家门前停下时，村里人都议论开了。王婶子家正好在村东头拐角处，新公路要从她家院子边上过。

“看来王家院子要拆了。”老刘头一边抽烟一边说。

“也好，赔点钱，婶子也能盖个新房子。”有人附和。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王婶子拒绝了补偿。她只提了一个条件：路可以从院子边上过，但不能动她院子里的那排罗汉松。

“这老娘们儿是不是傻了？那补偿款够她盖两间新房呢！”村里人都不理解。

测量队的人也皱眉头：“这样路就得拐个弯，不好走。”

王婶子铁了心：“要么绕过我的松树，要么我告到县里去。”

最后还是陈支书出面调解，县里的人也松了口，同意了王婶子的要求，毕竟就是拐个小弯而已。

七月底的一天，我娘突然喊我去王婶子家送点新鲜的玉米。说是婶子这两天没来村里闲坐，怕是病了。

推开院门，王婶子正在收拾院子。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旗袍——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她穿这么鲜亮的衣服。头发也剪短了，看上去年轻了十岁。

“婶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惊讶地问。

她笑了笑：“今天有客人要来。”

院子里，桌上摆着几个小菜，还有半瓶白酒。罗汉松下扫得干干净净，门口的路上甚至洒了水。

我放下玉米就走了，心里纳闷，王婶子这是要见什么人，值得这么慎重。

那天傍晚，我去地里拔草回来，远远看见王婶子家门口停着一辆黑色小轿车。城里人的车，很少在村里出现。

我爹坐在院子里乘凉，看我来了，招手让我坐下。

“爹，王婶子家来的啥人啊？”我忍不住问。

父亲深吸一口烟，缓缓道：“老友回来了。”

“啥老友？”

“王婶子的初恋。”父亲的语气有些复杂，“当年他是公社的会计，和王婶子青梅竹马。后来考上了城里的大学，就分手了。”

我有些惊讶：“那王婶子为啥又嫁给了王叔？”

“那会儿女孩子都早嫁人。她等了三年，没有消息，家里人逼得紧，就嫁了。”父亲把烟头掐灭，“王家当时在村里是大户，家里人想托个好靠山。”

“那后来呢？她那初恋回来过吗？”

“回来过一次，那时王婶子丈夫还活着。”父亲笑了笑，“别看王婶子现在憨厚，年轻时可是村里有名的美人，性子也烈。那男的站在村口，两人就对望了一眼，谁也没说话，他就走了。”

我若有所思：“所以王婶子这些年一直在等他？”

“谁知道呢。”父亲看着远处，“她丈夫死后第二年，有人见那男的回来过一次，在村口站了半天又走了。听说是怕影响她名声。”

第二天，我特意绕道王婶子家走了一趟。

院子里静悄悄的，王婶子坐在葡萄架下，正在摘豆角。看见我，她笑着招手。

“婶子，我爹说你昨天来了个老朋友？”我故作随意地问。

“嗯，一个老同学，在县城工作，顺道来看看。”王婶子语气平静，但眼角有笑意。

我坐下帮她摘豆角，注意到桌子上放着一本相册。一不小心碰掉了，里面掉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年轻的王婶子，扎着两条大辫子，旁边站着一个瘦高的男青年，两人在一棵树下，笑得灿烂。

王婶子赶紧把照片收起来，脸有些红。

“婶子，这是谁啊？”我明知故问。

“老照片了，早都忘了。”她低头继续摘豆角，但手上的动作却变得轻柔起来。

新公路的工程进展很快，才两个月，路基就铺好了。按计划，十月份就能通车。

王婶子这段时间格外忙碌，不仅把院子收拾得更加整齐，还新添了几件家具。村里人都说她这是要卖房子，搬去城里了。

只有我知道，王婶子在等那个人。

九月的一天，我去县城办事，在一家粮油公司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已经花白，但精神矍铄，西装笔挺。我一眼就认出来是照片上的那个人。

公司前台喊他”程总”，态度恭敬。

回村后，我悄悄问父亲：“王婶子那老同学是不是姓程？”

父亲点点头：“程远山，现在是县粮油公司的总经理。”

“他是不是要接王婶子去城里住？”

父亲笑而不答：“这事儿啊，顺其自然吧。”

十月初，新公路终于通车了。

通车那天，村里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县里来了几个领导，剪彩完毕后，还有村民自发的舞龙舞狮表演。

王婶子站在人群边缘，穿着一件鲜红的上衣，脸上洋溢着笑容。她比平时更加精神，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还提着一小袋糖果，分给村里的孩子们。

“程总说了，明天开始每天都会有公交车到村里，不用再走那么远去坐中巴了。”王婶子喜滋滋地告诉孩子们。

“程总是谁啊？”有孩子问。

“是个好人。”王婶子笑着说。

通车第二天，村口来了辆崭新的公交车。车头竖着牌子，写着”县城—塘埂村”。这是新开的公交线路，每天往返四趟。

中午时分，我去王婶子家送母亲做的点心，看见她正在院子里剪那排罗汉松。

“婶子，你这松树总算派上用场了，路修好了也不耽误你看了。”我开玩笑道。

王婶子点点头，眼里闪着光：“这路啊，我等了十五年。”

“十五年？”我惊讶，“不就是去年才开始规划的吗？”

王婶子放下剪刀，擦了擦手：“他十五年前就说要给村里修这条路。”

“谁？”

“程远山。”王婶子难得提起那个名字，“他当年离开村子时就说，有一天会回来修一条路，让村里人都能方便地进城。”

我恍然大悟：“所以你一直在等这条路？”

王婶子笑了，不是平日里那种含蓄的笑，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不光是等路，也是等一个承诺。”

后来我才知道，程远山和王婶子的约定，是在她丈夫去世后定下的。

那一年，程远山回村看望母亲，无意中得知王婶子守寡的消息。两人在村口偶遇，只说了几句话。

“等我在县里站稳脚跟，一定回来接你。”程远山说。

“我等你。但不能让村里人说闲话。”王婶子回答。

于是有了那个约定：等一条从村里直通县城的公路修好，他就会正大光明地来接她。

这十五年，王婶子拒绝了所有的说媒，每月去县城，其实是去偷偷看他。而程远山也在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承诺，从一个小职员做到了公司总经理，终于有了足够的影响力，促成了这条公路的修建。

公路通车一周后的周日，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王婶子家门口。

程远山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站在院门外，手里捧着一束野花。村里人都跑出来看热闹，这才明白为什么王婶子这些年一直不改嫁。

我在一旁看着，只见程远山走到王婶子面前，弯腰递上花束：“路修好了，我来接你了。”

王婶子接过花，眼圈红了：“你是县里的大人物，我一个农村寡妇，配不上你。”

程远山摇摇头：“在我眼里，你永远是村东头那个扎两条大辫子的姑娘。”

村民们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王婶子守寡十五年，居然是为了等这么一个人，这么一条路。

如今，王婶子已经搬去县城住了。她的院子还在，那排罗汉松依然守在公路边上，只是院子大门紧锁，偶尔周末才会开一次。

有时候我乘坐公交车去县城，经过粮油公司时，能看见程远山和王婶子一起从公司出来，手挽着手去附近的小馆子吃饭。王婶子虽然还是那么朴素，但整个人都散发着幸福的光彩。

村里人都说王婶子命好，守得云开见月明。但只有我知道，那不是命好，而是她坚守了十五年的等待与信任。

她等的不只是一个人，一条路，还有一个迟到了大半辈子的约定。

昨天，我又去了趟县城。在粮油公司门口遇到了王婶子，她正提着菜准备回家做饭。

“婶子，你这日子过得美着呢。”我打趣道。

王婶子笑了：“还行，就是城里房子小，没地方种菜。”

“那罗汉松呢？还去打理吗？”

“每周末回去一次。”王婶子的眼里有光，“那排松树见证了我们的约定，得好好照顾它。”

我望着王婶子远去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等待。那不是消极的盼望，而是积极的准备与坚守。就像那排罗汉松，即使没人欣赏，依然年复一年地生长，等待着属于它的那条路。

“有些路，值得等待一生。”这是王婶子教给我的人生智慧。

来源：牟牟说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