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革命的失败，对我们党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便是加强兵运，从根本上改变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扩大反对军阀战争运动，瓦解军阀军队，努力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

引子

＃本文摘自《江西文史资料》第七辑(1981年12月)，宁都县政协文史组、宁都县博物馆稿，原标题《宁都起义始末》

大革命的失败，对我们党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便是加强兵运，从根本上改变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扩大反对军阀战争运动，瓦解军阀军队，努力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

兵运工作是要靠党组织去开展的。大革命失败后，党在二十六路军的前身国民军联军中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除过去未曾暴露身份的党员外，均被“清洗”。潜伏下来的少数党员，也大都失去了组织联系。该部被收编以后，只有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同志才与河南军委的一个组织接上了关系。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六路军被驱开向江西，到达浦口时，原西北军官学校的学生，共产党员袁汉澄（现名袁血卒），打进了七十三旅二团三营，改名袁零，补了个上士的名字，于三月随部队开到江西宜黄后，在黄陂圩见到了相识的刘振亚，彼此接上了关系，刘振亚原以为到了江西“围剿”红军的地方，只要去找到红军或苏区党的组织，说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就可以接上关系，不知道要进入苏区，没有红军机关或苏维埃政府的证明，是不行的。因此，他对袁汉澄说：“你来得正好。是不是你回到开封去，找他们想办法打通关系？”袁汉澄当即答应。刘振亚给了他路费，告诉他接头的关系是“河南开封相国寺后街同春饭庄陈立”。

袁汉澄到开封接上关系后的第二天，又遇上了过去同在西北军官学校学习的王超同志从归德（即商丘）来了。袁汉澄向陈立、王超介绍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后，他们又向河南省军区负责人方纪纲同志介绍袁汉澄在西北军的旧关系。并建议两个方案：一是到河南璜川吉鸿昌的部队去；一是到江西二十六路军去。方纪纲说：“从全国范围考虑，我们的工作重点在江西。蒋介石把新编的二十六路军匆忙地开赴江西‘剿赤’前线，我们的工作也应该赶上去。你们是留在河南好，还是去江西好？要清中央决定，你们暂等几天。”这时，袁汉澄经请示陈立同意，给过去军官学校的同学、一同从山东济宁开小差的李肃写去了一封信。两天以后，方纪纲通知王超、袁汉澄到江西去。并叫他们先到上海（党中央）去一趟。

袁汉澄和王超一道前往上海，到达徐州车站时，恰好碰上应约去开封的李肃。于是，三人一同南行，到了上海，住在浙江路中国旅馆。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后来又移住四马路振华旅馆二楼。

当时，周恩来同志在党中央任军委书记，亲自抓兵运工作。王超接上关系回来，马上传达了上级的两点指示：第一、同意接受李肃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先参加兵运训练班学习。

第二天早上，三人坐在自己床上，给李肃举行了“入学式”（当时把入党叫入学）。由袁汉澄做介绍人。下午，“兵运训练班”开学，课堂仍是这间住房，学员也即是他们三个人。先后到训练班讲课的有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李富春和军委兵运科的负责人朱瑞等同志。讲授的题目有：两个高潮之间新军阀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反对盲动冒险主义、兵运的最高目的是武装暴动等等。除了听讲，他们还看了《共产党宣言》、《社会科学概论》等书籍。训练班结束那天，来了一位戴台湾式草帽、穿纺绸大衫的细高个儿，说：“中央决定，派你们到江西二十六路军去，任务是争取该军到革命方面来。明天就走。二十六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胜利的大小就要看你们的努力。如果需要红军援助，来不及请示中央，可以直接去联系，接头的‘关系’就说是‘朱瑞叫来的’，到江西后，与上海联系的信上写‘交通大学袁凤渊收’”。

王超等离开上海到了南京。他们在下关码头正要过江，意外地遇上刘振亚，就决定在南京住一晚。

在住处，刘振亚把二十六路军最近的情况：诸如蒋介石的种种歧视，官兵的情绪不满，士兵生活的艰苦，以及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思想倾向，对蒋介石的愤慨，原西北军中、广大士兵，以至下级军官对刘伯坚同志的深刻印象等等，作了介绍。并说他这次清假回家，是董振堂批准的，并要他路过上海打听刘部长（刘伯坚）的消息。

第二天，他们四人一同上船前往南昌。

到了南昌，王超按中央的指示，有任务要接关系。当天，因为找不到去抚州的船，又在南昌等了一天，才搭上烟蓬船朝二十六路军驻地附近的抚州驶去。船上遇着一位西北军官学校的同学。此人表现高傲，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王超却主动和他接近，海阔天空地和他谈得十分起劲。过后，王超对袁汉澄他们说，他获得了一件有益的机密。什么机密没有说，只说那人是冯玉祥由山西晋城派往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的代表。

他们于五月下旬，到达二十六路军的驻地宜黄。

王超等四人到达宜黄时，恰逢二十六路军吃了败仗，刚刚从前线撤退到宜黄县城。根据这种情况，他们赶紧商定秘密活动的原则，分别进行。活动的对象主要是士兵和下级军官，也尽力做高、中级军官的转变工作，逐步控制各要害部门以至全军；活动的方法主要是抓住矛盾，利用关系，进行政治瓦解，把反蒋与倾向革命的争取到同情或参加党方面来；发展党员，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初期不形成组织，谁发展，谁领导，除特殊情况外，只发生直的关系。总的目的是发展中坚，联合多数，孤立少数，打击奸顽，争取全军起义到红军中来。

二十六路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从阶级基础看，士兵和下级官长，百分之九十左右都是被迫当兵的贫苦农民、工人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从历史渊源看，大革命时受过共产党的影响，参加过北伐，广大官兵（包括相当一批高、中级军官）对在国民军联军时工作过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对刘伯坚）怀有很深的感情；他们与蒋介石混战数月，无数弟兄血染中原又被改编，遭到歧视，官兵们皆十分恼恨。从其内部的情况看，矛盾很多，而且日渐激化。这都是有利于进行兵运活动的。

除刘振亚回七十三旅外，其他三人都通过同乡、同学等社会关系，李肃往七十四旅，袁汉澄去七十九旅二团团部，王超往总指挥部。扎下脚跟以后，首先就做西北军官学校那些同学的卫作，顺着熟悉的关系，广泛交朋结友，物色中坚分子，寻找发展对象。经过一定的考验，然后履行手续。

不久，王超和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又名罗致中）接上了党的关系。罗亚平和他是同乡，一九二五年曾一起在鄂西搞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失掉了党的关系。袁汉澄介绍了七十四旅二团三营机枪连中尉副连长王铭五和上尉执法队员王振铎入党（后来，党的重要文件与马列主义小册子，都由他保存，中央军委以交通大学袁凤渊的名义转来的文件，也由他收转）；李肃介绍了七十四旅二团排长李秉仁入党；刘振亚先后介绍了七十三旅中校参谋杨金镗和上尉执法官王文宏、学兵连教官李青云入党；接着，李青云又介绍了学兵连战士王际坦（即王幼平）和七十三旅上尉参谋郭如岳入党。七十九旅二团三营九连连副熊伯涛，原是西北军官学校的学生，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失掉了关系，这时也由袁汉澄与他接上了关系。

七月下旬，二十六路军从宜黄开至宁都。从七月至起义前夕，又发展了一批党员；袁汉澄介绍了七十九旅二团特务排中士班长田玉珊、一等兵李春华；王振铎介绍了总部执法队员孙步霞、杨履元；李青云、王际坦在学兵连先后介绍了赵鸿志、杨艺林、谭时清(即谭志刚)、刘静生、霍万仲等入党。随着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中央指定在二十六路军中成立秘密特别支部委员会，由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而且分别成立了官长党员和士兵党员支部。刘振亚兼任官长党员支部书记，李青云任士兵党员支部书记。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总指挥部的总参谋长赵博生也发展为党员了。

赵博生，又名恩溥，一八九七年出生在河北省沧州地区黄骅县东慈庄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一九一七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从戎后，历任参谋、团副、参谋处长，旅、师、军参谋长、特种兵旅旅长等职。大革命前，他在给官兵讲话时，曾说：“中国现在好象将要倒塌的一座大楼，人们住在里面，将有死亡的危险，这座大楼必须落地重修，才能坚固。这个责任，就是吾辈军人的天职”。他虽月领厚薪，但异常刻苦自励，不存一钱，除了自己必须的生活开支外，其余全部用于奖励士兵和救济士兵家庭的困难。五原誓师以后，在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积极参加北伐。“四一二”事变后，他对蒋介石、冯玉祥等背叛革命的行为，非常不满，常对有觉悟的官兵说：“我每天都准备着死，在未死之前，活一天就坚决为工农劳苦群众奋斗一天！”一九二九年，他在西北驻防，时值连年大旱，无数农民生活无着，反动政府依旧横征暴敛。他看到国危民困的惨状，优国忧民，写了《救国救民之责任》一文，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表示决心拯救人民出苦难。不久，他又作了《》革命精神之歌》，歌词是“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作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寒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仁！成功！实现大同。”并花钱请一位教授给谱上曲调，亲自在自己所掌握的特种兵旅教导大队广为教唱，用以教育和激励部属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一九三〇年秋，冯玉祥在中原混战中失败，他在西安担任城防。蒋军兵临城下，他不愿投降，不愿继续干那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毅然率所部教导大队五百人起义，树起“三民主义救国军”的旗号，自任军长，由孙毅辅佐，分由李青云、郭如岳等人任支队长，拟入汉中，谋取革命出路。这次起义虽遭失败，但他没有气馁，并立下了“长期从事地下斗争，不达目的不止。”的誓言，继续寻找出路。随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后，他同情革命，凡是以“赤匪”罪名抓到的老百姓，送到总指挥部后，他都予以释放。他渴望找到党的组织，与士兵交谈时，常以试探的口吻问：“红军分田地你不赞成吗？给你三亩地要不要？”“打红军、打日本，你赞成打哪个？”罗亚平是湖北人，他问罗：“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见过没有？嘴巴是不是象血盆那样大？”“九一八”以后，他在军人大会上公开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兄弟阋[xì]于墙，外御其侮。”总之，无论从历史、现实的表现看，赵博生都是倾向革命、追求进步的。特支认为如果不主动争取他，就会错过在高级军官中发展党员、培植中坚的时机。一天，特支在宁都城北一家小酒馆（现桥背52号)楼上，以打麻将，买鸡吃作掩护召开会议，第三次讨论赵博生的问题。会上决定先送一封信去试探。这封信由王超起草，说明“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光明前途。经大家讨论、修改后，由罗亚平趁机把信压在赵博生的桌上，并注意收集反映。

信送去了一星期，没有反映，又过了两天，王超找袁汉澄谈了罗亚平汇报的情况：赵博生把这封“亲笔”信拆阅后，珍藏在书里，前天早操时，他把罗亚平叫到寝室，先是让坐，送茶，然后从桌上的书里拿出信来，亲切、和蔼地说：“我看这封信不是你写的，但是与你有密切的关系。”接着，诚恳地称赞道：“说得对呀，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说得完全对，不抗日，中国一定亡。你们分析的很好。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我曾到过上海，渴望找到刘部长（即刘伯坚），没达到目的。”接着，他提出要求：“今天，我找你没有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做我的引路人吧！”——之后，王超亲自出面跟他谈入党问题。特支决定发展他。由罗亚平同志作介绍人，呈报党中央审批。大概于十月底，党中央批准了赵博生入党。赵博生入党后，由他通过董振堂把李青云调任七十三旅学兵连连长，还先后介绍了八十旅上尉连长卢子美、董俊彦入党。

到宁都起义的前夕，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有二十多名党员。还有一批准备发展尚未履行手续的积极分子和一大批党的同情者。这些党员，积极分子和同情者都分散在该军的重要部门和基层指挥岗位上，使党组织基本上控制了二十六路军。

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后的初期，苏区党组织并未对它进行特别的政治宣传，地下党组织也只是在官兵中秘密活动，基本上不作宣传。发展党员，只是着重从交朋结友入手。后来，在该军处境越来越糟，内部纷繁复杂的矛盾愈加暴露的情况下，才有意识地对官兵做宣传。办法是：抓住矛盾，利用时机，将兵士的日常切身问题与党的纲领，红军的宗旨密切联系起来，相机进行，决不鲁莽从事。如：中村战斗后，红军释放了一批被俘官兵。他们到了白区，又被孙连仲部抓了回去。有的并且被狠心地当众枪毙，妄图杀一儆百。孙连仲的这种行为在兵士中引起极大的愤恨。有的同志即以说闲话的方式，启发他们觉悟。说：弟兄们从北到南为他卖命，战场上没打死，当了俘虏也没被红军杀掉，回部队来反遭枪毙，跟着孙肉头干真没意思，不如留在那当红军好！在那疾疫蔓延，死亡严重的时日，有的同志趁机在士兵中煽动说：蒋介石要置我们于死地，孙连仲不管我们的死活，他娘的，如不想办法，迟早都要在江西喂狗！在二十六路军的官兵们要求回北方抗日遭到阻止，孙连仲，高树勋等相继溜走的情况下，徬徨、悲观、绝望象雾一样笼罩着该军。此时，官兵们在绝望中赌博、吃喝消磨时日，军纪十分废弛。党组织利用这种有利的机会，相机开展各种政治瓦解工作。如王铭五擅长书法，便借许多人求字的机会，与他们进行寻找出路的交谈。赵博生集合全体官兵，讲解日冠侵吞我国河山的形势，挂上一大地图，边讲边用红笔把日寇侵占的地方圈出来。当官兵们眼见红圈儿很快就要画到关里，不禁激昂愤慨，抨击蒋介石的卖国投降行径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刘振亚，李青云在学兵连上课时，则讲述“万宝山修案”与蒋介石把东北拱手送给日本。熊伯涛则借集合全连点名例行的礼仪开场白（“弟兄们辛苦了！”士兵们回答；“为革命服务！”）启发士兵们寻找出路。当士兵们习惯而呆板地回答：“为革命服务”后，他问：“弟兄们，你们回答得对吗？我们现在是在为革命服务吗？”士兵们一听面面相觑，沉默了好一会儿后，第一班班长郭万才愤怒地回答“不是的！”“对，一班长说得对！”熊伯涛便以沉痛激愤的心情大声说“我们现在是为军阀卖国贼卖命来打自己的弟兄一红军。日寇占了我们的东三省，那里的几千万同胞正在过着亡国奴的生活，蒋介石却用重兵堵住我们，不准我们北上抗日，硬要我们打红军，这样打下去，我们还有活路吗？不行，我们要找出路，红军主张抗日，我们只有到红军中去，与红军联合起来抗日，才是出路！”有的同志则借故发牢骚、骂街进行鼓动。如借打牌输了骂蒋介石是卖国贼，抄蒋介石的娘！借肚子饿了骂孙连仲的祖宗：“去他妈的孙肉头，他妈的喝兵血，养的肠肥脑胖就溜了，丢下我们不管！”遇到稍不顺心的事，就借故骂起来：“大好河山快丢尽了，还剿他妈的什么赤！”“剿他蒋光头的娘，他要消灭我们‘杂牌军’！”“他妈的，老子当红军去！”“谁不去，谁就是小舅子！”“你在前面走，我在后头跟！”……·这种有意识的借故发泄，一方面是为了加剧该军官兵对蒋介石、孙连仲的矛盾，同时也是测试官兵的思想动向，并把他们悲观、绝望的消极情绪，引导到积极追求光明的正确轨道上来。

同时，红军和苏区党、政、武装、革命团体也采取优待俘虏、医治伤兵、写标语、散传单、武装袭扰以及组织老妪去哨所或茶楼酒馆同白军士兵谈话等等活动，并且起到了良好作用。如在中村战斗中被俘的二十六路军官兵受到优待后，一部分就自愿留下来当了红军，另一部分回到旧部后，则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他们私下给同乡、“把兄弟”介绍被俘后受到优待的情形，说红军不虐待俘虏，不搜俘虏的腰包；吃得饱，睡得好；受伤生病的还得到精心治疗，愿留下当红军的，热烈欢迎；要求回家的，每人发三块大洋作路费，还开欢送会热烈欢送。……后来，二十六路军的一些兵士，还接到了被俘后留下来当红军的弟兄们的来信，更使他们的“闷葫芦”打破了，红军、苏维埃与国民党反动派完全相反，红军是工农的武装，在他们得到胜利的地方，农民分得了土地，”不完粮税不还账了。工人加了工钱，改善了生活与待遇，再不受东家的压迫了。红军分得了好土地，还有人帮他耕种，红军内的生活官兵一样平等，没有长官的打骂压迫，有些红军士兵居然还做苏维埃的委员”。他们还派了三个代表开小差去侦探，转来的材料更多，尤其当报告他们看见赫赫大名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士兵一样的穿草鞋、着布衫，同士兵一般儿吃饭睡觉，竟不顾环境地笑起来！

再如：通过写标语、散传单以及组织老去哨所、茶楼酒馆同二十六路军士兵谈话，也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二十六路军是受蒋介石的欺骗和胁迫开到江西的。当部队进到乐安、宜黄等地之后，他们便看到了在山崖、树干、墙壁、石板路上一条条醒目的标语。如“共产党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拥护苏维埃政府”、“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等。随着所谓“进剿”区域的深入及困守时间的积累，他们看到的宣传标语也越来越多，而且有不少就象是针对二十六路军的实际情况写下的。如：“白军弟兄们，你们在山东河南苦战得了什么，为什么又来打工农？”“红军中官兵伕吃穿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白军弟兄要想发清欠饷只有暴动起来”、“二十六路军的弟兄们，要想真正抗日反帝，就要联合红军，到红军中来！”由于这些标语，对准了他们的思想，反映了他们的愿望，不仅对士兵，就是对官长也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一天，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看了红军写在宁都城墙壁上的标语后，对团副苏进说：“共产党就这点好，说什么就干什么，国民党他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

传单的内容丰富多采，有的讲国内外形势，及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有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有的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有的告诉白军到红军中来的办法；传单的文体多种多样，有宣言、书信、歌谣等等。绝大部分都是苏区党的组织派人潜入一十六路军的营区内外张贴、散发或写在墙壁上的，也有的是夹藏在柴草、食物中“卖”进了二十六路军。

此外，还挑选一些口词好的老妪，经过训练，专去对白军士兵做宣传工作。她们或同采买谈家常，或到哨所、茶楼、酒馆去卖小食品，乘机与士兵谈天、拉话匣，从中作宣传。比如：问他们娶了老婆没有哇，家里有些什么人呀，父亲母亲怎么样啦，每月有多少钱寄回家去呀……从而慢慢地把话题转到当白军划不来，不如当红军好，并介绍苏区人民翻身作主的情况和红军在前方打胜仗的消息等等。通过上列种种宣传活动，使廿六路军在政治思想上开始起了急剧的变化，‘投降红军吧！’成了士兵们内心的呼声。

至于武装袭扰（如捉交通、劫军需补给、袭兵营、甚至搞些虚张声势的武装示威）也对二十六路军起了很好的瓦解作用。

在党的兵运路线与政治指引下，经过地下党、红军以及苏区各方面大量细致的政治瓦解工作，使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终于“明白看见，在中国有新旧两个世界：一个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旧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灾祸、死亡和封建式的压迫剥削；另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红军工农群众新开辟出来的苏维埃新世界；这个世界完全消灭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封建地主的统治，实行了土地革命，工农兵掌握了政权，取得了他们的利益和一切政治自由。”引自《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的宣言红五军团宣言》看到了前进的曙光，象一团火照亮了他们的心。

资料来源：

《江西文史资料》第七辑(1981年12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