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多人，在江西省宁都县城起义加入红军，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这就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

引子

＃本文摘自《江西文史资料》第七辑(1981年12月)，宁都县政协文史组、宁都县博物馆稿，原标题《宁都起义始末》

正文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多人，在江西省宁都县城起义加入红军，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这就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

这次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坚持内战不愿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促进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对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壮大了革命力量，发展了革命形势，对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是直接的、有力的支援，同时，还为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与兵运工作，提供了好的经验，在党的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曾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正当北伐军进抵武汉，冯玉祥偕同于右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刘伯坚、乌斯曼诺夫（苏联将军）等一行从苏联回国，到达绥远省的五原。旋即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冯亲任总司令。九月十七日，在五原的大校场誓师，将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旗，发表著名的《冯玉祥五原誓师的宣言》，响应北伐。并决心对部队进行改组、整顿，委任共产党员

刘伯坚为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部长，聘请乌斯曼诺夫等为政治军事顾问。

刘伯坚同志为把冯玉祥这支军阀军队改造成为革命的军队，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根据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在全军，设立总政治部，军、师、旅、团、营，也都设立相应的政治工作机构。

为了充实政治工作人员，刘伯坚同志要求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李大钊同志输送政治干部。后来，南方局、上海局（即中央局）及黄埔军校，都先后给西北军输送了总计数百名干部，其中，最知名的陈延年、宣侠父、刘景桂（即刘志丹）、魏野畴、蒋听松、方廷桢（即方仲如）、刘晓渊、安子文、曾晓、贾舞（又名贾丽南）、李联珍等同志。他们大都担任了军、师一级政治部的负责人，奠定了西北军的政治工作基础，开展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特别是马列主义的传播。从此，西北军有了较明确的政治方向，全军上下，生机勃勃，使旧军队的恶习有所克服，军民关系得到改善，受到西北人民的拥戴。

其次，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刘伯坚同志又在包头、银川、西安等地创办了多期军官学校（又称军事政治干校），为西北军培养了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政治、军事干部。军政学校亦多由共产党人担任教官，如王一飞、唐澍、贾大容等同志都在其中工作过；邓小平（当时名邓希贤）同志亦于一九二七年在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每办一期军政学校，刘伯坚同志都亲自到校上课，并特别注重在学员中发现骨干、培养人材，发展党组织。刘伯坚同志知识渊博，对马列主义造诣很深，加之用语生动，比喻形象，使来自下层军官或士兵的学员极易接受，效果很好。

再次，每逢部队举行重大集会，刘伯坚同志总要到会演讲。为了唤起民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他还广泛开展地方工作，帮助地方建立共产党组织和其它各种群众组织，在西北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另外，刘伯坚同志在自己主管西北军政治工作后，还将西北军总部机关报《西包头报》改名为《中山日报》，派共产党贾舞担任该报社社长，郭伯瑞、胡英江任编辑，刘景熙（现名刘贯一）、贾一中（原名李子光）任记者，使这份报纸成为我党在西北广大地区的重要喉舌，对西北军和西北各级地方组织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在西北军中进行的政治工作，对其广大官兵产生了深刻的革命影响，西北军将领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等人后来的进步，以至发展成为坚决的革命者，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五原誓师”以后，为了在军事上配合从广东出发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国民军联军遂经宁夏进入甘肃，并电令甘肃代理督办刘郁芬派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孙连仲、吉鸿昌、马鸿逵等部经平凉东下，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晚，迫使围攻西安长达八个月之久的北洋军阀号称十万之众的镇嵩军撤围于这年年底进驻西安。翌年春，采纳刘伯坚和乌斯曼诺夫为配合南方北伐军继续北伐而提出的“出兵潼关，会师中原”的战略方针，于五月，分兵两路向中原挺进，并于同年六月一日在郑州与南方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的唐生智部胜利会师。

正当大革命处于高潮之际，窃踞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支持下，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由此导致中国南部出现宁（南京）汉（武汉）纷争的局面。“马日事变”后，六月十日，冯玉祥竟与从武汉来的汪精卫、孙科等人举行所谓郑州会议，决定唐生智部由河南返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六月十九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在徐州会晤，举行了所谓徐州会议，公开投靠蒋介石，并致电武汉汪精卫，推动他们也走上叛变的道路。从此，蒋冯联合向中国共产党进攻，使轰轰烈烈的北伐事业中途天折。

蒋冯合流后，冯即在西北军中进行“清党”反共，撤销了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部长刘伯坚的职务，并将共产党人师以上的政治工作人员集体遣送至武汉；将苏联顾问遣送回国；同时命令各地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使国民军联军中革命空气遽然消散，顿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取得了形式上的暂时统一。但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李宗仁联合战胜奉系军阀张作霖不久，又频于破裂，于一九二九年十月，爆发了蒋冯战争。这次战争历时一个来月，以国民军联军失利告终。国民军联军遂由河南等地退回陕西。

蒋、冯战后，西北、西南的军阀和国民党的反蒋政派，又迅速形成反蒋大联合。冯阎桂三个集团，倾其全力反蒋，从四月起，展开空前的军阀大混战。打到九月，东三省的奉系军阀发出通电拥蒋，大举入关，突然抄了反蒋联军的后路。阎锡山缩回山西。攻入湖南的桂军退回广西。总兵力达二十六万余众的冯玉祥部，至此亦土崩瓦解。冯玉祥被迫下野，残部交由鹿钟麟。鹿钟麟无法收拾残局，又交给第五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孙连仲这时在新乡，将所有退回来的残部集中黄河以北焦作一带，计收容了高树勋第十二师，董振堂第十三师、李松昆第十五师、季振同第十四师和张华棠、祝常德的两个骑兵旅，共约三万余人，投降了蒋介石。

孙连仲投蒋后，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开往山东济宁一带整编：任孙连仲为总指挥兼二十五师师长，以董振堂、季振同、李松昆分充旅长；高树勋任二十七师师长，由池峰城、王恩布、施积枢分充旅长。所部均按一师三旅、一旅二团，每师附以炮、工、辎、通讯各一营编制。另外，将张华棠、祝常德两个骑兵旅合编为骑兵第四师，以关树人为师长。不久，孙连仲获悉经过西安起义失败后的第十四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赵博生，正在郑州吉鸿昌处闲住，于是把他邀请到济宁来任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其他旧部也陆续被蒋介石改编。

蒋介石为了排除异己，达到分化、削弱以至消灭冯玉祥旧部力量的目的，施展“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的伎俩，分批“邀请”孙连仲部将领到南京“传见”，设宴招待，并给每人赠与甚厚；蒋介石还和南京高级文武官员到浦口“礼迎”孙连仲进京，当面委任孙连仲为二十六路军总指挥、江西清乡督办，升高树勋为上将军长兼二十七师师长；下令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的所有部队、陈诚的第十八军和胡祖玉的第五师统归孙连仲指挥，并答允二十六路军增加军饷，补充装备……，将孙连仲部调离山东，开入江西攻打红军。孙连仲遂于一九三一年二月，率部二万余人，从山东济宁，经浦口开往江西，参加对红一方面军的反革命围剿。

资料来源：

《江西文史资料》第七辑(1981年12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