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表还是出局，已成为悬在中国高校青年教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间紧呀，非常紧呀。你想吧，3年5篇，平均半年就要一篇呀……”一位理工科青年教师在访谈中坦言。

发表还是出局，已成为悬在中国高校青年教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时间紧呀，非常紧呀。你想吧，3年5篇，平均半年就要一篇呀……”一位理工科青年教师在访谈中坦言。

在我国西部某研究型大学（简称CU）的办公室里，13位青年教师在90-120分钟的深度访谈中，描绘了一幅高度一致的学术生存图景——论文发表已从学术成果的展现异化为关乎职业存续的核心任务。

这项针对25-35岁博士毕业青年教师的质化由田美、陆根书所做，首发《复旦教育论坛》。研究显示，在“非升即走”制度框架下，所有受访者必须在三年内完成严格的论文发表指标，否则将面临解聘或转岗。理工科教师需在国际期刊发表定量论文，人文社科教师虽未被强制但被强烈鼓励国际发表。

发表压力如影随形，随着论文作为唯一生存凭证，在过去十年间，我国学者发表的国际学术期刊论文数量迅猛增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数据表明，在2012年，作者单位为我国高校的国际学术期刊论文达到了11400000篇，较2011年增长了11.8%。2012年，我国学者发表了193733篇SCI论文，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是2002年发表的SCI论文数量的4倍多。同年，来自我国有关机构的作者在《细胞》、《自然》、《科学》上发表了187篇论文，在这三种具有影响力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排名世界第九。

在“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下，教师工作的重心往往偏离教学活动，转向可“量化计算”的学术论文产出。Alvesson和Sandberg注意到，在管理学领域中只见论文数量的激增，却严重缺少创造性和革新性的研究发现。Adler和Harzing认为，仅依靠数量的学术评价系统使研究人员无法潜心钻研知识。

Bouchikhi和Kimberly指出，“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出现越来越多的同质化研究，即研究人员倾向于报道与主流范式相一致的研究结果，以提高论文接受率。更糟的情况是，科研人员也许会为了发表论文而伪造数据。例如，Lawrence的研究证实，过分强调发表数量的重要性“往往降低论文论述的客观性”，最终“损毁科学实践[意义]”。

在“非升即走”制度下，教学和非科研任务被视为职业发展的“绊脚石”。尽管合同要求人文社科类教师年均授课180学时，但受访者普遍将教学视为“必须糊弄的负担”。一名教师表示：“学校只考核论文，教学只要不出事故就行。”这种态度导致教学投入严重缩水，例如有教师仅在课堂上“随便讲点内容”，课后则将精力全部投入论文写作。此外，行政事务（如参会、填表）和强制性的海外访学要求也被视为“毫无意义的干扰”。一名理工科教师抱怨：“学校要求参加与研究方向无关的讲座，纯粹是浪费时间。”

为完成考核目标，青年教师普遍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访谈显示，受访者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周末无休成为常态。一名教师含泪回忆其导师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去世的经历，直言“我们的身体早已透支”。家庭生活同样受到严重挤压：男性教师依赖配偶承担全部家务，而女性教师则面临职业与生育的双重困境。例如，一名32岁的未婚女教师因考核压力被迫推迟婚育计划，自嘲已成为“东方不败”。这种高压环境甚至催生了性别分化：男性教师中80%已婚，而女性教师仅25%有稳定伴侣关系。

“非升即走”制度折射出高校管理中的多重矛盾：一方面，学校宣称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方面却将教师异化为“论文生产机器”；一方面强调“破五唯”，另一方面仍将C刊论文作为职称评审的核心标准。这种矛盾在青年教师群体中引发强烈割裂感：他们既认同科研产出的重要性，又痛感学术理想的沦丧。例如，一名教师讽刺道：“我们正在把教授变成论文流水线上的技术工人。”而另一名教师则无奈表示：“发表论文是硬通货，没有它连参评职称的资格都没有。”

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非升即走”制度下的群体分化现象。新入职教师与编制内“老体系”教师的资源差距日益扩大：前者虽面临考核压力，但享有更高的薪资和科研支持；后者则因“被遗忘”而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一名老教师抱怨：“我们和长聘制教师就像光脚的和开车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这种分化加剧了学术圈的阶层固化，使得青年教师不得不在“生存”与“发展”之间做出残酷选择。

来源：必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