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十年了，顾同志。我爹临终前让我转交给你的。＂队长女儿李小芬递过一个泛黄的信封，双手微微颤抖。

重返插队地的信封

＂三十年了，顾同志。我爹临终前让我转交给你的。＂队长女儿李小芬递过一个泛黄的信封，双手微微颤抖。

我愣在那里，心头一震。

这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风雪交加的冬日。

我叫顾建国，今年已经五十有二。那年三月，带着城里人对农村的怀念和对青春的追忆，我重返当年插队的兴隆大队。

北方初春的风还带着凛冽，田野上残留的雪水在阳光下泛着微光。远处，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依然挺立，只是比记忆中更加苍老。

一路上，我心绪难平。每走一步，脚下的土地都在诉说着往事。

插队那年，我二十岁，是个瘦高个儿，戴着黑框眼镜，操着一口城里腔，背着印花布做的铺盖卷进了兴隆大队。

那是1968年，全国上下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我和几十万同龄人一样，告别父母，奔赴农村。

记得刚到村里那天，天阴沉沉的，似乎预示着未来的艰难。

队长李大山是个糙汉子，脸庞被太阳晒得黝黑，手掌粗糙得像树皮。他穿着打了补丁的蓝色对襟棉袄，腰间别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插着几支自制的旱烟。

＂小顾啊，城里来的娃娃，以后就是咱队上的人了。＂李队长拍着我的肩膀，目光坦荡而温暖。

不同于其他生产队对知青的冷淡甚至排斥，李队长待我们如亲人。

＂你娘身体不好，你爹一人撑着，你要懂事。＂他时常这样嘱咐我，眼神中透着长辈的关怀。

当时我不明白，他怎么对我家情况这么了解。后来才知道，他曾特意向县里打听过每个知青的家庭情况，就为了能更好地照顾我们。

那个年代，农村生活艰苦。我和其他知青住在破旧的土坯房里，睡的是木板床，盖的是从家里带来的棉被。冬天，北风呼啸，从墙缝里钻进来，冻得人直打哆嗦。

李队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让村里的老木匠给我们的窗户加了木板，缝隙处糊上纸，墙根堆上黄土，尽可能地挡住寒风。

＂城里娃娃，不比咱农村孩子皮实。＂他对老乡们说，语气中满是怜惜。

生产队的活儿重，对于我这样的城里人来说更是艰难。第一次下地插秧，我腰酸背痛，手掌磨出了血泡。

李队长看见了，二话不说，撕下自己的衣角，给我包扎。

＂慢慢来，熟能生巧。＂他粗糙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咱农活儿看着简单，做起来有门道。＂

渐渐地，我适应了农村生活，学会了锄地、插秧、收割，甚至能赶着牛犁田。每当我有了进步，李队长总是第一个露出欣慰的笑容。

夏夜，知青们和村里的青年常聚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围坐在一起听广播。偶尔有部队放映队来村里，放映《地道战》《南征北战》这样的电影，更是全村的盛事。

李队长总会安排我们知青坐在前排。＂让城里的娃娃看得清楚些。＂他笑呵呵地说。

那时候，队长家有个收音机，是村里少有的＂宝贝＂。每逢重要广播，他都会把收音机搬到大队部，让大家一起听。

他的女儿李小芬比我小两岁，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因为父亲的关系，对我们知青也很友善。她经常借给我们高中课本和一些文学书籍，那是我们在艰苦环境中难得的精神食粮。

时光如流水，转眼便是一年。

那是1968年冬天，天寒地冻。我在田间劳作时，生产队的通讯员骑着自行车来喊我：＂顾知青，县城来电话，你爹病了，让你速回！＂

我一听，手中的锄头＂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心里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说不出的滋味。

我慌了神，连夜收拾行囊。李队长得知消息后，二话不说，亲自帮我借了生产队的马车，把我送到了公社。

那天，雪下得正大。马蹄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李队长坐在前面赶车，不时回头看我一眼，眼神中满是担忧。

＂建国啊，家里有事就别惦记这边，安心照顾你爹。＂临别时，李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爹要是有个好歹，你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就写信回来，我去接你娘过来住段时间。＂

当时我只是感动于他的关心，却不知道这一别，竟成永诀。

等我赶到城里，爹已经去世了。医生说是急性心梗，走得太突然。

我站在病床前，看着爹苍白的脸，白布已经盖在他身上。我痛不欲生，最痛的是未能见他最后一面，听他最后一句话。

妈妈瘫坐在病床边，眼泪干涸，整个人像失了魂。

邻居王婶子搂着妈妈，低声安慰：＂顾大姐，节哀啊，你还有建国，不能垮了啊。＂

葬礼简单而肃穆，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讲究的是＂厚养薄葬＂。

我和几个远房亲戚抬着爹的棺材，走在飘雪的街道上。路过的行人纷纷驻足，摘下帽子表示敬意。

爹一生正直，在机械厂做了一辈子钳工，没有大富大贵，却留下了清白的名声。

葬礼后第三天，我带着沉重心情回到了兴隆大队。大队部的喇叭正播放着《东方红》，村民们三三两两地从地里回来，看到我都投来惊讶的目光。

李队长看我神情恍惚，只是拍拍我肩膀，没多言语。他让我先回知青宿舍休息，并吩咐食堂给我留了一碗肉汤面。

那晚，我躺在硬板床上，盯着屋顶的油灯发呆。在这远离家乡的土地上，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第二天一早，李队长来敲门。他递给我一个搪瓷杯，里面盛着热气腾腾的鸡蛋汤。

＂多少喝点。＂他粗糙的声音透着关切，＂人活一辈子，总有生老病死，你还年轻，得照顾好自己。＂

我接过杯子，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知道我不愿在人前流泪，李队长识趣地退了出去，只留下一句：＂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那时我不知道，原来爹去世那天下了场大雪，有一封我爹的信被邮递员送到了公社。李队长冒雪去取，半路被困在雪中整整一夜。等他把信带回来，我已经走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农村的生活按照季节的节奏缓慢而坚定地前行。

我开始适应没有爹的生活，也渐渐在农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1972年春，国家政策有所松动，一些知青开始返城。我本可以回去，但想到妈妈已经搬去姑姑家，而我在农村也算熟悉了，就决定再留一段时间。

李队长对我的决定很是欣慰。＂建国，你是个好娃娃，以后这农村离不开你这样的人才。＂

他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里满是期许，让我无法拒绝。

又过了两年，我终于接到了调回城里工作的通知。离别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我。

李队长站在村口，手里提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村里妇女做的饽饽和几个煮鸡蛋。

＂路上饿了就吃点。＂他递给我，眼角有些湿润，＂到了城里别忘了写信回来。＂

我接过竹篮，心中五味杂陈。＂队长，我会常回来看看的。＂

他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那是我们之间特有的告别方式。

然而，生活的车轮滚滚向前，一晃眼便是十几年。

我在城里安了家，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工作也日渐繁忙。与兴隆大队的联系渐渐少了，只是偶尔写封信问候，或者在春节时寄些城里买不到的东西。

直到1998年，我已是一家机械厂的中层干部，妻子在医院做护士，儿子上了高中。那天，我在翻阅旧相册时，看到了一张在兴隆大队拍的合影，忽然心生愧疚。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该回去看看。＂我对妻子说。

她微笑着点头：＂早该去了。＂

于是，在那年三月的一个周末，我踏上了返回兴隆大队的路。

公路已经修到了村口，但我选择了走那条熟悉的土路。春风拂面，带着泥土的芬芳，让我想起了当年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景。

村子变化不大，依然是那些低矮的房屋，只是屋顶多了几根电线杆。大队部的大喇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户人家窗户里传出的电视声。

我径直走向李队长家。记得那是村子中央一座不起眼的四合院，院子里种着几棵果树和一片菜地。

门是虚掩着的，我轻轻推开，叫了一声：＂队长，有人吗？＂

从厨房里走出来一个中年妇女，看到我先是一愣，随即认出了我：＂顾知青？是建国吗？＂

我仔细一看，竟是当年的李小芬。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痕迹，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

＂小芬，是我。＂我笑着点头，＂你爹在家吗？＂

她的眼神黯淡下来：＂我爹...去年走了。＂

我的心一沉，仿佛有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胸口。

＂怎么...怎么会...＂我喃喃道，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小芬招呼我进屋，给我倒了杯热茶。＂爹一直念叨着你，说你是兴隆大队出去的好样的。＂

我握着茶杯的手微微发抖。＂我本来答应他常回来看看的，结果...＂

＂他知道你们城里人忙。＂小芬宽慰我，起身去里屋翻找什么。

片刻后，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泛黄的信封。

＂三十年了，顾同志。我爹临终前让我转交给你的。＂队长女儿李小芬递过那个信封，双手微微颤抖。

我接过信封，沉甸甸的，像是装着整个过往。

＂这是...？＂我不解地问。

＂当年你爹去世那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爹冒雪去取，差点冻坏了。＂小芬解释道，＂等他把信带回来，你已经回城了。他想着等你回来再给你，可你一走就是这么多年。＂

我的心猛地一跳，手指轻抚着信封上模糊的邮戳，上面的日期正是父亲去世那天。

我颤抖着手打开这个尘封三十年的信封。里面是一张已经泛黄的纸，上面是爹那熟悉的字迹，只是比平日里潦草许多：

＂建国，爹病了，怕是不行了。医生说是心脏问题，我这几天总觉得胸口闷。这辈子没给你留下什么，就留下一句话：做人要像李队长那样，心中装着别人。不管以后你在哪里，做什么，都要记得，人这辈子，活的就是一个＇心＇字。爹去了，你要好好的。替我照顾你妈。＂

纸上有几处晕开的痕迹，是泪水吗？是爹的，还是李队长的？或者是小芬的？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自己此刻的泪水已经模糊了视线。

＂你爹那封信，我爹没敢打开，说是顾叔叔的心事。他一直念叨着等你回来。后来你调走了，他还托人打听你的消息。＂小芬轻声说，＂去年我爹走前，还记挂着这事，怕自己走了，这信就没人给你了。＂

我不禁泪流满面。信封里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是我和爹的合影，背面写着：＂儿子，爹永远以你为荣。＂

那是我高中毕业时拍的，爹穿着唯一一套像样的中山装，神情严肃却掩不住眼中的骄傲。而我，青涩的脸庞上写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却不知道这会是我们最后一张合影。

＂队长他...是怎么走的？＂我擦了擦眼泪，问道。

小芬叹了口气：＂去年冬天，村里修水库，爹非要去帮忙。那天冷，他穿得少，回来就发烧了，后来成了肺炎，没挺过来。＂

我点点头，李队长这一生，不就是这样吗？总是把别人放在心上，却不太在意自己。

＂你爹走的时候，村里人都来了。＂小芬接着说，＂老支书说，我爹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死后有颜面见祖宗。＂

我沉默不语，心中却翻涌着无尽的感慨。

小芬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陈旧的笔记本：＂这是我爹的日记，里面有好几页写着你的事。＂

我小心翼翼地翻开日记本，粗糙的纸页上写满了李队长歪歪扭扭的字迹。

＂1968年12月15日，大雪。顾知青他爹病了，我送他去公社。这孩子不容易，家里就他一个儿子，要是他爹有个三长两短，这家就全指望他了。＂

＂1968年12月18日，今天去公社取信，路上碰到大雪，差点回不来。有顾知青他爹的一封信，等他回来给他。＂

＂1968年12月20日，顾知青回来了，脸色不好，他爹怕是走了。没敢问，怕他伤心。信还没给他，等他心情好些再说。＂

我一页页往后翻，发现李队长竟然记录了我在农村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第一次独立耕田、学会驾牛、帮村里孩子补课、生病时他熬的姜汤...

最让我心酸的是最后一页：

＂1997年11月，天冷了，不知道建国在城里还习惯不习惯。他爹的那封信我一直留着，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给他。小芬说我太固执，应该寄给他。可我总觉得，这种事，还是当面交给他好。＂

这是李队长生前的最后一篇日记，字迹已经很不稳定，但仍能看出他对我的牵挂。

我合上日记本，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小芬，谢谢你们。＂我擦干眼泪，声音哽咽。

＂顾叔叔，我爹生前常说，你是他最满意的知青。＂小芬微笑着说，＂他说你不但有文化，还懂得感恩，这是做人最重要的。＂

＂我辜负了他的期望。＂我自责地说，＂这么多年，我竟然没回来看过他一次。＂

＂他不会怪你的。＂小芬安慰我，＂他知道你们城里人忙。＂

傍晚时分，小芬带我去了村后的小山坡上，那里是村里的公共墓地。李队长的坟墓不大，墓碑上简单地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我跪在墓前，点了三支香，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队长，我回来了。＂我轻声说，仿佛他就在眼前，＂谢谢你保存了爹的信，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关心。＂

春风轻轻拂过，带着泥土的芬芳。我似乎看到了李队长站在田埂上的身影，朴实、坚毅，永远挺直着腰杆。

站在故乡的黄土地上，我仿佛看见了李队长粗犷的身影和爹慈祥的面容。在这片曾经让我难以释怀的土地上，我终于完成了与父亲的告别，心中的疙瘩在三十年后的春风里慢慢解开。

＂队长，我明白了。＂我对着墓碑说，＂爹说的没错，这世上最珍贵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谊。＂

离开兴隆大队的那天，我走过村口那条熟悉的小路，看着田野里新种下的庄稼，想起了当年李队长教我插秧的情景。

他总是说：＂种地呀，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心＇字。对土地用心，土地才会回报你。＂

如今想来，他对人也是如此。他把每个人都装在心里，用他那粗糙却温暖的方式关怀着每一个人。

回到城里，我把爹的信和照片装裱起来，挂在了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每当看到它，我就想起爹和李队长，想起那段艰苦却珍贵的岁月。

那年冬天，我再次回到兴隆大队，带去了一些城里买的年货，和小芬一起给李队长上了坟。

站在山坡上，望着远处的村庄，我对小芬说：＂小芬，我打算每年都回来看看。＂

她微笑着点头：＂我爹会很高兴的。＂

风吹过田野，麦苗轻轻摇曳，像是在向我们招手。在这片黄土地上，埋葬着无数平凡人的故事，也埋葬着我最珍贵的回忆。

而那封尘封三十年的信，则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来源：江枫渔火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