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结合“日常生活与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探讨了从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三个维度推进公共管理学“日常化”转型的创新思路。论文指出，传统公共管理研究惯于从宏观、结构、制度的维度切入，热衷于抽象化的理论建构，忽视了公共管理实践必须落实、体现在公民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

摘要：本文结合“日常生活与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探讨了从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三个维度推进公共管理学“日常化”转型的创新思路。论文指出，传统公共管理研究惯于从宏观、结构、制度的维度切入，热衷于抽象化的理论建构，忽视了公共管理实践必须落实、体现在公民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研究日常生活对于厘清公共管理的价值旨归、方法路径以及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进一步阐释了日常生活研究的空间性、时间性和技术性特征，指出公共管理须深入体察生活的细部纹理，尊重个体生命的韵律起伏，在效率与自由的辩证法中让治理逻辑内嵌于日常伦理之中。

在方法论层面，论文提倡发展“微观民族志”“弱数据”等质性研究方法，在差异性的经验比较中把握共通性的理论逻辑。最后，论文阐明了日常生活与公共管理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整合多学科视角，关注权力运作、资源分配、身份认同等核心议题，建构“日常生活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构想，以期为公共管理研究范式革新提供路径。

关键词：日常生活；公共管理；研究范式；方法论；理论创新

日常生活，作为人类活动最基本、最普遍的存在形式，长期以来却始终游离于公共管理研究的视野之外。传统公共管理研究惯于从宏观、结构、制度的维度切入，热衷于对国家治理体系、政府组织结构、公共政策过程等进行抽象化的理论建构，却忽视了它们最终都必须落实、体现在每一个具体而微的公民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

2024年10月10日，由《公共管理学报》发起了一个“日常生活与公共管理研究”小型研讨会，与谈者包括梅赐琪、马亮、高恩新、谭爽、张楠迪扬和米加宁，我们还使用了大模型Claude 3.5 Sonnet参与研讨，也许这些与谈人的讨论代表了这一话题的集体思考。大家围绕“什么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与公共管理的关系”“如何开展日常生活视角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等核心问题展开，谈论焦点落在如何让“日常生活”照亮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又如何关照“日常生活”。大家为重塑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

传统公共管理研究反映的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困境。传统实证主义范式强调“价值中立”和“过程标准化”，造成了研究对象的异化。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单向度的主客二分，前者高高在上，依据预设的理论框架去解释后者，而非在平等互动中求得理解。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本质上是一种“鸟瞰式”的权力关系，割断了知识生产与生活世界的连接。当前，许多中国公共管理研究者迷失在概念抽象的迷宫，陷入自说自话的理论自恋，这折射出学术与大众生活的隔膜。由此导致政策制定和治理实践往往缺乏对群众真实需求的洞察和回应。因此，研究日常生活对于厘清公共管理的价值旨归、方法路径以及理论建构，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米加宁）

进一步地，“日常生活”作为学理分析的逻辑起点，具有特殊的理论内涵。它预设了基于个体化、主体性、互动性视角的社会存在，强调对个体经验、非正式网络、地方性知识的关注。这与传统公共管理研究预设的客观化、结构化、制度化的社会图景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将日常生活引入公共管理研究，不仅拓展了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更意味着研究范式的深层转型。这种转型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知识生产的方式、理论建构的逻辑、概念架构的谱系，以及研究伦理的基础。（米加宁）

事实上，将日常生活引入研究视野并非公共管理学的首创。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早已开辟“向下看”的研究取向，发展出民族志、口述史、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力图还原普通人的生活图景。“日常生活的公共管理学”也绝非昙花一现的领异标新，而是顺应时代要求、回应现实困境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迁，“中产阶级”崛起，“草根力量”觉醒，日常生活日益成为利益博弈、权力角逐的主战场。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跳出“规训”的樊笼，深入日常生活场域，去倾听被管理者的声音，去感知具体的困境与诉求，在鲜活的社会生活中获得学理滋养，取得有意义的理论创新。

日常生活是个体存在、认知和行动的基本场域，不仅是个体生命历程得以展开的现实基础，更是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意义秩序和权力关系的载体，由此成为公共管理实践的重要着力点。日常生活研究以微观、具体、动态和多元的分析视角，对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的真实感知、互动实践与潜在需求进行如实观察与深层揭示，进而捕捉那些看似稍纵即逝却可能意味深远的理论契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日常生活的内涵进行了丰富阐释，揭示了其空间性、时间性和技术性特征。

从空间维度看，高恩新提出了上海“十五分钟生活圈”建设的案例，生动诠释了多元化需求下城市公共空间的精细化治理逻辑。他指出，基于对市民日常活动与服务需求的大数据分析和标准化测算，十五分钟步行可达的社区生活圈、三十分钟公交可达的通勤生活圈，以及涵盖休闲度假、文化教育、生态游憩等更高层次需求的都市生活圈等不同层级的生活空间正在浦东地区全面构建。这种基于居民行为和需求数据的大数据驱动下的空间再造，使得公共资源配置从“以地定人”转向“以人定资”，进而实现了公共服务供给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跨越。政府在“掌上公共服务设施查询系统”的技术赋能下，实现了对每一寸空间内公共服务设施的“缺配度”的量化刻画，进而通过公共资源投放的动态调整与统筹增配，最大限度满足了不同区位、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

这种基于“需求-资源-塑造”逻辑的新型秩序构建模式，折射出从供给导向到需求导向的公共服务理念革新，公共空间不再是抽象而均质的，而是由居民日常实践所“生产”的差异性场所。公共管理要深入基层，用“人的尺度”丈量空间，才能有效激活城市的生命力。（高恩新）

同时，梅赐琪也敏锐意识到，我们不能对日常生活空间进行过度“规训”。“规训”试图以标准化的理论范式去规范、限定日常生活的丰富内涵。这种研究取向背后的隐忧，如同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国家力图通过“熵减”实现秩序，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走向“熵增”的失序。他借用福柯“全景敞视主义”理论，警示公共管理对私人领域的僭越。人的日常生活无时无刻不被各种“视线”所环伺，个人空间日益遭受挤压。人脸识别、信用监控等技术手段无疑方便了管理，但也对个人隐私和尊严构成了威胁。梅赐琪进而指出，公共管理须反思自身角色，做公共领域的“守夜人”，为市民营造表达诉求、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空间。

研讨会还创新性地提出了“小环境”的概念。所谓“小环境”，是指那些具有鲜明边界，对内部成员具有强烈规范作用，却常常被主流视野所忽略的生活场域。公共管理中的“小环境”分析不容忽视。个体日常活动所依托的特定情境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与管理对象交融共生的意义整体。那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互动细节，恰恰是主体间性展演的关键所在。不同于宏大叙事中的抽象“环境”，小环境与行动者的互动更为紧密，是观察微观权力如何在特定情境中运作的理想切入点。张楠迪扬由此倡导研究者要学会“降维”，将自身“沉浸”到具体的小环境中，通过对日常细节的把握，洞察制度的“毛细管”效应。（张楠迪扬）

马亮从都市社会学视角切入，揭示了日常生活空间的复杂性。他以地下车库、棚户区、城中村等“边缘地带”为例，论证了非正式空间的生存韧性。这些看似“灰色地带”的存在，恰恰反映了城市的包容度。公共管理不能简单做“城市美容师”，用暴力手段对生活空间进行整治，而应学会用更加人性化的方式修复城市肌理。诚然，“拆迁”“清退”等举措能快速提升城市“颜值”，但往往也忽视了空间中的人情冷暖。弱势群体被剥夺了栖身之所，城市失去了烟火味。这启示公共管理者，切忌将空间视为单一的、中性的“容器”，而应以建构主义的视角关注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博弈，在解构空间话语的同时重塑公共性。回应空间背后的情感联结，公共管理实践才能激活内生性、获得认同感。

谭爽则从生态治理实践中进一步凸显了日常生活视角的重要性。她指出，公共管理研究不能局限于对“主流空间”的关注，更要将视野拓展至那些“不得体的”“被遮蔽的”生活空间。她以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境抗争为例，指出草根力量之所以能与强大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展开周旋，关键就在于他们对生活空间有着最切身的体认。

“那些老百姓看似散乱无序，实则对当地的环境状况、对建厂可能带来的危害有着最直观最全面的了解。他们从自家门前的臭水沟、从孩子的咳嗽声、从蔬菜的颜色变化中感知污染，进而质疑政府的环评结论。公共管理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就难以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谭爽由此得出结论，公共管理必须学会倾听来自日常生活的声音，哪怕这些声音显得微弱、琐碎。

“我们要改变从制高点看问题的习惯，多一些换位思考，多一些将心比心，在与民众的平等对话中探寻公共利益所在。”

从时间维度看，日常生活研究的魅力之一，在于它突破了僵化的历时性分析框架，将研究焦点对准生活流中无限丰富的“当下时刻”。马亮提出“夜间公共管理”的理论命题。在他看来，现代都市的兴起带来了日夜节律的巨大变迁。从夜间经济到夜生活文化，从光污染到犯罪治理，这些都标志着传统的“日间治理”范式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平衡秩序与活力、效率与公平的张力，构建全时段、多元化的治理体系，是摆在公共管理面前的紧迫议题。与此同时，他还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视角切入，提出“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理念。他指出，不同人生阶段的行动者在时间感受上存在显著差异。青少年渴望加速，而老年人习惯慢节奏。这需要公共管理转换时间尺度，从“计时制”走向“计序制”，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实现精准化治理。

与此同时，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全面渗透民生领域，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颠覆性重构。马亮抛出了技术与日常生活关系的哲学命题。他指出，技术绝非中性工具，而是深刻嵌于社会权力结构之中。从市政基础设施到数字平台规则，技术实践无不体现着既有的利益格局与价值偏好。因此，理解技术治理的内在逻辑，必须将分析视角从工具理性拓展至价值理性。我们不仅要审视技术如何重塑日常生活，更要追问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预设及社会后果。

作为一种将生活世界编码化、程序化、同质化的现代性力量，数字技术天然具有规训性，数字技术在助力公共管理精准化的同时，也有可能催生出卡夫卡笔下“城堡”式的冰冷治理。数字治理所标榜的“个性化”服务，很可能沦为新型“规训”的伪装。当个人数据被大规模采集、分析乃至操纵，以点击率为导向的算法推荐逐步主导信息分发，原本丰富多元的个体偏好正逐步趋同为单一平面的碎片集合。梅赐琪进而以社会信用体系为例，揭示了技术治理的悖论：个人信用分的量化评判有助于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但过度简化的评价标准却忽视了个体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与社会语境。由此，我们要以“常识的智慧”重新审视技术政策，警惕将治理对象简单化约为可计算的数据符号。（梅赐琪）

以往公共管理语境下的“日常生活”，往往被还原为一个均质、静态的概念容器，事实上，它内含着丰富的空间结构、多元的时间向度、交织的权力关系。宏观政策语言所指称的生活，与行动者切身体验的生活，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张力与错位。缝合二者的隔阂，需要公共管理者跨越鸟瞰式的结构视角，深入体察生活的细部纹理；需要政策设计者告别线性时间观，尊重个体生命的韵律起伏；更需要技术应用者审慎权衡效率与自由的辩证法，让治理逻辑内嵌于日常伦理之中。对此，学界亟需反思公共管理的定位，公共管理不应以“文明教化者”自居，而应成为凸显生活意义的“赋权者”，为市民营造更加包容、开放、弹性的生存空间；而公共管理研究者则须真正融入市井，厘清管理边界，找准研究着力点。

如何认知日常生活？这是一个饶有哲理的问题。日常生活视角的引入，不仅意味着公共管理研究对象和分析单元的转换，更预示着一场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范式革命。与会学者纷纷指出，要真正实现“日常生活的理论化”，关键是要厘清日常生活与学术话语之间的范围，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实现突破和创新。

米加宁就当下公共管理研究的认识论困局指出，许多学者高举“理论”大旗，热衷于抽象概念的堆砌，案例研究却流于“表面化”，缺乏对生活质感的把握。这种脱离实践的理论炼金术，将日常生活硬生生“格式化”为符号标签，预设分析框架先于经验事实，概念内涵被无限拉伸，案例沦为理论注脚，鲜活生动的故事失去了原本的意蕴。究其根源，是研究者与生活过度疏离，未能植根现实生活的日常。真正的理论应是提炼现实的结晶，它既须具备一定的抽象性，又要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联系。因此，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讲清楚故事，厘清日常生活的因果机制，然后再去对话已有理论。在此基础上，理论还须勾勒出自身的适用边界，明晰“有效射程”。否则，过于宏大的理论架构容易走向庞杂空洞，丧失解释力。由此，米加宁倡导从生活实践中提炼“日常理论”，做“接地气”的研究。

对此，梅赐琪以“黑话”揶揄学界的概念泛滥和故弄玄虚之风，一语道破学术殿堂的自娱自乐倾向。所谓“黑话”，是一种封闭于特定群体的隐语，以晦涩、刁钻著称，有意制造理解隔阂。它自说自话、语不惊人死不休，实质是知识群体借助话语建构权力秩序、谋求自身利益的策略。一些学者不顾中国语境特殊性，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热衷发明新概念、制造新词汇，看似高深莫测，实则言之无物，早已脱离中国日常生活的土壤。

久而久之，理论体系庞杂、概念层出不穷，却鲜有学者能对中国问题作出切中肯綮的解释。梅赐琪进一步强调，“去黑话化”绝非否定理论，而是对理论霸权的反叛。它要求研究者走出象牙塔，深入生活的江湖，用日常语言讲述大道理。当前公共管理研究的“两张皮”现象，学界与政界“话不投机”的状态，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许多理论过于抽象晦涩，脱离了现实语境，既无法被决策者理解，也难以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工具。

张楠迪扬进而指出，要实现理论创新，还须在方法论上另辟蹊径，要重新审视“证据”的内涵，突破实证主义窠臼。她强调研究者要放下主客二分的预设，从“自我中心”走向“主体间性”，在研究者与行动者的良性互动中实现视界融合。日常生活研究需要研究者跳出凌驾于经验之上的理性预设，通过主体间性视角实现对生活的“渗透式”理解，所谓“渗透”，意指在特定情境中研究主体与客体相互交织、彼此塑造的关系过程。这意味着研究者要有意识地消解自身的结构性特权，在反身性基础上还原行动者的生活世界，在概念抽象中注入理论。

参与讨论的Claude3.5提倡发展“微观民族志（Micro-Ethnography）”作为日常公共管理学的核心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研究者要深入日常场景，通过长期、细致的观察与沉浸式体验，挖掘蕴藏于日常细节中的治理洞见。例如，通过“一天跟踪”等方式，全景式地记录政府官员或普通百姓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分析其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和决策逻辑。这种方法不仅能够获得丰富的一手资料，还能培养研究者的“日常敏感性”。

谭爽也创造性地提出了“弱数据”概念，为质性研究正名。所谓“弱数据”，并非指缺乏说服力的苍白数据，而是看似无关痛痒、微不足道但却能够凸显现象背后机制的日常细节。例如，一个城中村拆迁户的控诉，一位环卫工人的叹息，往往能折射出宏大叙事所掩盖的态度取向。研究者要学会从表象背后去发掘隐藏的权力结构，用同情心与批判性视角相结合的方式去挖掘弱者声音。日常生活绝非简单平淡，它充满了裂隙与张力。每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个案，都蕴藏着触及本质的内涵。她倡导通过“弱数据”与“厚数据”的搜集与研究，挖掘那些被遮蔽的声音和细节。传统的问卷调查、访谈等量化方法难以洞悉日常生活的意义世界，相比之下，扎根研究、参与式观察、叙事分析等质性方法更适合研究日常。

当然，质性研究也面临着学理化的挑战。研究结果如何从个案解释推及一般理论？有效性和信度又当如何检验？对此，谭爽坦陈，质性研究要在“客观性”与“价值关怀”间寻求平衡。研究者要练就现场扎根的功夫，用细致入微的观察获得深描式的素材；同时也要跳出局部视野，将发现置于更大背景下阐发。定性是“放大镜”，审视事物的纹理质地；定量是“望远镜”，揭示事物的关联。在微观体验与宏观抽象间反复穿梭，理论才能既有温度，又有力度。

当前，学界对理论与经验关系的认识仍存在分歧。有学者质疑：倘若理论必须回归经验语境，是否意味着要放弃理论概括的普适性诉求？是否预示理论体系终将解构为支离破碎的本土化叙事？对此，必须明确：尊重差异性并不意味着放弃一般性。社会科学理论的使命，不应满足于对特定语境的描述，而应努力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深层结构与一般规律。因此，日常生活研究绝非简单的经验主义，而是要在差异性的经验比较中把握共通性的理论逻辑，在日常观察与对话中实现理论升华。在此过程中，学界与民间、理论与实践、官方话语与民间叙事需经历沉浸式的交融。

日常生活与公共管理究竟是何种关系？生活世界的流动性与公共政策的规范性之间存在何种张力？国家治理逻辑与市民社会理性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反思既往的研究路径，进而为理论创新提供启发。正是在此背景下，学者们从规训与反抗、干预与自治等视角切入，揭示了这一复杂动态过程的本质。

梅赐琪以福柯“规训权力”理论为根基，对日常生活研究的复杂性予以精准阐释。日常生活本身呈现出规训与自主的双重性，从规训的视角看，它内化了一系列行为规范、思维定式乃至情感规则。个体对生活秩序的遵循本身便是国家权力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梅赐琪敏锐指出，福柯“规训权力”概念对于反思当代公共管理实践的异化倾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倘若将日常生活视为操控对象，通过细微入微的管控和频繁到几近无孔不入的渗透，将公共生活全然纳入自上而下的规训体系，势必压抑个体能动性，扼杀基层自治。然而，治理与抗争从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日常生活虽然受制于结构性因素，但也蕴藏着丰富的能动性资源。通过日常策略的灵活运用，行动者得以形成对抗性话语，进而撼动既有的治理结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规训的服从抑或对抗，从根本上塑造了国家治理的底层形态与制度质感。因此，日常生活研究要致力于挖掘民众抗争的隐微形式，进而彰显底层力量的治理意义。

马亮则从“理论浓度”与“生活浓度”的张力分析理论脱离实践的症结所在。这种张力根源于两种话语逻辑的错位：理论研究追求概念的抽象性与逻辑自洽，而日常生活则呈现为散点式、非线性的经验累积。如何在理论言说中注入生活活力，同时又不丧失理论的严谨性，考验着研究者的智慧。他指出，许多研究徜徉于概念的自恋，追求简练优雅的理论表达，而牺牲了对生活质感的体察。理论浓度越高，生活印记就越淡漠。这种学院化倾向背后，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生活的隔膜。学者在书斋里饱读诗书，对市井百态却知之甚少，由此炮制的理论华而不实。马亮由此呼吁知识分子走下神坛，用“接地气”的方式打磨理论，在厚实的田野中获得灵光。他以官场文学为例，好的官场小说往往能够弥合理论与经验的鸿沟。理论研究应借鉴这种“沉浸式”叙事，还原生活的复杂性。

事实上，“象牙塔”与“泥土地”之争由来已久，折射的是知识生产的两种取向。前者强调逻辑自恰，追求体系的严密性；后者注重经验印证，强调理论的解释力。这种紧张关系在当代学术版图中尤为突出。“后学科”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原有学科边界日益模糊。公共管理学要实现知识创新，必须打破学科樊篱，吸收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范式的养分。

由此，张楠迪扬提出了主体间性视角下的“沉浸式”研究路径。她指出，研究者不应站在权威的制高点俯瞰生活，而应放下成见，用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去同情。扎根现场，在与对象的平等互动中求知，方能真正读懂日常。这意味着研究者要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消解“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身份界线，在交往中实现视野融合。这是一种将心比心的体贴，更是一种移情式的智慧。

梳理公共干预与公众自治的辩证关系，厘清国家权力的边界，对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唤醒社会责任担当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管理研究要立足时代坐标，主动回应治理实践的伦理诉求，探寻“好的治理”的内在规定性，进而为界定公共权力合法性、划定国家干预边界、健全公私关系秩序提供理论遵循。

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推进公共管理学的“日常化”转型？这是本次研讨的落脚点所在。

Claude3.5在系统梳理与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理论发展经验，提出了构建“日常生活公共管理学”的宏伟构想，这一新兴领域应整合多学科视角，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养分，关注权力运作、资源分配、身份认同等核心议题在日常中的展开，揭示微观过程与宏观结构的辩证法。这意味着传统公共管理的学科壁垒将被打破，知识谱系将被重新梳理。

公共管理研究要培养“日常敏感性”，从关注政府部门转向关注公共领域，从关注管理效能转向关注民生改善，要学会用心倾听、用心观察，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变化和潜在趋势。关键是建立“日常生活-公共管理”对话机制，创新学术成果的传播方式，将研究发现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呈现给普通民众。

Claude3.5还提出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反思日常生活与公共管理的关系，进而为构建“日常生活公共管理学”多维度整合的理论框架提供了路径：认识论层面，要厘清日常知识在理论建构中的地位；在方法论层面，要发展适应微观研究的创新路径；在价值论层面，要确立以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导向的学科价值取向。可以考虑推动“日常化”的政策试验，在小范围内开展“微型政策”试验，如在社区层面推行参与式预算、在街区层面实施“共享街道”等，通过这些贴近日常生活的小规模实验，积累经验，为更大范围的政策创新提供依据。

多元整合的理论架构、扎根本土的方法创新、关涉日用的实践路径……建构“日常生活公共管理学”的宏伟蓝图已经展开。我们也应意识到，关注“日常生活”对于重塑公共管理研究范式的重要意义，并非意味着要彻底否定宏观理论视角、摒弃制度设计思路。公共管理学要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就必须在方法论多元主义的前提下，在制度维度、组织维度、伦理维度等多重向度间实现交叉融合、多层联动，由此建构起本土化、实践性的公共管理学理论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范式革新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通力合作，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制度创新。谭爽尖锐指出，学界当下面临着评价机制单一、同质化严重等现实困境。“四唯”倾向束缚了学术生产，使得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难以“立项”。对此，我们要充分发挥一流学科、高校智库等平台优势，为学人提供更多发挥才智的空间。同时，期刊界亦应革故鼎新，探索非传统论文形式，如在田野笔记、口述实录基础上的理论发现等，激发学人创造力。

公共管理要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形式回归实质，最终指向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生计日常，这应是毋庸置疑的价值预设和目标指向。而“向日常生活的回归”，恰恰为此提供了直接、有力的路径依归，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范式，有望开创学科发展新局面。本次研讨会的以下三点启示尤为深刻：

第一，研究日常就要植根日常。我们要放下居高临下的姿态，用同理心体察民众疾苦，所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公共管理研究需要在回应现实困境中找准角色定位，发掘学科价值。

第二，研究日常就要尊重生活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治理无处不在，个体却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抗争，看似静默的日常实则暗流涌动。我们既要直面纷繁芜杂，又要跳出表象把握本质。公共管理研究需辩证地看待生活的复杂性，因事制宜地回应多元诉求，在尊重差异中实现善治。

第三，研究日常就要打通学科藩篱。在后学科时代，知识版图正在重构。公共管理学要实现创新发展，必须博采众长，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养分，在多学科视野中重新审视权力、资源、认同等核心议题，揭示日常微观过程与宏观结构的辩证法，构建全新的学科话语体系。

重建公共管理研究的日常生活维度，意味着要重塑知识谱系，转换研究视角，革新话语体系。如何在个案解释中提炼普适规律？如何平衡同情与批判、参与和超越的关系？又如何应对评价机制单一、学科边界森严的制度掣肘？“日常生活公共管理学”有赖学界和实务界的通力合作，在日常生活的土壤中勠力耕耘。

来源：NK小博政策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