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中叶，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在《母权论》（1861）一书中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的童年曾普遍存在一个母系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被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进一步系统化，他利用民族志等资料，通过等级亲属称谓制度的研究，构建了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社会进化序列（《古代社会
19世纪中叶，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在《母权论》（1861）一书中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的童年曾普遍存在一个母系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被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进一步系统化，他利用民族志等资料，通过等级亲属称谓制度的研究，构建了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社会进化序列（《古代社会》，1871）。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这一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指出母系氏族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这一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
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了大量针对史前社会组织的复原和研究工作，重要的有仰韶文化的半坡村落、元君庙墓地等。尽管主流学者提出仰韶文化为平等母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为等级式父权社会等观点，并写入历史教科书，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这些研究的热度很快消减。同样，西方人类学对史前母系社会的研究也一度遇冷。一方面，同样缺乏考古学上支持史前母系社会存在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学研究所揭示的母系社会组织多与特殊的生业经济模式和低水平人口生产相关，只是特定环境与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这被人类学家称为“母系之谜”（matrilineal puzzle）。
近年来古DNA技术的持续突破，使研究人员能够在古DNA普遍降解的背景下，实现对古代人类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在此基础上，全球范围内的考古学家与古DNA研究人员广泛采集并分析古代墓地中的人骨材料，以期揭示史前社会的亲属结构。然而，迄今为止，所有已报道的古DNA研究结果均显示，史前社会是按照父系血缘原则构建社会组织体系；而有关母系社会的遗传学线索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的铁器时代。因此，母系社会是否曾真实存在于更早期的史前人类社会中，仍是考古学与人类学领域尚未解答的重要问题。
2025年6月4日，Nature在线发表北京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的一项针对中国史前母系社会的重大研究成果，题为“Ancient DNA reveals a two-clanned matrilineal community in Neolithic China”。研究团队基于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综合考古学、人类学、稳定同位素以及碳十四年代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首次在泰沂山北麓沿海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关键区域，实证确认了4750年前大汶口文化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村落组织，为摩尔根、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的“原始母系社会是文明前夜重要阶段”的理论提供了关键的东方证据。与以往主要依据考古发现的雕像、女性用品和民族志、文献记载得出的假说不同，本研究首次利用分子人类学与遗传学证据，不仅确证了史前母系社会组织的存在，而且通过多学科综合分析全面揭示了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沿海地区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特征、人口规模、生业模式和生产力水平等关键信息，实现了有关人类早期社会组织研究的重大突破。
傅家遗址：
母系遗传和埋葬模式的高度统一
傅家遗址是一处位于中国山东省境内、鲁北山前和渤海湾南岸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距今约4750-4500年。遗址经过1985、1995和2021年三次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表明，遗址内部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区特征，考古人员在南北两个区域分别发现了两处独立的墓葬群。基于古DNA鸟枪法测序以及捕获富集技术，研究团队成功获取了来自北区墓地的14个个体（3名男性，11名女性）和南区墓地的46个个体（15名男性，29名女性）的全基因组数据，样本总量达到60例。遗传学分析表明，墓葬分区与母系遗传特征呈现出显著的对应关系：北区所有个体均归属于mtDNA单倍群M8a3，且其线粒体DNA序列（线粒体只从母亲遗传，因此同一母系的成员，如自己及同母兄弟姐妹、母亲、舅舅、姨、外婆、姨表兄弟姐妹等，拥有相同的线粒体）呈现完全一致性；南区个体中则有44例（占比95.65%）属于D5b1b单倍群，同样表现出完全一致的mtDNA序列特征。这种单一化的母系遗传模式强烈暗示两个墓区人群分别源自不同的单一母系祖先。值得注意的是，与母系遗传的高度同质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Y染色体单倍型（Y染色体仅男性有，父子相传，因此继承自同一父系祖先的男性拥有相同Y染色体）分布展现出显著的多样性特征：南区10例男性样本分属6种不同单倍型，北区3例男性各自属于3种不同的单倍型，且相同Y染色体单倍型在南北两区均有分布。这种父系遗传的高度异质性与母系遗传的单一性格局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通过对两个墓地个体间亲缘关系的系统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墓地内部存在多组一至三级亲缘关系。其中，一对跨墓地的二级亲缘关系为“随母系埋葬”的丧葬习俗提供了直接的遗传学证据（上图d）。更深入的分析揭示，墓地内部及墓地之间存在极为密集的4-6级亲缘网络，这种广泛的遗传关联不仅证实了两个墓地人群长期保持着通婚和共存关系，同时也表明母系埋葬制度并未因时间及亲属关系疏远而改变，且被严格遵循了至少250年的时间。结合考古学证据，南区墓葬中超过35%的个体属于二次葬，即遗骨在初次埋葬后被重新迁回其所属母系氏族墓地。这些二次葬个体均与二次葬地点的其他一次葬个体共享完全相同的mtDNA单倍型，并存在广泛的遗传联系，进一步证实了严格的母系埋葬规则和强烈的母系认同。综合墓地规模（超过500座墓葬）、延续时间（超过250年）、母系单倍型的完全单一性以及父系单倍型的高度多样性，推断傅家两个墓地应属于母系氏族（matriclan）社会结构，而非家族模式。体质人类学分析显示，青少年与成年男性均严格埋葬于本人出生时所在氏族墓地，这一葬制符合母系社会的典型特征——与父系社会中女性随夫而葬的习俗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是，墓地内个体的埋葬位置与亲缘关系远近无显著相关性，即使一级亲属也可能相隔较远，这表明墓葬布局主要由母系氏族归属决定，而非性别、年龄或亲疏关系等因素。因此，傅家南、北墓地截然不同的母系谱系反映了基于氏族身份的有意识的社会架构。
傅家母系社会的婚配模式
进一步研究发现傅家群体所有个体均存在显著的纯合性片段（ROH）特征，其总长度主要由4-20 cM的中短片段构成（下图）。这种ROH分布模式与小规模群体的遗传瓶颈效应高度吻合。值得关注的是，该群体的有效种群规模（Ne）估算值仅为200-400人，较同期东亚群体低2-3个数量级。结合山东地区密集的考古遗址分布可知，这种遗传隔离并非源于地理限制，而是特定社会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仅4例个体携带超过100 cM的长ROH片段（提示三代内近亲婚配），而47%个体存在20-100 cM的中长ROH，符合二/三代表亲通婚模式。整体ROH的分布特征并不支持傅家群体内部存在频繁的近亲婚配，而更可能反映出在地理范围相对接近的若干群体之间长期保持婚姻联系所导致的遗传积累。从氏族制度的视角切入，傅家群体的遗传特征与母系社会普遍施行的氏族外婚制一致。根据对现代全球各地的母系社会的观察，不论生前是实行从母居（matrilocality）、走婚制（duolocality）或者从舅居（avunculocality），如果墓葬为母系氏族墓葬，男性死后普遍都埋葬到自己出身的母系氏族墓地。傅家遗址的遗传数据为这一理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适用性提供了重要实证。
通过系统比较分析，研究人员发现所有傅家男性个体均存在ROH片段，这一遗传特征证实其源自地理位置相近的族群间婚配，从而排除了外来父系基因渗入的可能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母系群体（傅家北区和傅家南区）间存在共享Y染色体单倍型的现象，暗示母系群体间存在男性流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南区墓葬中的S17和S27两个个体虽然表现出与其他个体不同的母系谱系，但仍具有ROH特征，表明其参与了该群体的内婚制实践。这些发现提示，傅家群体的婚配实践可能涉及比现有考古发现更为广泛的母系氏族网络，存在其他母系氏族男性融入傅家群体并贡献Y染色体多样性的可能性。然而，未发现这些外来男性个体被埋葬于傅家墓地，应遵循其自身随母系而葬的社会规范。考古学证据显示，与傅家遗址相邻的五村遗址呈现出高度相似的墓葬分布模式和考古学文化特征。这些证据共同表明，母系社会结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鲁北地区很可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为理解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是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傅家母系社会的生业经济与社会分化
基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研究团队整合稳定同位素分析与考古学证据，系统探讨了傅家遗址大汶口文化人群的生业经济与空间活动模式。研究人员系统采集以遗址为中心、半径逾70公里范围内的环境样本，研究建立了区域锶同位素基准值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对遗址出土的20例人类牙釉质样本（12位个体包含两颗形成时期不同的牙齿）及伴生动物遗骸进行了系统的同位素分析，发现所有个体的87Sr/86Sr比值均分布于0.711030-0.711554的狭窄区间，该数值范围与遗址所在地第四纪冲积平原的本地基准值完全吻合，且区别于周边其他地质单元的同位素特征。这一数据分布模式明确指示，傅家社群成员长期稳定生活在遗址周边的冲积平原环境内。通过更精细的空间尺度分析发现，傅家所有个体的87Sr/86Sr比值均落在以遗址为中心、半径10公里范围内植物样本的实测值区间（~0.7107-0.71153），且与遗址出土的淡水贝类及螺壳锶同位素高度吻合。结合傅家人群一致的锶-氧同位素组成和极窄的饮食生态位宽度，本研究表明傅家群体具有高度本地化的活动模式和较小的社会移动范围，与同时代中国其他新石器文化群体普遍存在的远距离外婚制形成鲜明对比。
基于碳氮稳定同位素的系统分析，研究人员还揭示了傅家遗址先民的饮食结构特征。52例人骨骨胶原样本（含本研究新增的29例及已发表的23例数据）的检测结果显示，δ13C值分布区间为-9.3‰至-6.6‰（均值-7.9±0.5‰），明确表明C4类食物在饮食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摄入来源可能包括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以及以此为饲料的家猪，结合植物考古证据，支持当地先民饮食结构对粟类食物的高度依赖。人骨δ15N值分布于8.1‰-10.5‰区间（均值9.3±0.5‰），与遗址出土猪骨的δ15N值（7.0±0.6‰）存在约2.3‰的同位素偏移，表明人群在饮食中摄入了以 C4作物饲养的动物蛋白。统计学分析未发现性别间δ13C与δ15N值的显著差异，表明男女两性在饮食资源获取方面具有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傅家遗址δ15N值显著高于同期其他大汶口文化遗址，这种差异可能源于：1）大汶口文化晚期处于全新世中期海侵结束后的相对高海面时期，当地土壤处于盐渍环境；2）海洋资源的补充性利用，该推论得到了邻近傅家的五村遗址发掘出土的海洋贝类遗存材料的支持。
考古学证据表明傅家遗址人群的社会组织的复杂化程度明显滞后于同期其他大汶口文化中心聚落。傅家聚落作为占地37公顷的中型聚落（小于焦家、岗上等面积超过80公顷以上大汶口中心聚落或城址），其物质文化特征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基于随葬品量化分析的墓葬价值指数（GV）显示社会财富积累水平较低，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化程度有限；其次，陶器制作工艺相对粗糙，反映出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投入不足；再次，墓葬随葬品组合少见反映远距离贸易的高价值物品，表明其参与跨区域交流网络有限。这种低水平生产和低分化的社会组织模式，与现代人类学观察中的母系社会特征高度吻合，表现为可继承资源有限、个人财产积累程度较低的社会形态。
综上，傅家社会两个母系氏族在线粒体DNA层面具有明确分界，但在丧葬习俗与文化实践上保持高度一致，两个氏族之间存在密切的婚姻联系，氏族墓地延续时间超过250年，充分印证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描述的“母系血缘纽带与社会共同体并存”的社会图景。并且，研究发现氏族成员主要从事以粟黍为主的原始农业，同时因靠近海岸线，可能摄入一定量的海洋食物，表现出较其他大汶口文化更高的蛋白质摄入量。但氏族的有效群体大小有限，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也不见明显的社会分化。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东亚地区基于古基因组数据的母系社会运行机制研究的空白，为国际学界提供了首个基于系统遗传数据确证的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模型。研究还为理解早期社会复杂化过程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进一步揭示了黄河流域下游的海岸带地区在父权制社会普遍确立之前，母系社会曾在此区域孕育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单元，构成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基础。这项研究成果也证明我国东部海岸带地区对完整理解早期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交叉学部重大项目“海岸带环境变化与文化文明演替”的资助，由北京大学联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多家单位实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研究团队由古DNA、考古学、人类学和稳定同位素四方面的人员组成。北京大学博士后王劲成为论文的第一作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宁超、张海团队与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BIOPIC）黄岩谊、庞玉宏团队联合主导了古DNA和考古学的交叉研究。这也是北京大学跨院系、跨学科合作的一次成功实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波、昝金国、李振光团队主导了傅家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研究团队很早即关注到了傅家墓地线粒体研究表现出的一致性特征，2021年昝金国研究员再次发掘了傅家遗址并发现了北区墓地，为傅家两个氏族构成的母系社会的确立提供了关键资料。中央民族大学严实副教授团队负责了项目有关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工作，稳定同位素研究由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王学烨副研究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此项研究成果体现了以古DNA和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在探讨古代社会组织方面的巨大潜力，必将进一步推动早期人类社会组织与古代亲属制度的研究走向深入。
本文来自【北京大学】，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
来源：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