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不少经历过改革开放前岁月的老农记忆里，粮食短缺是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痛。就像山区的王老汉，1975 年的冬天，全家七口人守着一筐红薯干发愁，这便是生产队分给他们的全部口粮，要熬过冬天，还得撑到来年秋收。“天天出工，地里活没少干，可分的粮总不够吃。”王老汉回忆起当

在不少经历过改革开放前岁月的老农记忆里，粮食短缺是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痛。就像山区的王老汉，1975 年的冬天，全家七口人守着一筐红薯干发愁，这便是生产队分给他们的全部口粮，要熬过冬天，还得撑到来年秋收。“天天出工，地里活没少干，可分的粮总不够吃。”王老汉回忆起当年，满是无奈，那时家家户户都挖野菜，很多人因营养不良而浮肿。生产队时期，365 天中有 360 天吃粗粮，还得省着吃，不然饥荒随时来袭。

然而，同样的黄土地，在 1982 年包产到户第一年，王老汉家破天荒攒下三缸余粮。“起早贪黑也情愿，因为知道每一滴汗都流在自家地里。”这不仅是王老汉一家的变化，更是中国亿万农民的共同经历。从食不果腹到粮食满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为何改革开放前粮食产量如此之低？是农肥和化肥有限，还是种子存在问题？亦或是其他因素在作祟？

人民公社化运动始于 1958 年，在“一大二公”口号下，全国众多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改组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其“一平二调”的分配方式，即贫富拉平、平均分配物资，无偿调拨生产队及社员财物和劳动力，严重损害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在工分制下，社员普遍抱着“混工分”的心态。比如锄地，本一天能完成的活，非要拖两天，因为干完不增工分，多干一天却能多得。生产队长即便吹破哨子，田间地头依旧是“出工像拉纤，收工像射箭”的懒散场景。“吃饭不要钱”的公社食堂看似美好，实则让农民意识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劳动与收获脱节，生产热情如退潮般消散。1959 - 1961 年困难时期，浮夸风与高度集体化双重打击，粮食产量断崖式下跌，凸显出人民公社制度与生产力水平的矛盾。

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政策，自 1953 年推出，以行政手段强制低价收购粮食。最初，政府面临 4 亿分散小农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合作化后交易成本虽下降，但该制度长期压低农民生产回报。农民辛苦种粮，却得不到合理收益，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当时生产关系严重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人民公社制度违背“按劳分配”原则。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热口号下，虚报产量导致高征购，农民口粮所剩无几。激励机制扭曲，使得农民在田地里消极应付，粮食产量自然难以提高。

生产队时代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在山区生产队，几百亩耕地仅购买一吨化肥，土壤养分极度匮乏，土地如同饥饿的劳动者，难以产出饱满粮食。而包产到户后，农民有了自主权，会最大限度施用化肥，土壤养分逐年增加，产量差异明显。

科技支撑方面同样薄弱。改革开放前，水稻亩产长期徘徊在 200 公斤左右，1976 年推广杂交水稻后，到 1980 年亩产增至 275 公斤，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已突破 300 公斤。传统种子限制了粮食生产，而有限资源还被导向工业“大跃进”，1958 年大炼钢铁，大量农村青壮年被抽调，庄稼成熟无人收割，农业成为国民经济最薄弱环节。

1978 年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成为中国农业的历史性转折点。到 1984 年，粮食产量突破 8000 亿斤，实现六年持续大幅增长。土地未变，变的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农民成为土地主人，“为自己干活”的动力释放出巨大能量。

以王老汉为例，包产到户后他带领全家开垦荒地、选用良种、精耕细作。1983 年交完公粮，院里玉米堆成小山。从数据看，1949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2264 亿斤，2023 年达 13908 亿斤，增长 5.1 倍；人均粮食占有量 493 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 400 公斤安全线。杂交水稻等农业技术也在改革中蓬勃发展，1976 - 1980 年，杂交水稻累计播种 2.5 亿亩，增产粮食 260 多亿斤，平均亩增超百斤。

改革开放前粮食产量低，并非单一农肥化肥或种子问题，而是大锅饭体制、激励机制扭曲、投入不足与技术滞后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把生产自主权还给劳动者，释放了土地潜能。如今，中国粮食产量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从“5 亿人吃不饱”到“14 亿多人吃得好”，这场黄土地上的变革验证了尊重经济规律、赋予劳动者自主权的重要性。我们应从这段历史中汲取经验，持续推动农业发展，让大地永远报以丰饶。

来源：小陌故事3I9b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