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贝壳，是井头山遗址的主要遗存之一。进入基坑底部，肉眼可见层层叠叠被废弃的蚶、螺和牡蛎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井头山遗址考古领队孙国平介绍，这些贝壳是井头山先民丢弃的“生活垃圾”。经科学测算，其年代可追溯至距今8300年左右，埋藏深度6-10米，

2023年9月12日，在宁波市奉化区桐照码头拍摄的渔船

盛夏时节，《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走进位于宁波余姚市三七市镇的井头山遗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上覆白色贝壳状风雨顶棚的考古基坑。

贝壳，是井头山遗址的主要遗存之一。进入基坑底部，肉眼可见层层叠叠被废弃的蚶、螺和牡蛎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井头山遗址考古领队孙国平介绍，这些贝壳是井头山先民丢弃的“生活垃圾”。经科学测算，其年代可追溯至距今8300年左右，埋藏深度6-10米，是中国发现年代最早、埋藏深度最深的海岸贝丘遗址。

据悉，除了井头山遗址，中国海岸线上迄今已发现300余个贝丘遗址，但年代均未超过7000年，多数集中在距今5000年前后。

“井头山遗址的问世，为中国海洋文化起源研究带来了重大突破，在中国考古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有力证明，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即在宁波地区。”孙国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宁波与海，共生共荣了近万年。

从8000年前的井头山先民开始，敢于闯海、勇立潮头的海洋基因就深深地刻进了宁波人的DNA，推动这座江海交汇处的远古渔村，一路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成长为“海上丝绸之路”起锚港、东亚人眼中的“宁波圣地”、如今的世界第一大港和中国海洋文明的代表性城市。

“贯穿宁波城市发展史的，归根到底是一种中国式的海洋文化精神，即天下一家、和合共生。宁波的发展，从来不是以掠夺为手段，而是通过开拓进取、平等交往和包容互利，实现共同进步。这也是中国海洋文化的核心精神所在。”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黄文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一部宁波城市史，就是一部绵延8000多年的海洋开拓史。

井头山遗址8公里外，还有另一处中国远古海洋文明的重要见证点——河姆渡遗址。

1973年，余姚市河姆渡镇的工人在修建排水站时，意外发现了后来震动全国的河姆渡遗址。遗址共出土近7000件文物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和干栏式建筑，经测算年代为距今7000-5300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完整的陶舟和木桨，以及制作独木舟的有段石锛。其中的木桨，由桨柄与桨叶构成，与现代船桨极为相似。它表明，当时应存在如独木舟般的简易船只，借助此类工具，河姆渡先民能够前往周边海岛或近海海域开展渔猎采集活动，这也是宁波地区先民7000年前开拓海洋的实物证据。

40年后的2013年，一家企业在建造厂房、进行地质钻探时，又意外发现了井头山遗址。后经考古测算，这里确认是河姆渡文明的源头，把中国海洋文明史再次向前推进约1000年。

“井头山遗址还说明，新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与内陆地区的农耕文化基本是同步发展的。”孙国平说。

据孙国平推断，距今约8000年前，井头山先民就在海岸线附近繁衍生息，直接使用天然的海洋资源，稻作农业的重要性在其生活中体现得还不太明显。河姆渡文明则是在井头山人消亡了约1000年之后出现的，当时井头山脚下已经接近成为陆地，人们于是迁居到周边更接近海洋的地方。

中国海洋文化的起源点，为何出现在宁波地区？ 孙国平认为，这与宁波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

直面太平洋的宁波，正处在中国东部1.8万公里海岸线的中点处，被称为“人类文明摇篮”的北纬30度线又恰恰从这里经过。据推测，史前时代，这里水草茂盛，河流纵横，非常适合鱼类生长，生存环境相当友好。

孙国平介绍，从初步发掘情况看，“遗址中保存完好的有机质文物非常丰富”，除了贝类之外，还有大量的贝器，耜、铲、刀和勺形器。许多文物历经8000年依然状态完好，不少还是“中国之最”。

比如，遗址出土的一条凉席残片，编织工艺相当成熟，可能将刷新中国最早席子的纪录。还有一件木器呈现出清晰的榫卯结构，也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榫卯结构木器。

“我在全世界看过不少海岸贝丘遗址，超过8000年且保存状况这么好的几乎没有。”孙国平说。

井头山遗址一经面世，就引发了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一期考古发掘完成后即入选“202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随后，国家文物局批准实施二期发掘。2022年上半年，二期发掘基坑建设完成，未来适当时候二期考古发掘将正式启动。由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和井头山遗址组成的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在规划之中。

“目前，我们对井头山遗址的开发还不足1%。井头山遗址对于研究中国海洋文明的起源，以及距今一万年前后世界的环境变迁和人类早期对海洋的开发利用，都是极其宝贵的案例，重要性不可估量。”孙国平表示。

一部宁波城市史，也是一部宁波人勇立潮头的传承奋斗史。

1976年，宁波鄞县（今鄞州区）云龙镇甲村石秃山出土了一件战国铜器，看上去似斧非斧，高9.8厘米，刃宽12.1厘米，只有手掌那么大，历经2000多年铜色依旧。

经考证，这件铜器叫“钺”，是战国时期兼职礼器的一种兵器，后来基本成为礼仪用具。

铜钺整体呈“风”字形，背面光素，正面上方是卷尾的龙纹，双龙昂首相向，下部则以弧形边框线为舟，上坐四人成一排，每人均头戴高高的羽毛冠，双手持桨，奋力划船，头冠上的羽毛迎风飘扬。

1976年在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甲村出土的“战国羽人竞渡纹铜钺”（宁波博物院/供图）

“羽人竞渡纹铜钺生动描绘了2000多年前宁波水上交通的盛况，也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持桨航渡、勇立潮头就是宁波人的生活常态。”黄文杰介绍。

在羽人竞渡纹铜钺的出土地——鄞州区云龙镇，龙舟竞渡之习已代代传承了数千年之久。

云龙镇毗邻东钱湖，镇内水域面积约3000亩，河网纵横，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从唐宋年间起，每逢端午节，龙舟竞渡就是镇上最热闹的民俗活动，百舸争流，观者如云。

龙舟载千年，一渡向未来。改革开放之后，云龙镇的龙舟和龙舟队不但驶出了宁波，更成为云龙镇、鄞州区和宁波市的一张国际“名片”。

从20世纪80年代起，云龙镇政府就开始组织各村举行龙舟竞渡比赛，并在2025年被授予“浙江省农民体育（村龙舟）训练基地”。

如今的云龙镇商会所在地，就是一座龙舟博物馆，楼下则是龙舟队员的训练基地，远处的河道即是龙舟赛道。全镇已拥有27支龙舟队、80余条龙舟和600余名队员，镇龙舟队在2025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山西·太原站）上包揽了四个单项和总成绩冠军。

2023年6月，首届端午龙舟文化节在保加利亚举办。云龙镇赠送了4条雕刻着威武龙头的玻璃钢国际赛事标准龙舟，漂洋过海运往保加利亚，龙舟首次实体出海。2024年，鄞州又向保加利亚赠送6条龙舟，协助保加利亚筹备2025年世界龙舟锦标赛。2024年10月，宁波“龙舟文化传习基地”也在保加利亚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授牌成立，标志着鄞州龙舟文化在保加利亚扎根，中保龙舟文化交流正式进入新阶段。

2024年5月19日，“荣辰建设”杯2024中国·宁波（鄞州）—保加利亚·鲁塞市龙舟友谊赛在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举行

如今，“羽人竞渡”已被确立为宁波文化遗产保护的标志，更成为宁波人勇立潮头、劈波飞渡的精神象征。

“宁波地区先民以勇立潮头的海洋精神，为中华多元文明的开创营造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在海洋精神的激励下，发源于宁波地区的稻作文化、制陶文化、干栏式建筑等诸多具有开创性的文明成果也借助海洋实现了对外的传播，覆盖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并跨越广袤的大洋，影响着菲律宾乃至太平洋众多岛屿的文明进程。”黄文杰说。

一部宁波城市史，还是一部港通天下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

“中唐以后，明州（今宁波，时称明州）迁治三江口建城，明州港成为中国东南重要的门户港口，宁波人从耕海为田、以海为命，逐步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时代。”黄文杰说。

宁波三江口

三江口，即姚江、奉化江、甬江三江交汇再奔腾入东海之处。它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正中，也是古代东亚海域世界的几何中心，到珠江口、朝鲜半岛西岸的汉江口和日本濑户内海的直线距离都差不多，堪称整个欧亚大陆东侧海岸线港航条件最优越的港口。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宁波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恒武指出，古代的明州港在世界范围内即是一流且“顶流”的港口。

晚唐到宋元时代，更是明州港的高光时刻。晚唐时期，明州港完成了从海疆边城到东亚大港的涅槃；在两宋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明州港市舶司专控对朝鲜半岛和对日本列岛的市舶贸易；元代的明州、泉州和广州，成为元代中国经略海洋的三个支点。

古代的明州港还整合了多种功能，包括市舶管理、内外贸易、物流集散，以及货物仓储和航海祭祀。三江口江厦码头则是整个东亚海域物流、资金流、技术流的集散地，宁波本地有“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之说。

“可以说，古代的明州港是一个全能型的港口。”刘恒武说。

宁波也由此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快速发展期，成为东南沿海商品的集散地和南北洋的中转港。在明州港，大小商船运送瓷器、茶叶、香料等，往来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以宁波人为核心的“明州商团”也成为海上贸易一块响当当的牌子。

越窑青瓷，又是明州港最具代表性的出口商品之一。

唐宋年间，代表“中国生活方式”的越窑青瓷成为国际市场上最抢手的畅销商品之一。宁波出产的越窑青瓷经明州港，北达朝鲜，东至日本，南经广州，销往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等南亚国家，远至伊朗、埃及等国家，形成一条“海上陶瓷之路”。

宁波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的唐代青瓷荷叶盏托（前）（孙参/摄）

宁波慈溪上林湖一带，则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之一，窑厂密集，作坊林立，每到天黑便窑火荧荧，人影绰绰。

黄文杰介绍，上林湖越窑以民窑为主，不同于官窑，它们是面向市场、充分竞争的。窑坊之间都力争把品质“卷”到最好，销往全世界更多地区。

“越窑青瓷因此成为一种科技和文化属性很强的产品，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新质生产力’特性。今天的宁波能够成为中国制造业的‘单项冠军之城’，这种‘卷’制造的基因，可以上溯到上林湖时期。”黄文杰说。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普通匠人和平民百姓，通过明州港与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

“海洋文明提供的平台，推动了制造业的提升，扩展了普通百姓人生的广度，催生了中国市民阶层的兴起，也推动了中国从农耕社会转型到农商社会。宁波人血液里流淌着的商业文明的基因，正是源于明州港时代。”黄文杰认为。

刘恒武则将明州港称为宁波乃至浙东海洋文化的“支点”和“引擎”：“从物质层面，它促进了海洋贸易、渔盐，以及造船业等产业的发展；从精神层面，它帮助宁波塑造了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的城市气质，使其成为中国海洋文明的代表城市。”

一部宁波城市史，更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中外文明互鉴史。

明州港时代，乘坐木帆船从宁波到日本最快仅需3天时间，人员往来非常便捷。开放的宁波，不但成为中国商品的中转港，更成为文化的“集散地”。

2009年，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主办了一场名为“圣地宁波——日本佛教1300年的源流展览”的特别展，通过多件重磅级文物，记录了1300年来日本与宁波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

今天日本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宁波的影子：宁波和天童寺，被日本人尊称为“圣地宁波”和“祖庭天童”；日本战国时代名臣丰臣秀吉，曾梦寂以求定居宁波；日本拉面的始祖，是明末寓居日本的宁波余姚人朱舜水。

坐落于宁波市以东25公里处太白山麓的天童禅寺，是宁波与日本之间特殊联系的最佳例证。

宁波天童禅寺中峰塔

天童禅寺素有“东南佛国”的美誉，历代高僧辈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天童禅寺位列“五山十刹第三山”；明太祖时被册封为“天下禅宗五山之第二山”，清代又位列“禅宗四大丛林之一”。其184代住持中，有10位曾受封“国师”或“禅师”。

天童禅寺崇和法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天童禅寺法脉源远流长、法音远播，许多国家的出家人都以能到天童禅寺参学为荣，这其中以来自日本的僧人居多。

宋代以来，先后有荣西、道元、雪舟等为代表的日本僧人计32批次到天童禅寺参禅求法，并在此学习了建筑、塑像、书画、茶道、陶瓷等多种中国文化。天童禅寺也因此成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庭，至今仍有众多的信徒不远万里前来朝拜。与此同时，也有以寂圆智深、兰溪道隆、西涧子昙（兀庵普宁）、无学祖元为代表的11批次中国僧人赴日本传法，谱写了中国佛教对外交往的华章。

日本僧人荣西禅师，宋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第二次入宋学法时，辗转来到了天童寺，跟随师父虚庵怀敞学习禅法将近四年。回到日本后，荣西在博多建造了日本第一座禅寺——圣福寺，并创立了临济宗。

荣西也是日本茶道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中国学禅的同时，受寺院茶文化影响，归国后将“茶禅一味”的思想，以及大量茶树种籽、宋代饮茶法茶具带回日本，并制定了日本寺院饮茶礼仪。他在71岁时写的《吃茶养生记》，是日本最早的一本茶书，对日本后来茶道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

日本曹洞宗的祖师道元也在天童寺学禅。他24岁入宋，跟随如净禅师学习三年，获得了洞山第十四代法嗣，把曹洞宗带回日本，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开山祖师。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道元依照天童寺的寺院格局，建造了永平寺，在日本素有“小天童”之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看到，在天童禅寺的云水堂内还藏有一块“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碑名由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居士题写，背面是日本曹洞宗管长、永平寺七十六世贯首秦慧玉长老所撰述的道元禅师得法因缘的历程，以此缅怀祖师恩德，传承中日佛教友好交流。

被称为日本“画圣”的僧人雪舟，为中国水墨画所倾倒，一心想赴中国求学。明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已经48岁的雪舟经过数昼夜海上历险，终于登陆宁波三江口。此后，他花了约一年半时间，朝拜了宁波诸多佛寺，并将山水印入记忆。

他的画作《唐山胜景画稿》之“宁波府城图”，几乎复刻了明州城旧貌：城墙外千帆停泊，城墙内是民居连绵的屋脊，背后群山环绕，画中还能见到天封塔、天宁寺双塔等当时标志性建筑。

甚至产于宁波四明山脉、常用于修筑寺院的梅园石，也被带到了日本。由梅园石雕刻而成的一对雄壮的石狮，至今依然保存在日本奈良东大寺南门，是日本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由于在东亚文明交流中发挥了独特作用，2015年第七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上，中国宁波与日本奈良和韩国济州一起，被授予2016年“东亚文化之都”称号。

随着日本和明州的故事越写越长，“海外宁波学”也应运而生。

2005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毅和广岛大学副教授冈元司等人，发起研究项目“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中心的观察”，简称“宁波计划”，吸引了日本及海外60多所大学的100多位知名学者加入。

他们将研究成果汇集成书，近20年来已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和汲古书院刊发20多卷，涉及历史学、思想史等10多个领域。

该书编辑早坂俊广说，当代日本的高中生在学习历史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接触到“宁波”这个地名。

“对中国人来说，宁波可能只是一座东南港口城市，但对于日本人而言，宁波不仅是我们探求文化的登陆地，也是带回文化的出发地。”早坂俊广说。

一部宁波城市史，也是一部具体而微的中国商业文明史。

地少人多的宁波，从宋代起就形成了“以商补农”的产业机制。宁波的区位和港口优势，又使它成为中国东南的物流中心，船运业发展较早。长途采购中，部分产业开始探索境外经营，催生了早期境外的同乡组织。这些都为日后宁波商帮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海洋上的风浪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风险，但对于海洋基因刻进DNA的宁波人来说，它反而催生了同舟共济的合作机制，意味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阶层跃升的大好机会。”黄文杰说。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宁波商人以地缘为纽带相互支持，迅速在上海脱颖而出，到清末民初，几乎垄断了上海经济的半壁江山。

宁波商人叶澄衷在上海办起五金进出口业务，虞洽卿在上海办起宁绍轮船公司和独资的三北轮埠公司，宋汉章办起中国第一个保险公司，虞洽卿、盛丕华等还办起了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

他们还敢于拥抱时代变化，吸收并转化大量的西方理念和商务模式。比如，将传统的钱庄转型为现代银行，并引入了保险、兑汇、结算这样的新式金融概念。

宁波商人于是创造了上百个“中国第一”：中国第一艘商业轮船、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华人五金店、第一家日用化工厂，中国最早的化学工业社、最早的味精厂、最早的灯泡厂、最早的精纺呢绒厂、最早的民营仪表厂。

同仁堂、老凤祥、亨得利、商务印书馆等至今响当当的品牌，创始人均是宁波商人。

二战后香港的繁荣昌盛，也离不开宁波人的贡献。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宁波商帮遍布香港的纺织业、银行金融业和塑胶生产业等，在政商界均涌现出不少风云人物。

黄文杰认为，与中国其他传统地域商帮相比，宁波商帮还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长盛不衰。这一方面与宁波商人主要从事的产业特性有关，比如船运业和金融业，更具有“现代海洋性”，能够顺应时代大势，获得长远发展。

“更重要的是，宁波商人一直坚持商儒并重、家国至上，这才是宁波商帮长盛不衰的精神本质。”黄文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宁波人很早就有兴办“义庄”的传统，富裕之后特别注重扶助贫弱、成就他人。早期“宁波帮”代表性企业家、“五金大王”叶澄衷曾说：“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他在1899年斥资3万两银，在家乡镇海建造叶氏义庄，内设义塾。

叶氏义塾后更名为中兴小学，秉持“中西兼容”的教育特色。在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下，仍坚持培养学生的民族气节，培育出“船王”包玉刚、“影视大王”邵逸夫、香港建筑业巨子叶庚年等杰出人才，被誉为“江南第一学堂”。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影视大王”邵逸夫、香港南丰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廷骅、香港宁波同乡会会长李达三、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光彪等境外宁波商人纷纷响应号召，在阔别家乡数十年后捐资投资，反哺家乡。

宁波镇海钟包村，更是出了“一个村捐了两所大学”的佳话。

1984年，从钟包村走出去的“船王”包玉刚，回乡后发现当时500多万人口的宁波只有两所专科院校，没有正规大学，当即决定捐出2000万美元，创办宁波大学。

40年后，从钟包村走出的另一位宁波企业家——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虞仁荣又在家乡捐资创办了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对标国际顶尖理工科类高校，要为中国突破 “卡脖子” 技术难题、发展高精尖产业提供源头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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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宁波帮、帮宁波”的传统从未间断，很多宁波商人的二代和三代已经开始接棒，加入到新“宁波帮”的行列当中。

“对商业风险的挑战勇气、对制造能力的极致追求和对人生境界提升的深深渴望，是宁波商人走得更高更远的根本原因。在宁波，‘书藏古今’和‘港通天下’是一体发展、相辅相成的，推动宁波人的商业作出大气象，并成为中国商业文明史上的一种独特形态。”黄文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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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 新华社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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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奉化发布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