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先秦时期的青铜重器，质朴浑厚，精巧灵动，盘底的11只圆雕小动物，下面都藏着细细的转轴，清水一冲，鱼会转，青蛙会转，水鸟也会转，活脱脱一幅 “水间游戏图”，这便是上博的镇馆之宝——“子仲姜盘”。

上海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先秦时期的青铜重器，质朴浑厚，精巧灵动，盘底的11只圆雕小动物，下面都藏着细细的转轴，清水一冲，鱼会转，青蛙会转，水鸟也会转，活脱脱一幅 “水间游戏图”，这便是上博的镇馆之宝——“子仲姜盘”。

上海博物馆 子仲姜盘

子仲姜盘虽然落户江南上海，但它的根却在黄土高原的山西，是2700年前一位山西人送给结发妻子的“青铜情书”。

那么，这封穿越千年的情书，书写着怎样的缱绻故事？它又如何辗转山河，从山西迁徙至上海？

青铜“盘”，在西周至战国时期比较流行，它是一种盥器，就是贵族日常生活中用来洗手的承水器，通常与匜成组搭配使用。

匜，读作yí（音仪），盥洗时舀水用的器具，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瓢。为方便注水，前有流，后有鋬。为防止置放时倾倒，底部常接铸有三足、四足，底部平缓一些的则无足。

青铜匜

周人极重礼仪，在宴会、祭祀等重要场合一定是要洗手的，于是“盘”就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礼器，是为“沃盥之礼”。

周礼体系宏大而细密，大到天子祭天、诸侯会盟，小到婚丧嫁娶、播种动土，都有礼仪规范约束。而且每个动作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每件器物摆在哪儿怎么摆，也都有明确规定。

就拿这个“沃盥礼”来说吧，《礼记·内则》明确规定：“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

沃盥之礼

一个年纪较轻或者地位相对低一些的人，双手端着盘；另一个年纪较大或者地位相对高一些的人，则端着盛满了水的匜，将水缓缓地倒在盥洗者手上，让洗过手的水正好滴落在盘里，不至于弄脏地面。等手洗完了，旁边还得有人递上擦手的毛巾。

这一捧一接之间，周人把最普通的洗手动作，升华为承载礼制精神的符号，礼制的庄重与人际的尊卑，便在那清水的流转中无声地体现出来，浸润着周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子仲姜盘，也是用来洗手的，但它不是普普通通的盥洗之器，而是一位丈夫送给妻子的浪漫礼物。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这件礼物是为了纪念什么事情，但依然能够从盘内铭文感受到那穿越几千年的浓浓爱意：“隹六月初吉辛亥/大师作/为子仲姜沫盘/孔硕且好/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

子仲姜盘铭文

这句话大意是说，六月初吉辛亥日，大师为夫人子仲姜作此盥洗用的盘子，盘既大且好，用来为夫人祈求长寿，子子孙孙都要把这份情谊传承下去。

铭文不长，平白质朴，短短三十二字，却字字都流露出晋国大师对结发妻子仲姜的缱绻爱意。

仲姜，姜姓之女，古代女子多有字而无名，仲即为字。古代青铜器铭文中，常以伯、仲、叔、季次序为女子之字。如伯姜，就是姜之嫡长女；仲姜，就是姜姓人家的二小姐，老三则叫叔姜，再往后排，叫季姜。

子仲姜盘线描图

仲姜特标“子”字，其意为内子，即正室嫡妻。姜姓是齐国贵族，其老祖宗便是大名鼎鼎的辅佐周武王的姜子牙，仲姜是妥妥的“名门闺秀”。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流行“联姻”，晋国太师娶齐国仲姜，既是门当户对，也是两国交好的纽带。可太师没把这桩婚姻当成“政治任务”，反而跟仲姜踏踏实实过成了居家日子，这份真心，在男尊女卑的古代，在晋齐政治联姻的背景下，格外难得。

大师，亦作“太师”，金文中习见，是先秦时期一种官职。

太师在西周时至为尊贵，是王朝的最高军事首长兼行政长官，皆为周王股肱之臣。如武王时吕尚为太师，成王时周公为太师。

子仲姜盘局部

到了西周后期，太师之官依然显要，其主要职能有二：一是作为君主、太子之师，负责辅佐、教育国君及世子；二是作为乐官，职掌乐曲音律和教授诗，在大祭祀和大飨等礼仪中，国家乐队所演奏的乐曲由大师定音。在军队出征将领呼号时，大师主持替人唱诗并听声音的凶吉。举行大射礼和大丧礼，大师也都要参与仪式。

至于晋国太师，据赵晓斌《春秋官制研究》，为“晋侯之师，见于史传者唯贾佗一人”。

子仲姜盘

《左传·文公六年》载：“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这里的“宣子”，是晋国正卿赵宣子，即赵盾。赵盾主持晋国政事后，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系列革新举措。从传文来看，大师贾佗和大傅阳子一样，都是晋侯之师，都有颁布法令的职权。此外是否另有其他职掌，史阙难知。

子仲姜盘局部

那么，送妻子盥洗之盘的这位“大师”，是不是贾佗呢？这个谁也说不清楚。

不管这位大师是谁，其地位甚为尊崇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他不是达官贵人，是不可能拥有这么大的器物的。

子仲姜盘之所以离开晋地故土，流散异国他乡，很可能是由于其所在的墓葬早年遭到了盗掘。

至于它具体出自哪座古墓、何时被盗，如今已难以追溯，岁月的尘埃掩埋了太多细节。

子仲姜盘局部

这只青铜盘第一次进入学术界的视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它静悄悄地出现在英国伦敦的文物市场上。后来，经过中国文物流通协调中心的努力牵线，香港太阳集团主席叶肇夫先生以3750万元人民币将其购回，带回了香港。

1994年8月14日，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和副馆长王庆正应邀赶赴香港，在叶肇夫的办公室对子仲姜盘进行鉴定。一上手，马承源便惊呼：“此物罕见，是件难得的好东西！”

马承源

1996年上海博物馆新馆落成，为了喜迎1997年香港回归，上博准备举办一个大型的主题展览。马先生对子仲姜盘情思难断，便致信叶肇夫，希望能把它借来展出。

信发出十天后，马承源正收到叶肇夫发来的电传：“可以展览，另外这件东西你们不用借了，我送给你们。”

于是，漂泊多年的国之重宝，与香港几乎同一时间回归了祖国，从此安安稳稳，永远美丽。

2700多年前，子仲姜盘在一对夫妻鹣鲽情深、琴瑟和鸣的爱情里诞生；2700多年后，它虽然经历了漂泊，却在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里安然归来。它飞越了漫长的时光之海，在历史的长卷上，留下了一个关于爱与归属的动人印记。（张文平）

来源：张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