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山口县的下关，又名马关，是本州岛最西端的一座城市。在这处扼守本州、九州之间要道的重镇，曾上演过几场著名的历史剧。元历二年（1185），在此爆发的坛浦之战结束了源氏与平氏两家武士集团的争霸，平清盛的外孙、年仅八岁的安德天皇被外祖母抱着投海自尽。庆长十七年（1
引言
日本山口县的下关，又名马关，是本州岛最西端的一座城市。在这处扼守本州、九州之间要道的重镇，曾上演过几场著名的历史剧。元历二年（1185），在此爆发的坛浦之战结束了源氏与平氏两家武士集团的争霸，平清盛的外孙、年仅八岁的安德天皇被外祖母抱着投海自尽。庆长十七年（1612），剑客宫本武藏和佐佐木小次郎在附近的一个小岛上进行了那场著名的决斗。而在元治元年（1864），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为报复“攘夷”的长州藩将炮口指向了这里。当时，两位名叫伊藤俊辅和井上闻多的长州藩士竭力试图阻止开战，但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马关的炮台被轰得粉碎。事后，德川幕府还不得不为长州藩的“攘夷”行为承担了三百万美元的赔款，这笔赔款直到十年后才被继起的明治政府还清。
又是三十年过去了。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895年3月19日）上午八点，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的座船驶入了马关港。几乎同时，从广岛大本营出发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也抵达了这里。他正是当年的伊藤俊辅，如今将是李鸿章的主要对手，与之进行议和谈判。前来迎接李鸿章一行的则是外务省书记官井上胜之助，也就是井上闻多（即时任驻朝鲜公使的井上馨）的嗣子。
历经二十九天的波折之后，《讲和条约》签订，即中国所称的《马关条约》。又过了二十一天，条约在烟台互换，开始生效。它的效力，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马关条约》共十一条，其内容之苛刻在中国近代对外签署的条约中罕有其匹：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日本将在“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签署的新通商条约中分享列强的一切在华权益……在此之前，无论是扯下“天朝”面幕的《南京条约》还是作为城下之盟的《北京条约》，其危害都远远不能与之相比。
那么，这部条约是怎样出笼，又是怎样签订，怎样批准，怎样互换的？这样的结果是否有机会避免？这就是本书所要叙述的内容。
2009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研，不久便在导师茅海建教授的指示下将马关议和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对此，许多师友的反应如出一辙：这个题目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了吧？
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也是对先行研究的总体观感。在整理学术史的过程中，我确实感到了先行研究数量的庞大。进入写作阶段之后，也时时觉得自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顾盼。在我看来，以下研究是相关成果中对本书的写作助益最大的：
石泉（刘适）先生1948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出版时改名《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997年初版）。）对政局与战争的关系作出了相当精到的论说，至今看来仍然难以超越。
戚其章先生的《甲午战争史》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人民出版社1990年初版）。以战局为重心描绘了甲午战争的全景，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孙克复先生的《甲午战争外交史》孙克复：《甲午战争外交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对甲午战争中的外交做了全面论述，特别是在马关谈判部分大段摘译《日本外交文书》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9、10册（中华书局1994—1995年版）收录了《日本外交文书》甲午战争部分的中译，但未收入这些谈判记录（第1089号文件附件）。。尽管此书现在不难查阅（可在日本外务省网站阅览与下载全部电子版），但这样的摘译工作还是为阅读提供了便利。
中塚明先生的《日清战争的研究》中塚明：《日清戦争の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68年。较早地利用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陆奥宗光关系文书》等日方原始档案，对《马关条约》版本等问题做了基础性的研究。《蹇蹇录的世界》中塚明：《蹇蹇錄の世界》，東京：みすず書房，2006年（1992年初版）。本书有中译本，即于时化译：《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与氏著《歴史の偽造をただす：戦史から消された日本軍の「朝鮮王宮占領」》中译本合刊）。则对陆奥宗光回忆录《蹇蹇录》的版本做了细密的考订，并对陆奥的性格、心态有着引人入胜的分析。
高桥秀直先生的《走向日清战争之路》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東京：東京創元社，1995年。着力论述了中日开战的过程，史料之丰与考证之细都令人钦佩，本书第一章的写作从中得益不浅。
斋藤圣二先生的《日清战争的军事战略》斎藤聖二：《日清戦争の軍事戦略》，東京：芙蓉書房，2003年。对甲午战争中日本军事战略的演进做了明晰的论述，对于理解军事与外交的互动关系价值很大。
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补》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一）（二）》，《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4期。该文收入氏著：《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运用多种清宫档案，逐日重建了清政府中枢自谈判后期至烟台换约的决策过程，本书第六章第一、二节完全跳不出这篇长文的圈子。
崔丕先生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崔丕：《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是目前国内学界唯一一篇考订《马关条约》演化过程的论文，开创之功不可磨灭。
堀口修先生的《关于日清讲和条约案的起草过程》堀口修：《日清講和条約案の起草過程について（I）（II）》，《政治経済史学》第230—231号，1984—1985年。与《关于下关讲和谈判时日本的通商要求——以原敬通商局长的意见书为中心》堀口修：《下関講和談判における日本の通商要求について—特に原敬通商局長の意見書を中心として—》，《中央史学》第2号，1979年。对《马关条约》的演化过程做了非常完备的论述，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的相关论述对此没有多少可超越的地方。
君塚直隆先生的《英国政府与日清战争——罗兹伯里内阁的内外政策决定过程》君塚直隆：《イギリス政府と日清戦争—ローズベリ内閣の内外政策決定過程—》，《西洋史学》第179号，1995年。从内政的角度论述了英国在甲午战争中外交政策的变化，视角独特，有助于理解英国外交的消极。
葛夫平先生的《法国与中日甲午战争》葛夫平：《法国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该文收入氏著：《法国与晚清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着重使用法国外交文件论述了法国在甲午战争期间的外交，是国内目前仅见的此类研究成果。
理查德·西姆斯（Richard Sims）先生的《法国对幕府与明治日本的政策：1854—1895年》Richard Sims：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Bakufu and Meiji Japan 1854—95，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8.我使用的是该书的日译本（リチャード·シムズ著，矢田部厚彦訳：《幕末·明治日仏関係史—1854~1895年—》，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0年）。是一部大量引用法国外交文件的力作，其中第七章第五节为《法俄同盟与三国干涉》，论述了法国加入干涉的过程。由于甲午战争时期的法国外交文件未经中译发表，我又不通法文，在与战争关系最为密切的英、俄、美、德、法诸国之中，本书唯独没有使用法国的档案，这是我引以为憾的。因此，葛先生、西姆斯先生的研究对本书更显重要。
当然，相关的重要论著不止这些，此处只是就惠及本书较多者而言。我对学术史的梳理可能也有疏漏，或许有些成果未曾拜读。
对先行研究摸底之后，我仍然胆敢将这个选题进行下去，是自认前人多少还留下了一些空间。毕竟，关于马关议和的全过程，国内外学界至今还没有一部较为全面的论著。不过，写完二十多万字的论文定稿，又花了近一年时间来修订三十多万字的书稿，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在提不出多少创见，更不要说颠覆什么结论，构建什么框架，基本只是前人基础上的小修小补（时隔十年再做修订，也仅是查漏补缺、添枝加叶）。讲得好听些，或者算是“史实重建”吧。
史实重建要靠史料。在重读现有史料的同时，我在搜集稀见史料方面颇下了一番功夫。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或者按图索骥，或者无心巧遇，几年间不断有所斩获。本书所征引的史料，有相当部分未经中外学界使用。
在此对本书使用的主要史料做一简介。
史料集首先应当说明，在甲午战争研究这一领域，史料整理与出版工作是比较突出的。1956年，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一种，《中日战争》丛刊7册出版。1989—1996年，又陆续出版了续编12册。这两套丛刊为甲午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就研究议和而言，正编中收录的《美国外交文件》《科士达外交回忆录》，续编中收录的清宫档案、《日本外交文书》《英国外交文件》《美署中日议和往来转达节略》《龚照瑗往来官电（选录）》《科士达日记》等尤其有用。日本方面的出版工作虽不能与之相比，但亦有可观者：宫内厅收藏的《伊藤博文文书》这一史料曾以《秘書類纂》之名于1933—1936年刊行，但经过了窜改和省略。其中的《機密日清戦争》（即《日清事件》之一部分）于1967年再版，其余各册于1970年再版，2008年又影印出版了完整的资料。已被影印出版，其中的《日清事件》（即甲午战争）部分也有12册之多。
档案战争期间清政府方面的上谕、奏折、电报之类档案，前述《中日战争》丛刊续编已有较多收录。此外，本书使用较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现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张之洞档案、《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光绪朝上谕档》《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李鸿章全集》《俄事纪闻》《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等。
由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是战争中的一个关键角色，这一时期的海关档案亦有重要价值。本书使用的主要是《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所收赫德与其部下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往来函电。
至于日本及列强方面，日英两国已出版的甲午战争时期外交文件（《日本外交文书》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27—28卷，東京：日本国際連合協会，1953年。与英国外交部档案Ian Nish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1， Series E， vol.4—5， Frederick：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9.本书收录的是英国外交部档案F.O.405中的甲午战争与三国干涉部分。）已被《中日战争》丛刊续编收录，便于利用（《日本外交文书》译文颇有节略之处，仍有必要参考原书）。美国外交文件在丛刊正编中亦有选译，然数量较少，本书使用原始文件加以补充。另外，俄国方面有《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德国方面有《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
本书还使用了多种日方未刊档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公开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讲和条约缔结一件》；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档案，特别是《陆奥宗光关系文书》与《宪政史编纂会收集文书》（原为伊东巳代治所藏文件）。
日记本书使用的日记之中，最重要的是清朝重臣翁同龢的日记（包括《翁文恭公日记》中未收的《甲午日记》与《随手记》）。这一史料对于了解清政府中枢动态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近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翁同龢日记》（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更修正了以往诸版存在的不少错误。此外，较重要的还有张荫桓、王文韶、张謇、徐世昌等人的日记。日本方面，可资利用的日记较少。不过，枢密顾问官佐佐木高行的日记反映了明治天皇的言行，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的日记记录了他作为日方全权大臣参加烟台换约的全过程，史料价值都很大。
书信本书使用的清人书信除各种习见者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孙毓汶存札（已影印出版）、李鸿藻存札与罗丰禄家书。日本方面，则有《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山县有朋关系文书》《大隈重信关系文书》所收政治高层往来书信。
回忆录、自传这类史料首推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蹇蹇录》。由于此书出版前曾有不少删改，本书初版在使用伊舍石先生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的同时，也参考了中塚明先生编订的校注本。如今该书已有两个新译本（皆基于中塚先生的校注本），故此次修订时改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本。此外，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Harvey Denby）、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uguste Gérard）、中方使团顾问科士达（John Watson Foster）、日本外务次官林董、驻德公使青木周藏、第三师团长桂太郎、陆奥宗光的秘书中田敬义、为李鸿章治伤的军医总监石黑忠悳与佐藤进的回忆录或自传也都是相当宝贵的史料。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