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我出轨了两次，丈夫都假装不知情，如今我瘫痪了，

摘要：我躺在床上，窗外的梧桐叶子被风拨弄得哗啦作响，像有人在轻手轻脚掀动旧账。我的身体没有疼痛，仿佛拆了电源的机器，只剩下嗡嗡的背景声。我能动的地方很少，眼睛算一个，心算一个。

引子

我躺在床上，窗外的梧桐叶子被风拨弄得哗啦作响，像有人在轻手轻脚掀动旧账。我的身体没有疼痛，仿佛拆了电源的机器，只剩下嗡嗡的背景声。我能动的地方很少，眼睛算一个，心算一个。

年轻的时候我出轨了两次，丈夫都假装不知情，如今我瘫痪了。

我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小块水渍，那是前年雨季留下的，形状像一条躺着的狗，尾巴翘起来，又有点像我年轻时那个不合时宜的笑。

第1章春天里的薄光

那年春天，我二十六岁，在镇上的车缝厂里做组长，每天把布料捆得牢牢，围着一帮年轻姑娘和两个脾气各异的机器修理工转。我叫邢雪，镇上人念起来有时候把“雪”拖得长长的，像冬天里拉长的炊烟。

春天里，厂房最亮，一早阳光斜着从破旧的玻璃窗射进来，工人们衣服上都浮着一层细细的金粉。我总觉得那样的光会把人照轻，把肩上的担子照薄。

我和周海是相亲认识的。我们结婚的时候，厂房里还在吊顶，风扇脏得像几只挂在屋顶的乌鸦。他把婚期定在收麦后，说那时好借亲戚家的车。我们婚礼简单，宾客吃完面条就散了，我站在院里，看他把烟一根一根分给来道喜的叔伯，笑得腼腆。

他是个老实人，在水泥厂上班，皮肤晒得黑里透红，眼睛像黄昏里的两点灯，定定的，却不懂得释放热。这样的男人，适合做丈夫。那时候我信这个。

我们很快有了孩子，儿子叫周星，星星的星。我的婆婆喜欢这个字，说夜里抬头看见星，多，亮，吉祥。我那时还年轻，总觉得这些话是农村的浪漫，简单得像地头儿的野花。

孩子两岁时，厂里来了个新修理工，姓钟，钟正。他和周海不一样，他会拿手指轻轻弹打坏了的螺丝，像哄小孩，也会用琐碎的笑话把一群围观的工人逗笑。他来厂里没多久，就把老板不舍得换的两台老机器调得服服帖帖。

春天里，他穿一件浅灰的外套，袖口有油污，却被他卷得利落。给我组的机器调完，他问我：“你们这台压脚总是松，谁手重？”他说话时眼睛不躲不闪，有点调皮，却不过界，像一只掂量着落点的小鸟。

我指了指最角落里一个心细的小姑娘，“她出活快，手也快。”

他笑，嘴角压着，像怕笑声碍着别人，“出活快，出事也快。慢一点，能走得远。”

这话我记在心里。那时我的丈夫周海在水泥厂上大夜，回来时身上有一股粉尘味，洗澡洗不掉，像某种依附在皮肤上的生活。我们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又像在各自的木筏上飘，碰在一起的只有浪花。

周海不善言辞，挣钱很勤快。家里修屋顶，他说：“先拿胶，糊一下。”孩子发烧，他背起就走，到卫生院里帮忙排队交钱。做饭他也做，烧的菜不像样，但确实能吃。生活因此被分割得整齐，一条条像车缝线，不偏不倚。

钟正会在午休时把旧机器拆开，摆在一块油布上，把零件照太阳。他说：“机器跟人一样，闷着不见光，就爱犯毛病。”他会给我们讲他在沿海打工的见闻，讲大城市的地铁像河一样流，讲人群挤在一起却不相互看一眼，讲有一次他差点被倒退的门夹了脚，幸亏腿快。听的人都笑，大多数时候我也笑，有时低下头，让笑走得慢一点。

有一天他把一个拧得过紧的螺丝拿在手里，走过来给我看，“看，谁这么用力？像憋着气。”他把螺丝放在掌心，一边旋，一边说，“拧得太紧容易断，也不好松，得刚刚好。”

那天我心里突然浮起一个很轻的想法，像春天里的薄光：如果我的生活也能刚刚好就好了。

这个念头让我在一个晚饭后，看了钟正一眼，慢了一步走到楼梯口。下班之后，厂里空了，楼梯间潮气重，手扶着铁扶手会被凉到。钟正站在楼梯口，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他刚换下来的压脚。我问他：“你这东西拿回去干吗？”他说：“回去擦，能多用两年。”

我们就这么站着，楼梯间的窗透进来一格光，光打在他的脸上，把他的不规矩染得柔软。我说：“你这人，心细。”他说：“你也不粗。”他笑的时候，牙齿洁白，像五金店里摆着的老鹰嘴钳子，硬，却漂亮。

我那天掉下去了一点点。不是突然，是像风吹动衣角，先是一角，轻轻地，慢慢地整件衣服就松了。

我不敢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回家时，周海在厨房切青椒，他切得慢，刀子每一下都小心翼翼。看见我回来，他头都没抬，只说：“回来了。”我答：“嗯。”我跟他讲厂里机器老毛病，他说：“慢慢修，不着急。”他的语气像平地上的一块石头，不会滚动，只在那儿，给你一个靠的地方。

那晚，孩子睡得早，呼吸均匀，像田野里一排排秧苗。周海趿拉着拖鞋去阳台，叼着烟，烟火在夜里一闪一闪。我躺在床上，灯没关，光刺眼。我的手不知放哪儿，一会儿按在肚子上，一会儿摸枕头的边。我也不知道那叫不安还是期待，像潮水涌来，我听见自己的心跳比窗外嘈杂的虫鸣还要响。

我知道自己在滑，知道这样的滑是不对的，可我的腿像被抹了油，稳不住。

第2章潮湿的台阶

我和钟正的第一次，是厂房后面那条老巷子里，一堵半塌的砖墙旁。那天雨后天晴，地面湿湿的，砖缝里冒着青苔的芽。我们站得很近，近得能看见彼此鼻翼的微动。他问我：“你怕吗？”我说：“怕。”他说：“那算了。”我说：“不，过来。”

那时我全身发热，但脑子里却有一个冷冷的声音，像站在站台上的广播：“列车即将进站，请注意安全。”我注意了，却还是让列车从我身体里穿过去。

事后我们背对着靠在墙上，一人一根烟，他递我那根的时候手指轻轻碰到我的指尖，像没什么，像又什么都有了。他说：“我们算什么？”我说：“什么也不是。”他说：“我怕人说你。”我说：“我怕我自己。”

回家的路上，我从水洼边走过，低着头看自己的影子被风吹散又被我拉长。周海那天早回来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剧里婆婆拿着菜刀追媳妇。我一进门，他“哟”了一声，“今天怎么这么晚？”我脱下鞋，换上拖鞋，心跳得像敲桌面，我说：“机器坏了。”他说：“哦。”他把电视声音按小，问：“吃什么？”我说：“随便。”他说：“那我做方便面？”我点头。那一刻，方便面在热水里泡开，发出软塌塌的声音，像我的自尊。

之后的日子像潮湿的台阶，我一步一步往下走，每一阶都是滑的。我在厂里尽量不和他单独说话，不看他。但他会在群嘈里朝我眨眼，会在换针的时候把盒子推到我手边，会在午饭时碰我的脚背一下，像提醒我我们共有某个小小秘密。这些小动作让我心里发胀，又空。

有时候我看他俯身修机器，腰线好看，衣服鼓鼓，里面是热的。我会转身走到窗边，盯着外面的小卖部，老板在门口打哈欠。我的世界两边都在拉扯，一边是他，一边是家。我是那根被拉得细细的皮筋，一弹就会断。

有一次，我把刚缝好的布料交给仓库，小哥问：“邢姐，最近怎么老走神？”我勉强笑，“可能春困。”他笑：“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干脆一年困过去算了。”我说：“那你还不如辞工去睡觉。”我们都笑，笑声里有一种疲倦。

周海对我没有怀疑，至少表面上没有。他照旧按时上班，下班回来用迷你扳手修家里那台旧电风扇，一边修一边用牙咬着螺丝，像孩子。他会问我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买了，会问水电费有没有交，会问我妈在不在家里需要不需要带点水果。他把这些琐事串成一串串，搭成我们的生活。这样的男人，我该珍惜，可我没有。

第二次是那个夏天快到的时候。厂里要出一批急活，加班连夜。夜里一点，机器声音像潮水，咚咚咚地敲打着我的心。我的手尖发麻，眼睛干涩，我到水房去洗脸，水房里只有一盏黄色的灯，灯下的水面看起来像一片油。钟正站在门口，没说话，只是凑近来，帮我把额头边的一缕头发捋到耳后。他的手热，动作轻。

我没有退。那一晚我们像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压着呼吸在一间堆满废布的仓库里，把身体交给了对方。外面有人在走动，鞋子踩过地板的碎石子，发出轻微的响。我觉得自己像在悬崖边跳舞，舞步不稳，脚下是看不见底的黑。但我不想收。

后来我才知道，人心里那点软，不是一次两次能硬起来的。你以为自己在掌控，其实走在一个看不见尽头的坡上，越走越快，直到跌倒。

我和钟正没有说过“爱”。我们用一些小心翼翼的话绕着这个字：“你小心点。”“今天早一点回家。”“别太累。”这些话在夜里很像爱，在白天就成了灰。

天很快热起来的时候，有一天我从厂里出来，看见周海骑着电动车在门口等我。他戴着安全帽，安全帽的下沿留下宽宽的汗印。他说：“我顺路。”他的衣服背后湿了一大片，像某种沉默的努力。我心里一紧，仿佛被谁轻轻掐了一下。我坐上车，他把安全帽递给我，“你戴。”我谢绝，他坚持，“那风把你的眼睛吹得红红的。”我没说什么，戴上了。那一路上，我的心一直揪着。夏天的风热，带着厂房里的粉尘味，吹到我脸上，我突然想哭。

第3章他知道吗

我不知道周海知不知道。有一天晚上，我手机放在茶几上，他拿去看时间，屏幕突然亮了，是钟正的一条消息：“那条红色的线，别忘了。”那是机器上的一条标记线，我们约定第二天按那条线换位置。周海把手机递给我，说：“你们最近忙。”我“嗯”了一声，尽量让声音平缓。

他转身去厨房，我看着他的背影，宽，静，像一堵墙。我突然觉得羞耻。那一晚我主动靠近他，像第一次结婚那天的夜里。他愣了一下，随即伸手环住我，我们很安静地在床上完成了该完成的。他努力，却笨拙，好几次险些把我的头发压到。那样的笨拙让我想笑，又想哭。

第二天，他拿了一袋豆浆粉回来，说同事的姐姐给的，叫我试试。我泡了一杯，味道淡淡的，带点糊。我问他：“你喜欢吗？”他说：“你喜欢就行。”我心里一绞。喜欢这个词在我们之间少，少得发干。我把那袋豆浆粉装进了最里面的柜子里，再也没拿出来。

我开始躲着钟正。躲着他的眼睛和他下班后偶尔提议的“喝杯茶吧”。他有些不解，有一次拉住我的袖子，问：“怎么了？”我说：“没怎么。”他说：“你怕什么？”我说：“我怕有一天，别人伤心。”他说：“别人是谁？”我没有答。

他其实聪明，他知道我说的是周海。他松了手，苦笑，“果然，男人总是最后一个被考虑的。”我回他一个眼神，“不，是最先。”我们都沉默。那天之后，他开始跟我保持距离，像两条曾经擦肩过的河，各自回到各自的河道里。偶尔我们在厂房的一角相遇，会点点头，像没发生过什么。

可生活不会因为你一个人的悔意就转向。外面会刮风，家里会漏雨，孩子会突然发烧，婆婆会打电话说尿频，手机会按坏，灯泡会爆。每一件事都在提醒你，你要过日子。

秋天到了，厂里换了订单，布料颜色暗了，蓝灰黑，一片沉。我的心也这么沉。我偶尔会在路过后门的小巷子时停一停，看那堵半塌的墙，又长了一层青苔。我想起自己在那儿靠着墙点烟，把烟按灭在鞋底的样子，气味像某种未遂的逃离。

那天周海回来说，厂里要减人，他可能要轮岗，工资会少一些。我心里一紧，问：“要多久？”他说：“不知道，看安排。”他说这话时很平静，像在说明天可能下雨，我得去收衣服。我突然觉得亏欠像落在心口的一块砖，越来越重。

我开始努力在家里做更多事，帮婆婆剪脚趾甲，夏天给她扇扇子，教孩子认字，虽然他常常分不清“车”和“东”。周末我会做一桌菜，虽然手艺一般。周海回家会夸：“好吃。”他咀嚼的慢，好像害怕把词嚼碎了。我想说什么，却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他如果知道，他为什么不问？

一种猜测像苦味在喉咙里上下翻：他大概是知道的，只是假装不知。

那个冬至我们包饺子，家里热闹一点，面粉飞扬，我的鼻梁上都带了一点白。周海把饺子包得像小船，边上波浪形。他笑说：“我这个像吗？”孩子笑得打跌。“像，像沉船。”婆婆在一旁批评：“馅太多，容易破。”我突然觉得安心。这安心有点像自欺，可它确实让我活下去。

第4章冬至后的雪

冬至后，真的下雪了。雪很细，飘了两天，地上只有薄薄的一层白，像被谁悄悄撒了一层盐。厂里的窗把雪挡在外头，机器声还是重重地敲在空气里。

那年冬天，我发了烧，烧到浑身疼，眼睛一闭一睁像在火里。我在家里躺了两天，周海请假照顾我。他把毛巾一遍遍在水里拧干又敷在我额头上。他总是那么笨拙，毛巾老是搭不到点，他手忙脚乱，嘴里还念叨：“别吓我。”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突然问：“你有没有什么话要问我？”他愣了愣，低头换了一条毛巾，“问什么？”我嗓子里像有刀，“算了。”

我不敢问，也不希望听见。我知道他可能知道，也知道他的沉默里有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叫“维持”。有时候维持比原谅更难。原谅是说出来，维持是把话噎在喉咙里，日复一日地演。我那时有点恨他的维持，恨他不喊不闹，让我无所适从。又有一点感激，感激他把我们家挂在悬崖边上时那种“装没看见”的手。

春节前，钟正辞职了。老板站在办公室门口挽留，他笑着摆手，说要去远点的地方。他来跟我道别时把手插在棉衣口袋里，眼睛里有风，他说：“保重。”我点头，“你也是。”我们两人的眼神一瞬间像架好的桥，桥上什么都没有，只有风。有那么一瞬间，我想扑过去说些不该说的话，想告诉他：如果我们在另一个时代，在另一个地方，我会怎么样。但那都没有意义。我们站了几秒，像站在冬天的站台上，等不来的车。

他走后，厂里很快来了另一个修理工，手脚也利索，但不爱说话。厂里的人慢慢就把钟正忘了，像忘了一个出过力的扳手。我没有忘。我在晚上烧菜的时候，有时会切到手指，血一滴一滴地冒出来，我看着它掉在砧板上，第一反应不是疼，是记起他指尖碰我时的温度。这样的记忆让我厌恶，也让我无力。

年过完了，日子照常往前拱。孩子上了小学，回来把头低得很低，说老师说他写字像蚯蚓爬。我笑，“蚯蚓也有它的用处，松土。”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点亮起来的东西。周海在一旁说：“写好一点，蚯蚓也要练。”我们一家人的话题从厂里的机器转到了孩子的作业，从油污转到了铅屑，这种转移让生活有了新的支点。

我以为那两次出轨会成为我生命里暗下去的一段，不会再翻出来。可是有些事就像埋在地里的铁，总有一天会被铁锈的味道出卖。

第二个春天我又发烧了，烧得比第一次还厉害，后来去了市里医院做检查。医生的白大衣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像一朵朵白花。周海在旁边紧张得说话都变慢，问：“严不严重？”医生推了推眼镜，说：“需要进一步观察。”我躺在病床上，天花板上那些荧光灯像插在天空的钉，冷。孩子趴在床边看我，眼睛亮晶晶，问：“妈妈，你会死吗？”我笑他，“胡说什么。”我的笑并没有安慰我自己。

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把我推到多少年后的一张床上。我只是觉得累，想回家，想回到那个有油烟味的厨房，有周海笨拙的手，有孩子扑过来的身体的地方。

医生说：“血压偏高，血脂也不太好，你要注意。”我点头，像听到一条新规矩。我从那天开始少盐少油，多走路。周海陪着我，他会提醒：“别吃太咸。”我会翻个白眼，“知道了，医生。”他说：“我不是医生，我是你男人。”久违的这句话让我脸上一热，像有一道春风拂过。

第5章碰撞和静默

日子有时候像两辆缓慢的车，彼此靠近，再靠近，最终不可避免地轻轻碰一下。我以为我和周海那两辆车，一直都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事实是，距离一直存在，但某种影响已经穿过空气，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摩擦出火。

孩子上了四年级，开始学英语，回家捧着课本读：“This is a book。”读得像唱戏。周海笑得摇头，孩子嘟囔：“你也不会。”周海摆手，“我当然不会，我没上过几天学。”他转头看我，“你教教他。”我教，孩子学得慢，我们三个人围在一张小桌子旁，纸片，写字板，橡皮擦，生活变得具体。

某一次饭桌上，婆婆说起邻村那个女人，“你们知道吗？她让人抓了包，跟一个货车司机。”周海夹菜的筷子停了一秒，很快又继续，“别说别人了，吃饭。”婆婆还要说：“她男人还在家里老老实实，真是……”周海抬眼看她，眼神里有一种闷着的锋，“妈，吃饭。”婆婆把话咽回去，嘟囔：“我是随口说说。”我手心出汗，热油在锅里发出“呲”的一声，我听见自己的心也“呲”了一下。

夜里，我躺在床上，转身对他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第一次这么直白。他半晌没说话，像在找词。终于他叹了一口气，“雪，知道，不知道，有区别吗？”我心里蓦地一空，“有。”他侧过身背对着我，“对你有，对我没有。我只知道，我不想散。”

他的“我不想散”，像一块石头扔进我心里的井。波纹慢慢开去，碰到井壁，回来，再开去。

“你为什么不骂我？”我问。他说：“骂了你就轻了，我呢？”他声音很平静，却像每个字都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要过日子，我也要过。孩子要过。咱家这房，这桌，这碗，这些你看得见摸得着的，都要过。我骂你，能改变什么？改变不了。”他停了一下，“你也不是坏人。”

我闭上眼，让自己从那句“你也不是坏人”里跌出来。这句话一点也不温柔，它像一个冷静的鉴定书：你不是坏人，但你做了坏事。你还要继续做一个不是坏人的人。

那一夜我们都没睡好。他起来去阳台抽烟，我跟过去，想着说些什么，最终只伸手，按灭了他手里的烟。他回头看我，用一种近乎疲倦的目光，说：“别再伤我了。”这次，我听见了。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像一个认真修补旧衣服的人，一针一线去补我造成的破洞。我不再和厂里的任何男工说太多笑话，不再加班后去走那条小巷，不再丢手里的活。周海没再提那个话题，他把家里那个老掉链子的抽屉修了，把厨房的水龙头换了个新的。他把所有能修的地方都修了一遍，他修东西的样子，像在修我们。

我以为生活会就这样慢慢往好的方向走。谁知一次意外来得没有征兆，像风一样，吹翻了我这条小船。

某年夏天，厂里搬家，新厂房在县城外，路要多走一段。我们第一天搬东西，老板催得紧，车一辆接一辆。我背着一个装满小零件的纸箱，脚下的台阶湿滑——前一天下雨，墙角的水没有干。我脚下一滑，整个人从台阶上滚下来，纸箱散开，零件像散落的雨珠，叮叮当当地滚了一地。我的背撞到平台的一根铁柱，眼前一黑，耳朵里只剩嗡嗡。

那一刻，我以为只是摔了一下。后来在医院里我才知道，脊椎受了伤，压迫了神经。医生说的时候声音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需要长期治疗，恢复会慢，有可能会影响下肢。”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上刺眼的灯，想起很多东西，想起春天里那条薄光，想起潮湿的台阶，想起冬至后那场雪。我想起自己从前的口红，亮红，像火，想起那两次身体的颤抖，像窃来的夏风。我突然觉得羞愧、害怕、委屈、绝望一起涌上来，像洪水。

周海在我旁边，手抓着床边的栏杆。我看着他的指节，青筋清晰，他指节的皮粗糙，我突然想起很多他手的样子，捧着孩子，拧着螺丝，端着热汤，那些手的形象像一部旧纪录片，回放。我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来，落在枕头上，一片片。我想说“对不起”，嘴唇动了，却没有出来。我又想说“你走吧”，也没有勇气。

他低头靠近我，用力地把我的手握住，“不怕。”

我的心里像有人敲了一下，整个人从悬崖边往回缩了一步。“不怕。”他又说了一遍。他的声音那一刻比医生的声音更有力量。那之后的漫长日子，是从“不怕”这两个字开始的。

第6章床上的四季

瘫痪这个词，一开始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的词。它出现在电视里，出现在医院的走廊，出现在邻居嘴里。我从来没想过它会落在我头上。病床上的日子，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无能为力。

刚开始的半年，我几乎不能独立坐起来。翻身需要人帮忙，吃饭要有人端，连洗头都要靠别人。我的身体像地里一块长满了草的地，杂乱，难以整理。我的头脑却异常清醒，我清楚地记得每一个来探望的人说过的话，谁叹了气，谁握了我的手，谁说了“好好养病”，谁说了“别想太多”。

厂里领导来了，带了水果和慰问金，摆在床头柜上，沉甸甸的。领导说：“邢雪啊，好好养，事先我们没考虑周全。”我笑笑，说：“没事，厂里忙。”他叹气，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那些果子最后都是周海带回去，给婆婆和孩子吃了。我看着那一袋袋鲜艳的颜色，心里空。

钟正给我发过一条消息，过了很久我才看到。消息很简单：“听说了，保重。”我看着那两个字，手心一阵发凉。周海坐在床边，我把手机翻过来。他说：“谁？”我说：“以前厂里的一个人。”他“哦”了一声，像一个轻微的回声。那一刻我突然很害怕那条消息会变成一把刀，于是删了。我也删了那段记忆里所有可能被他翻出来的角落。但记忆这东西，删给谁看呢？删给自己看？删不干净。

周海照顾我，照顾得笨拙，却细心。他会帮我翻身，动作不灵巧，但用力稳定；会用大盆给我泡脚，水温拿捏得刚刚好；会学着给我梳头，梳子一开始总卡在我的头发里，被他扯得生疼，后来他慢慢学会先抹一点水，先从发尾开始一点一点往上梳。他的手在我的头皮间穿梭，像秋天里轻轻落下的风。

婆婆也来帮忙，虽然她年纪大了，背有点佝偻。她帮我擦身，嘴里念念叨叨，“你这个孩子，命啊。”我不喜欢别人说命好命坏，我以前总以为命掌握在自己手里，后来才知道，命像山里的路，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断了，你得绕，得找新的路。你骂路没用，你得想办法过。

孩子那时候十岁，长得有点像我，眉眼细长。他在床边写作业，写累了就靠在我的床边睡。睡着的时候嘴唇微微张着，像小小的鱼。我看着他，心里像被小小的爪子挠，疼，又痒。我想，如果有一天他长大了，知道他的母亲曾经做过那样的事，他会怎么想我？我不敢想。

床上的日子慢慢被四季不同的光分出了层次。春天里，窗外的院子里有人在翻土，土色新鲜；夏天，窗台上的盆栽疯长，叶子一夜之间绿出一圈；秋天，风大，落叶一片片打在窗玻璃上；冬天，太阳老在下午三点半的时候斜斜地打进来，暖暖的。

我的身体在一点点恢复，我学会了在床上坐起来，学会了在别人的搀扶下挪几步。每向前一步都要出汗，汗沿着背脊往下流，我能感觉到每一滴汗经过肌肉的时候带走的疼。我疼的时候会咬牙，周海会在我耳边说：“慢一点，不急。”他像在教我缝衣服，针脚要细，别急。

床上的四季里，我们家也在变化。钱总是不够，周海不得不换了工作，从水泥厂到工地，再到仓库，薪水多一会少一会。他带回来的鞋底越来越硬，脸上的皱纹多了几道。孩子长了个子，他的裤子总是不合适，婆婆用旧衣服给他缝一个补一个，补丁像地图上新画的路。

有一次夜里，我突然大哭。不是因为疼，是因为我梦见了年轻时候，梦见厂房里斜斜的光，梦见那个男的腰线，梦见自己像一只从笼子里飞出去又飞回来撞到了笼子上的鸟。我醒来，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周海把我的头按在他胸口，胸口起伏，我贴着他的皮肤，听到他的心跳。他说：“我在呢。”我抽噎着问：“你怎么不恨我？”他沉默很久，终于说：“我恨啊。”我抬起头看他，眼泪糊了他的脸。他说：“我恨过，很多年，恨到我自己都累了。后来我看你躺在床上，你连翻个身都得我帮，我还恨吗？恨不动了。人这辈子，能恨的时候不多，能过的时候很多。”

我那刻觉得，有些话比“我爱你”更难说，更有重量。那一夜之后，我懂了他那年在阳台上说的“我不想散”。他不是没感觉，他是用力撑着，不让我们散。

第7章工具与手

病好了些，我开始在床上做一些小手工。邻居说她有几个钱夹的活，问我愿不愿接。我当然愿意。我把夹子，布条，扣子摆在床边按颜色分类，每天做一点。手重新开始动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重新启动的机器。手是这么神奇的东西，做过错事，也能做对事。握住谁，也能放开谁。我的手以前给过别人温度，现在给家一份稳定。

周海下班回来，会坐在床边帮我数完成的数量。孩子会拿着成品跑到婆婆那里去显摆，“我妈做的！”他的“我妈”，说得骄傲，让我心里一暖。“我妈”，这三个字，在很多场合下像一枚小小的勋章。我不配吗？我曾经以为不配。如今，我决定努力配得上。

周海手里那把旧扳手，他在家里也常拿。家里哪儿松了，他就拧哪儿。柜门松了拧，椅子腿吱嘎拧，床头的螺丝松了也拧。有一次他拿着扳手对我笑，说：“我这辈子的本事，可能也就这点。”我说：“这点很大。”他说：“大？”我点头，“把该拧紧的拧紧，把该松的松开，这不是本事是什么？”他笑着摇头，“你会说。”

那天晚上，我们说起了钟正。是我提的。我说，“你知道当年他走了。”周海点头，“嗯。”我问：“你怎么想？”他半天没说话，我以为他不想说了。他突然道：“他比我聪明。”我愣住，“什么意思？”他把扳手放在床头柜上，扳手发出一声轻轻的响，“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走，我一直就是不会走的人。”

我看着他，觉得有些酸。他没等我问，自己接下去，“我不会走，也不会赶。我唯一会的是拧。你松了，我拧拧你。家松了，我拧拧家。”他停了一下，“拧得太紧不行，会断。我尽量松紧合适。”那一刻，我突然想起钟正那天在我掌心上转的那颗螺丝，他也说过“刚刚好”。世界上大概真的只有那么几条道理，到哪儿都通。

后来我又做了更多手工，手指麻的时候就停一停。婆婆发给我看手机里的一个视频，讲一个匠人怎么把十几年不响的钟修好了。视频里那人年纪一大把，眼镜后面眼睛很亮，手指像在抚摸一个老朋友。我看完，想起了钟正，也想起了周海。我想，社会要向前走，这些手，技术和良心，就在这些手里传。

孩子也开始喜欢动手。他把废纸折成小飞机，问我飞不飞。我说飞，他吹一下，小飞机在屋里绕了一个圈，落在我被子上。我们都笑了，笑得像回到很久之前，回到那些错事还没发生的时候。

第8章椅子上的风

我终于坐上了轮椅。那天阳光很好，像是专门等我准备好了才出门。我坐在椅子上，手抚着扶手，周海在后面推，孩子在前面跑，婆婆在楼下等。楼下的小区里有老人坐在石凳上晒太阳，看到我，点点头说：“出来走走好。”我点头，笑，“得出来。”

风从脸上掠过，带着桂花的香。我一直以为坐在车里风会小，没想到坐在轮椅上风更大，那风是直接走到人心里的风，不隔。周海问：“冷吗？”我说：“不冷。”其实有一点，但那种微微的冷让我觉得自己是活的。

我们在小区里慢慢走，小路上有孩子骑滑板车，呼啦啦地过去，留下一串笑声。我看着那些孩子，心里一软，觉得自己也像他们一样轻了。走到一棵老梧桐下，地上有光影交错，像水波。我抬头看那树，想起了很多年前春天里的光。我突然说：“对不起。”周海停下脚步，轮椅轻轻晃了一下。我以为他会把我推到边上，让我自己在那里说。他没有。他绕到前面，蹲下来，和我平视。他说：“我听过千遍，也不会比第一次轻。”我眼泪又要下来，他抬手，笨笨地帮我擦，“别哭，别人看笑话。”我笑着哭，“笑吧，我认。”

婆婆在不远处招手，“回家吃饭了。”孩子跑来推我的椅子，推得快，周海在后面喊：“慢一点！”孩子停了一下，回头冲我笑，“妈妈，你看，我推你飞！”我也笑，“飞吧。”

回到家，桌上是婆婆做的红烧茄子，油亮。我吃了一块，味道是小时候的味道。婆婆说：“出门走走，人就精神。”我说：“嗯。”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一句话：“人啊，不是为了走到哪儿，是为了能一直走。”我没说出来，这是我在心里给自己刻的碑。

夜里，风进来，窗帘轻轻动。我坐在床边，轮椅在旁边。周海坐在床尾，用手机看一个修理视频，里面一个年轻人拆开一个坏掉的洗衣机，非常熟练。周海看得认真，我看着他的眼睛里的光。我突然想跟他说起那个春天，那个巷子，那个仓库，我想把我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他，让他完整地恨我一次，然后彻底过。我张了张嘴，最终还是合上。我知道，这样的完整对他不公平，对我也不善。我们之间的东西，已经长成现在这副样子，去剥，就会流血。

第二天，他给我买了一个新的发夹，黄色的，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向日葵。我说：“孩子气。”他笑：“你也可以当一回孩子。”我戴上，照镜子，觉得自己真的年轻了一点。这一点点年轻，是靠彼此给的。

后来的日子里，我跟着社区做了志愿者，坐着轮椅去给比我更不方便的人送东西。我在别人房间里看见比我更艰难的床，在他们眼里看见我自己的眼睛。有人对我说：“你还有家人，挺好的。”我回去看周海，觉得他说得对。家人这两个字，是我摔倒前不舍得认真品的，现在一口一口嚼，觉得甜。

我有时会做梦。梦里我跑起来了，飞快，像小时候追着公共汽车跑，会笑出声。我醒来后看着天花板，觉着很安。日子没那么糟，也不是那么好，它介于两者之间，像风，不冷不热，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