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作为探究宇宙与生命终极真理的学科，其核心工具是严谨的逻辑论证。然而，一个逻辑上无懈可击的论证，并不能保证其结论的真实性。逻辑论证的有效性仅确保了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形式是正确的，但结论的真理价值完全取决于前提的真实性。若前提本身是未经事实检验的假设、信仰或

摘要

哲学，作为探究宇宙与生命终极真理的学科，其核心工具是严谨的逻辑论证。然而，一个逻辑上无懈可击的论证，并不能保证其结论的真实性。逻辑论证的有效性仅确保了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形式是正确的，但结论的真理价值完全取决于前提的真实性。若前提本身是未经事实检验的假设、信仰或纯粹的概念构造，那么整个论证体系无论多么精巧，都可能只是悬于空中的楼阁，与事实真理相去甚远。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哲学论证的前提必须以事实验证”这一核心原则，并阐明任何违背此原则的论证都将丧失其客观性。

本文将以蔡礼政先生在《对存有之定义》一书中所阐发的佛教实证主义精神为参照，剖析东西方哲学史上诸多形而上学体系的共同困境：即在无法被验证的前提之上，构建了庞大而最终流于臆测的理论。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推演到东方哲思的玄学思辨，普遍存在着将宇宙根源设定为“不可知、不可证”的倾向。与此相对，《阿含经》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路径：主张宇宙与生命的本原（文中称为“正住者”）是可以通过特定方法亲身验证的客观事实 。这种将最高哲学命题置于事实检验之下的实证精神，为我们重新审视哲学论证的客观性提供了宝贵的视角。本文将系统论述，只有将前提建立在可重复、可检验的事实之上，哲学才能真正地逼近真理，而非仅仅创造出自洽的、与现实脱节的思想体系。

关键字：哲学论证、前提、事实验证、客观性、实证主义、《阿含经》、存有、正住者

自古以来，人类对真理的追求从未停歇。在哲学领域，这种追求主要通过逻辑论证的形式来展开。一个标准的哲学论证由一个或多个前提（Premises）和一个结论（Conclusion）构成。逻辑学的核心任务之一，便是为我们提供判断论证有效性（Validity）的方法 。一个论证是有效的，当且仅当它的前提为真时，其结论不可能为假。换言之，有效性保证了真理从前提到结论的传递。

例如，一个经典的有效论证形式如下：

这个形式保证了，只要前提1和前提2都为真，结论3就必然为真。然而，逻辑的威力也仅限于此。它无法保证前提本身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构造一个同样有效但结论荒谬的论证：

这个论证在形式上是完美的，但其结论显然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其前提“所有星球都是由绿色奶酪构成的”与事实完全不符。这个简单的例子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哲学的目标不应仅仅是构建有效的论证，更关键的是构建可靠的（Sound）论证——即前提真实且形式有效的论证。

然而，纵观哲学史，无数伟大的头脑似乎更沉醉于构建逻辑上精巧的体系，而对其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石——那些最根本的前提——是否符合事实，却往往予以忽视或将其推向“不可知”的领域。这些未经事实验证的前提，如同沙滩上的地基，无论其上建造的城堡多么宏伟壮丽，终究有倾覆的危险。蔡礼政先生在其著作中敏锐地指出，东西方绝大多数宗教与哲学体系，在面对宇宙根源这一终极问题时，皆主张其是“不可知、不可证的” 。这种立场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对前提进行事实验证的可能，从而使其所有后续论证都失去了客观性的根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含经》中所蕴含的朴素而深刻的实证主义精神。佛陀的教法，如蔡先生所阐释，并非始于一个抽象的设定或一个信仰的宣告，而是基于一个可被亲身验证的事实——在生灭变易的五蕴现象背后，存在一个“常、恒、不变易、正住者” 。这个“正住者”并非一个哲学概念，而是一个可被“自知自觉”的客观实体，并且其验证方法可以“为人分别演说显示”，使他人也能同样证得 。

这种“如法说”——即依照事实真相而说——的精神，将哲学论证的前提从“假设”或“公设”的领域，拉回到“事实”的领域。它要求任何关于终极实在的论断，都必须接受事实的检验。这正如现代科学的崛起，正是源于实验精神的注入，它要求一切理论回归到可重复验证的事实上来 。本文将以此为核心，论证为何事实验证是哲学论证客观性的唯一保障，并借由《阿含经》的实证精神，反思那些建立在未经实证前提之上的哲学体系所面临的根本困境。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始，便开启了对“存有”（Being）的探讨。然而，这条探究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条从具体事实走向抽象思辨，并最终将根基悬置于非经验领域的过程。

1. 从巴门尼德到亚里士多德：本体论的非经验转向

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首次将“是者”（being/to be）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进行思辨，认为“是者”具有不生不灭、连续等性质，是宇宙的“本原”。到了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被归结为“是者自身和本质属性” 。亚里士多德将世界构成分为三类实体，前两类是可感知的物理实体，而第三类，即永恒不动的实体——“神”（theos），则被明确定义为“不属于经验世界”的、纯粹思辨的神圣实体 。在此，亚里士多德为西方形而上学设定了一个关键的前提：宇宙的最高推动者或第一因，是无法通过经验加以确认的。这一前提本身就是一个未经事实验证的论断。它不是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而是为了使其哲学体系在逻辑上闭环而作出的设定。自此，西方哲学关于最高存有的论证，便走上了一条非经验主义的道路 。

2. 经院哲学与本体论论证：概念的游戏

中世纪经院哲学将这一非经验前提推向极致。安瑟尔谟著名的“本体论论证”是典型代表。其论证前提是“上帝是具有所有完美属性的存在”，并补充“真实存在比只在观念中存在更完美”，因此得出结论“上帝是真实存有” 。这个论证在逻辑上似乎很巧妙，但其前提完全是概念定义，而非事实陈述。它预设了“完美”的定义，并武断地将“存在”视为一种“完美”的属性。正如蔡先生所反驳的，我们同样可以论证：“对于人类而言，可经验证明的本质、属性比不可经验证明的本质、属性更完美” 。这恰恰说明，一旦脱离事实，“论证”就会变成一种可以根据需要随意构造前提的概念游戏。托马斯·阿奎那更是主张，判断一门学问是否科学，取决于它是不是一个演绎体系，而不取决于它如何认识和证明演绎的前提 。这等于公开宣称，论证的前提无需事实验证，这彻底背离了追求客观真理的目标。

3. 康德的先验哲学：以“理性需要”代替“事实根据”

文艺复兴后，休谟以其彻底的经验主义，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前提提出了致命的挑战。他指出，“上帝存在”的观念无法通过经验证明，也无法通过必然推理证明，因为“存在”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事实问题无法先天证明 。休谟的质疑切中了要害：我们凭什么相信那些无法被经验证实的前提？

然而，康德的回应并非是去寻找证实这些前提的方法，而是进行了一次“先验转向”。康德承认，我们无法通过纯粹理性（理论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灵魂不朽等形而上学命题。但他认为，为了道德实践的可能，我们必须将“自由意志、灵魂不朽及上帝存在”作为实践理性的“公设”（Postulates） 。

康德的论证逻辑是：

这本质上是用“人类的需要”来代替“事实的根据”。伏尔泰的名言“即使上帝不存在，也要创造一个”与此逻辑如出一辙。这种做法的危害在于，它将哲学论证的前提变成了主观意愿的产物。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任何公设都可以被设立。蔡先生尖锐地指出，这种“道德公设”只是确认了上帝的不可经验证明，必须经由人类设定不可挑战的权威公设才可能存在。如果一个公设宣称某种违背道德的行为可以成佛，并以此构建一套“理性”体系，我们又该如何反驳 ？

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如“凡人皆有死”，看似普遍必然，实则也包含了未经审视的前提假设 。它预先定义了“人”是会死的，而“神”是不会死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基于特定世界观的分类，而非一个纯粹的、先于一切经验的事实。

综上所述，西方哲学在探讨“存有”这一核心问题时，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其主流思想都建立在未经事实验证的前提之上。无论是逻辑推导出的“不动的第一因”，还是概念游戏中定义的“上帝”，抑或是为了道德而“公设”的“上帝”，其共同点在于——论证的起点并非客观事实，而是思辨的产物。这样的哲学，无论其论证过程多么严谨，其结论都无法获得客观的真理性，最终只能成为一种信仰或智力操演。

同样的困境也出现在东方哲学中。许多深刻的东方哲思体系，在触及宇宙本原时，同样将其前提设定在不可验证的领域，从而使其论证失去了客观的基石。

1. 印度“梵我不二”：意识状态与终极实在的混同

古印度《奥义书》的核心思想是“梵我不二”（Brahman-Ātman），认为作为个体生命内核的“我”（Ātman）与宇宙终极实在的“梵”（Brahman）本质上是同一的。其论证的前提是：通过修行，当意识超越了醒、梦、眠等不同状态，达到最自由的绝对状态时，这个纯粹的“我”就是梵 。

然而，这个前提存在根本性的问题。首先，它所指的“我”，无论处于何种超绝的状态，其本质仍然是“意识”的功能。而根据佛教的观察以及现代医学常识，意识是缘起法，是生灭变化的，依赖于根、境等条件才能生起，并非永恒不变的实体。将一个生灭的现象（某种意识状态）等同于不生不灭的宇宙本原，这个前提本身就与事实相悖。其次，作为宇宙全体的“梵”，被定义为“离于对待的纯主观的主体，不是被认识的对象” 。这又回到了“不可知、不可证”的老路。因此，“梵我不二”的理论，其前提建立在一个对意识现象的错误解读和一个不可验证的设定之上，其论证缺乏客观的事实基础。

2. 日本京都学派：对“纯粹经验”的过度诠释

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西田几多郎，深受佛教思想影响，提出了“纯粹经验”的哲学 。他认为，在主客尚未分离的直接经验状态中，意识超越时空，具有无限的包容性，这就是“终极实在” 。他甚至主张“意识是唯一的实在” 。

西田的论证前提是：某种特殊的、具有无限性的意识体验，即是宇宙的根源。这个前提同样经不起事实验证。首先，如前所述，任何意识体验，无论多么“纯粹”或“无限”，都属于五蕴中的识蕴，是缘起的、生灭的，不可能等同于宇宙的本原。其次，西田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理论矛盾，最终不得不像西方哲学一样，设立一个不可知的、形而上的“绝对无的场所”或“上帝”作为统合力量 。这再次暴露了其前提的薄弱——当一个可经验的现象（纯粹经验）被错误地提升为终极实在时，逻辑上的矛盾必然导致需要引入一个不可经验的设定来弥补。其整个论证体系，依然建立在对主观体验的过度诠释和未经证实的前提之上。

3. 中国道家思想：“道”的不可证性

中国道家思想以老子的《道德经》为圭臬，提出了“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和规律。然而，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明确指出“道”的本质是超越语言和感官认识的。所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更是直接表明了“道”的不可名状、不可证得的特性 。

道家的论证前提是：宇宙的终极规律“道”是存在的，但它是不可被直接经验和证知的。这一前提，从实证的角度看，是一种对神秘的承认，而非对事实的陈述。它引导人们去体悟、去顺应，而不是去验证。因此，尽管道家思想充满了智慧，但其形而上学的基础，同样建立在一个不可被事实验证的前提之上，这使其无法构成一种具有客观性的、可检验的真理体系。

综上所述，无论是“梵我不二”对意识的误认，还是京都学派对经验的拔高，抑或是道家对“道”的玄远界定，这些深刻的东方哲思在根本前提上，都回避了事实验证的必要性。它们或将前提建立在对现象的错误解读上，或直接将前提设定为不可知、不可证。这样的论证虽然能在其体系内部自洽，却因缺乏客观事实的根基，而终究难以摆脱主观臆测的色彩，无法为所有生命指引出一条确凿无疑的最终归依之路 。

在东西方哲学普遍将宇宙本原推向“不可知”的背景下，《阿含经》的教法犹如一道破晓之光，它旗帜鲜明地提出，终极实在不仅可知，而且必须亲证实证。这一实证主义精神，从根本上重塑了哲学论证的前提。

1. 从“如法说”到客观事实：论证前提的革命

《杂阿含经》第37经开篇，佛陀便阐明：“我不与世间诤，世间与我诤……若如法语者，不与世间诤。”所谓“如法语”，即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说明诸法的事实真相” 。这揭示了佛陀教法的根本立场：一切论述的基础是“事实真相”，而非理论或信仰。

经中，佛陀对“有”与“无”的定义，看似随顺世间智者，实则深刻地揭示了世间智者认识的局限性。世间智者所能观察和论述的范畴，仅限于生灭变化的五蕴之法。他们将事物的生灭称为“有”与“无”，但这其中充满了矛盾。而佛陀作为“出世间智者”，其与世间智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亲身“自知自觉”了世间智者所不知不见的、在五蕴生灭现象中“常、恒、不变易、正住者” 。

这个“正住者”，便是《阿含经》中哲学论证的终极前提。但它与其他哲学的前提有着本质的不同：

它是一个可被验证的客观事实。佛陀不仅自己证得，并且宣称此实证方法可以教导给他人，使人人皆有可能同样地知觉和证实 。这使得佛教的核心教义，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坚实的、可检验的经验基础之上。

2. 实证的三个要件：一个可操作的验证协议

蔡礼政先生根据经文，总结出本原存有（正住者）定义的三个成立要件，这三个要件构成了一套严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验证标准 。

这一定义引申出三个重要的判断原则：

这三个原则为验证提供了清晰的、可判别的标准。任何一种被声称是“终极实在”的存在，都必须通过这三重检验。

这强调了验证方式的直接性。“知觉”即是通过六识感官功能的现观，是一种直接的经验，而非间接的推理 。这排除了所有纯粹思辨和逻辑推演的可能性。

这是确保客观性的关键。如同科学实验，一个真实的发现必须是可重复的。如果只有佛陀一人能证，那仍可能被归为主观体验。但如果其他人遵循同样的方法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那么这种经验就具有了客观性 。所谓的“神秘经验”也因此消解，因为它变成了对一个客观事实的普遍认知过程 。

这三个要件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证协议，它将哲学论证的前提从“我相信”或“我推论”，转变为“我验证”。正如经中所说，十二因缘的缘起法之所以能够成立为因果关系，正是因为背后有这个“常住，法住法界”的正住者作为根本因，推动着一切法的运行 。这个作为第一因的正住者，不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被“推论”出来的，而是被“现观”到的。

因此，《阿含经》的实证主义精神，为哲学探求真理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它不废除逻辑，而是为逻辑论证找到了最坚实的起点——一个可以被所有遵循正确方法的人一再验证的客观事实。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一切论证，才可能真正地通往对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的正确理解。

尽管《阿含经》提出了以事实验证为前提的革命性思想，但数千年来，主张宇宙根源不可知的论点依然是主流。这些论点主要可以归结为几种常见的错误观念，而《阿含经》的实证精神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戳破这些观念的利器。

1. 破除“有限与无限”的迷思

一个普遍的反对理由是：人类的生命和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无法实证具有无限性的宇宙根源。这种观点将“有限”与“无限”视为两个绝对对立且不可逾越的范畴，从而预先为人类的认识能力划定了界限。然而，这种二元对立本身就是一种“数的迷失”。正如康德的“二律背反”所揭示的，同一个事物可以同时被证明为有限和无限。一个事物，因其可被归类认识而具有有限性；又因其可被追问无限的属性而具有无限性。事实本身并不会因为我们用“有限”或“无限”的概念去框定它而改变。“正住者”本身就同时具备这两种属性：它能被修行者所认识和实证，这是它的“有限性”；它不生不灭、永恒存在，这是它的“无限性” 。这两种属性在同一个事实上并行不悖。

因此，以“人类生命有限”为前提，推论出“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根源”，这个论证的前提本身就是一个未经验证的、基于概念迷思的武断设定。真理植基于事实，而事实从不阻止任何人去认识它 。以抽象的数理概念来限制对事实的探求，本身就违背了求真的精神。

2. 破除以“无限性”为标准的错误推论

与上述观点相关联的另一种错误是：将某种看似具有“无限性”的现象，直接等同于宇宙的根源。京都学派和梵我思想都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观察到意识在某种状态下（如纯粹经验或绝对自由状态）似乎能超越时空，展现出无限性，便以此为前提，论证意识即是唯一的实在或宇宙本原 。

这个论证的前提是“意识能呈现无限性”，但其对事实的解读是片面且错误的。它只看到了意识现象的某种“相”，却忽略了其“体”的本质。根据《阿含经》的实证标准，意识是五蕴之一，是生灭法，不符合“永恒性”和“非蕴”的判断原则 。无论它能展现多么“无限”的功能，其缘起生灭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宇宙的根源。这种论证的失败，根源在于其前提虽然基于一种“经验”（某种意识状态），但却对这个经验进行了错误的、过度拔高的诠释，违背了更根本的事实。

3. 破除哲学前提无需事实验证的独断论

最根本的错误，在于认为“哲学论证的前提不必以事实验证” 。这种观点认为，只要论证形式有效，前提可以通过理性、信仰或公设来建立。康德的道德公设是此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

然而，一个论证的客观性标准，不仅在于其形式的有效性，更在于其前提是否与事实相符。如果前提不能以事实验证其真假，那么整个论证就变成了一个封闭的语言系统，其结论无论真假都无法被客观地判定 。

这种独断论的危害是巨大的。首先，它违背了理性的初衷。理性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而真理的最终裁决者是事实。放弃事实验证，就是放弃了通往真理的唯一客观标准。其次，它会使哲学沦为巫师的语言。当任何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或“信仰”设立不可挑战的公设前提时，哲学便失去了公共性和客观性，不同的哲学体系之间将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和检验，最终只能导致思想的混乱和冲突。蔡先生所举的例子一针见血：如果一个公设说某种邪行可以成佛，在“前提不需验证”的框架下，我们如何从逻辑上驳斥它 ？

因此，休谟和康德所区分的“先天命题”或“先验哲学”，其基础本身就是可疑的 。他们认为某些命题（如因果关系）的基础不可验证，只能视为先天或预设。但《阿含经》的实证体系恰恰指出，因果关系之所以恒常不变，并非一个“假设”，而是因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正住者”在背后作为其运作的基础 。这表明，许多被哲学家归为“不可验证”的前提，实际上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未能找到正确的验证方法和对象。

结论是明确的：任何试图将前提置于事实验证之外的哲学论证，都必然会牺牲其客观性，最终走向主观的独断或信仰。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而事实验证正是维系这一联系的唯一纽带。

本文通过对“哲学论证的前提必须以事实验证”这一原则的探讨，揭示了贯穿东西方哲学史的一个核心困境：即在未经实证的、悬空的形而上学前提之上，构建逻辑上看似自洽的理论体系，最终却因脱离事实根基而丧失了客观真理性。

逻辑是哲学思辨不可或缺的利器，它保证了思想的清晰和推理的有效。然而，逻辑本身不生产真理，它只是真理的搬运工。如果源头（前提）是混浊的，那么无论管道（论证形式）多么精密，流出的水（结论）也必然是混浊的。从亚里士多德的非经验“神”，到康德为道德而“公设”的上帝；从“梵我不二”对意识的误判，到道家对“道”的玄远界定，这些伟大的思想体系，都在其根基处回避了最严格的质问：你的前提，是事实吗？

与之相对，蔡礼政先生所阐发的《阿含经》实证主义精神，为哲学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回归事实的道路。它主张，宇宙与生命的最终极实在，并非一个需要信仰或推论的“X”，而是一个可以通过直接经验（现观）来验证的客观事实（正住者）。它为这一验证提供了清晰、可操作、可重复的标准，将哲学的最高命题从“形而上学”的云端拉回到了“实证科学”的地面。这种精神的核心在于：真理植基于事实，任何违反事实的理论必非真理。

现代自然科学的昌明，正是建立在实验和验证这一基石之上。哲学的进步，同样不能脱离这一根本原则。哲学论证的客观性，并非源于其逻辑的复杂或体系的宏大，而仅仅源于其前提的真实性。当我们要求每一个哲学前提都必须接受事实的检验时，我们才能筛除那些纯粹的臆想和主观的偏见，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追求客观真理的严谨学科。

因此，回归事实，是哲学摆脱空谈、走向真理的唯一路径。实践与亲证，是检验一切论证前提的最终标准。只有当哲学家们像科学家一样，以谦卑之心面对客观事实，以严谨之法验证每一个前提，人类对宇宙与生命真相的探求，才能走出千年思辨的迷雾，踏上坚实而光明的道路。

来源：生命的慧观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