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85年农历正月，江西九江修水县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迎来了一个男婴，父亲黄锦江为其取名“黄远庸”，字“远生”。黄家曾出过翰林，到黄锦江这一代虽家道中落，却仍坚守“耕读传家”的祖训。黄远生自幼在父亲的严苛教导下诵读四书五经，5岁便能背诵《论语》，10岁已读完“
1885年农历正月，江西九江修水县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迎来了一个男婴，父亲黄锦江为其取名“黄远庸”，字“远生”。黄家曾出过翰林，到黄锦江这一代虽家道中落，却仍坚守“耕读传家”的祖训。黄远生自幼在父亲的严苛教导下诵读四书五经，5岁便能背诵《论语》，10岁已读完“十三经”，展现出过人的天赋。
1904年，19岁的黄远生赶赴开封参加甲辰科会试，这是清王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考场内，他以一篇《汉宋学术异同论》惊艳主考官，不仅高中进士，还因年龄最小被时人称为“神童进士”。按照传统仕途，他本可授翰林院编修，从此跻身官僚体系，但亲眼目睹清末官场腐败的黄远生，却决定放弃仕途，东渡日本求学。
1905年秋，黄远生抵达东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在日本的四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接触西方民主思想与新闻理论，同时密切关注国内局势。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科举已死，仕路不通，唯有新闻可为国民喉舌，为天下立言。”这段留日经历，彻底重塑了他的人生方向。
1909年，黄远生学成归国，应邮传部尚书陈璧之邀，任邮传部员外郎。但官场的繁文缛节与勾心斗角，让他倍感窒息。1911年，在立宪派领袖李盛铎的启发下，他毅然辞去官职，投身刚刚兴起的新闻事业。当时的记者多为兼职文人，黄远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新闻为职业的专职记者。
他先后担任《申报》《时报》驻京特派员，为《东方杂志》《庸言》等报刊撰稿，还与梁启超合作主编《少年中国》周报。
他开创了“新闻通讯”这一文体。在此之前，中国新闻多是“朝章国故”的官样文章，而黄远生的通讯则以“纪实、生动、深刻”著称：他深入北京胡同采访小贩，记录辛亥革命后市民生活的变化；他近距离观察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物，写下《孙中山先生之近日》《袁世凯之真面目》等名篇；他追踪“宋教仁遇刺案”，连续发表七篇通讯，揭露事件背后的政治黑幕。他的笔锋锐利如刀，却又饱含人文关怀，时人评价“读黄远生通讯，如见历史活态”。
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欲借黄远生的声望撰写鼓吹文章。他派亲信阮忠枢携带十万银元支票登门，承诺事成后授予“上大夫”爵位。黄远生当场拒绝：“新闻记者当以真实为生命，岂能为利禄出卖良知？”他退还支票，并在《申报》发表《致袁世凯书》，公开反对帝制。
此举彻底激怒袁世凯，黄远生收到匿名恐吓信，称“若再谤议朝政，当以手枪相待”。为避祸，他于1915年11月乘船前往美国。12月25日下午3时，他在旧金山唐人街广东银行门口，被一名身着西装的青年连击三枪，当场身亡。年仅30岁的中国新闻先驱，倒在了异国的街头。
黄远生的死因成谜，直到1980年，台湾《传记文学》刊登刺客刘北海的回忆录才真相大白：当时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负责人林森，误信谣言认为黄远生是袁世凯派往美国的密使，遂指使刘北海实施刺杀。一场因误会酿成的悲剧，夺走了中国新闻业最具潜力的新星。
黄远生遇害时，其子黄席群年仅7岁（1908年生于九江），正在九江私塾读书。失去父亲的庇护后，母亲吴氏带着他和两个妹妹艰难度日，却始终未放松对他的教育。黄席群继承了父亲的聪慧，很快展现出“过目不忘”的天赋。
1916年，黄席群进入九江模范小学就读。开学第一天，老师教了20个生字，他当天就能默写；一周后，他已能背诵课本上的所有课文。三年级时，语文老师让学生背诵《论语》选段，他不仅能完整背诵，还能讲解其中的典故，让老师惊叹“此子乃神童也”。
1922年，14岁的黄席群考入九江圣约翰中学（美国教会学校）。由于英语基础薄弱，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背单词，晚上躲在路灯下练语法，半年后便成为全班英语第一。1926年高中毕业时，他以连续八个学期全校第一的成绩，被保送进入国立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文学院，主修历史，辅修国文。
金陵大学采用全英文授课，教材多为美国原版。黄席群的历史教授是美国学者施密特，主讲《世界通史》。第一次上课时，施密特让学生简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黄席群用流利的英语从政治、经济、思想三个层面展开论述，还引用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让施密特当场称赞“你比美国学生更懂历史”。
在金陵大学的四年，黄席群系统学习了西方史学理论，同时师从国学大师胡小石学习国文。他白天啃读《剑桥中国史》，晚上钻研《史记》《汉书》，毕业论文《清代考据学与近代学术转型》获得“金陵大学最优论文奖”，并发表在《国风》杂志上。1930年毕业时，他因成绩优异被留校任教，主讲《中国近代史》。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沦陷，金陵大学迁往四川成都。黄席群因母亲病重，未能随校西迁，转而进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当时迁至武汉），负责英文新闻的编译。他的主要任务是将国内抗战消息翻译成英文，发给国外通讯社，同时将国际反法西斯动态翻译成中文，供国内报刊采用。
1941年，黄席群被调往重庆中央通讯社总社，兼任美国新闻处翻译。当时重庆经常遭受日军轰炸，他每天躲在防空洞里工作，膝盖上放着打字机，炸弹在附近爆炸时，就用身体护住稿件。有一次，防空洞顶部坍塌，他被埋在瓦砾中，被同事救出后，第一句话是“我的译稿还在吗？”
1945年8月10日下午2时，黄席群在中央通讯社英文编辑部值班。突然，电报机发出急促的“滴滴”声，这是日本同盟社的英文急电。他立即戴上耳机，逐字记录：“东京时间8月10日10时，日本天皇裕仁颁布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黄席群的手因激动而颤抖，他迅速将电文翻译成中文：“日本天皇已决定接受同盟国条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正式向盟国投降。”翻译完成后，他飞奔到社长办公室，将电文交给社长萧同兹。萧同兹立即下令：“用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报社、电台！”
当天下午4时，中央通讯社通过无线电台向全国播报了这一消息。重庆街头瞬间沸腾，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黄席群站在通讯社门口，看着欢呼的人群，想起父亲当年为新闻理想献身的往事，忍不住流下眼泪。他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父亲“为国民喉舌”的遗愿。
1949年南京解放后，黄席群拒绝了国民党“撤往台湾”的邀请，选择留在大陆。1951年，他接到表兄盛彤笙（时任国立畜牧兽医学院院长）的邀请，携妻子沈祖英和两个儿子前往甘肃兰州，担任该校副教授兼院长办公室秘书。他没想到，这片西北大地，将成为他此后近60年的生命主场，也见证了他最苦难的岁月。
1951年的兰州，外语人才极度匮乏。国立畜牧兽医学院（1958年更名为甘肃农业大学）的教材多为俄语原版，学生和教师都难以读懂。黄席群的到来，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不仅主讲《专业俄语》，还兼任兰州大学《大学英语》课程，同时承担了200多万字的俄语教材翻译任务，包括《畜牧学概论》《兽医学病理学》等。
当时没有翻译助手，他每天清晨6点起床，坐在书桌前翻译，中午简单吃点馒头继续，直到深夜。为了确保专业术语准确，他还专门向苏联专家请教，在教材上标注详细的注释。1953年，他翻译的《畜牧学概论》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全国农业院校的通用教材。
除了教学和翻译，黄席群还参与了兰州的文化建设。1954年，他协助甘肃省博物馆整理“丝绸之路文物”，将英文资料翻译成中文，为文物展览提供了重要支持。当时的学生回忆：“黄先生讲课从不带课本，所有内容都记在脑子里，俄语发音比苏联专家还标准。”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黄席群因“曾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尽管他如实交代了工作经历，仍被调离教学岗位，派往学校图书馆整理旧报纸。1957年“反右”运动中，甘肃农业大学计划迁往武威黄羊镇（偏远农村），黄席群在教职工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学校迁址需考虑师资、设备和学生生活，黄羊镇条件简陋，不利于教学发展。”
这番话被认定为“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被划为“极右分子”，撤销副教授职务。1958年8月，他被开除公职，送往夹边沟劳改农场（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属甘肃监狱局管辖）。妻子沈祖英被下放到甘肃定西农村，两个儿子被遣送回九江老家，由外婆抚养。
夹边沟是一片荒芜的戈壁滩，年均降水量不足50毫米，冬季气温低至-30℃。黄席群和其他劳改人员住在土窑里，每天的劳动是挖渠、种地，口粮只有一个小馒头（约50克）。饥饿是常态，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每天最盼望的是中午的馒头，咬一口舍不得咽，要含在嘴里慢慢尝。”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年轻劳改犯（因“偷集体玉米”被关押）饿得晕倒在地，便将自己的馒头分了一半给他。结果当天晚上点名时，黄席群因体力不支晕倒，直到凌晨才被冻醒，嘴唇冻得发紫，却仍紧紧攥着口袋里的半块干硬的窝头，那是他第二天的口粮。
更危险的是意外频发。1959年春天，他在挖渠时不慎掉入一口枯井（深约8米），井壁光滑，他拼命抓住井边的一块砖头，呼喊了半个多小时，才被路过的劳改人员发现，用绳子拉了上来。1960年冬天，他在戈壁滩放羊时迷路，天色渐黑，远处传来野狼的嚎叫。他凭着记忆往东南方向走，终于看到一间废弃的教室，在里面蜷缩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才被搜寻的人找到，此时他的双脚已被冻伤，差点截肢。
1963年，黄席群因“表现良好”被调离夹边沟，安排到西北师范大学（时名甘肃师范大学）图书馆整理外文资料。但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爆发，他被贴上“历史反革命”的标签，关进学校的“牛棚”，每天接受批斗，戴高帽游街。1969年，他被送往西北师范大学靖远农场劳动改造，这一去就是八年。
靖远农场位于黄河边的山坡上，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黄席群每天的任务是挑水浇地，从黄河边到山坡上的田地，往返一次要走两里路，他挑着两只水桶，腰被压得佝偻，却从未抱怨。农场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他找到了精神寄托。偷偷藏起一本《英汉词典》，晚上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背单词，还翻译了泰戈尔的《飞鸟集》，写在烟盒纸上。
1979年2月，西北师范大学党委派人来到靖远农场，向黄席群宣读了平反文件：“经调查，黄席群同志的‘极右’和‘历史反革命’罪名均属错划，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副教授职称，安排回校任教。”此时的黄席群已69岁，头发花白，牙齿脱落，但当他听到“平反”二字时，还是忍不住老泪纵横。
回到兰州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给九江的儿子打电话。电话接通时，儿子黄小群（时年38岁）哽咽着说：“爸，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1981年，72岁的黄席群因教学成果突出，被评为教授；1987年，79岁的他正式退休，但仍坚持每周去学校图书馆看书、翻译。
退休后的黄席群，没有选择安逸的晚年生活，而是继续从事翻译和学术研究。他住在西北师范大学的家属院，每天清晨起床后，先在院子里散步半小时，然后坐在书桌前工作，直到中午。下午要么去图书馆查资料，要么接待来访的学生，晚上则整理父亲黄远生的文稿。
1990年，黄席群开始整理黄远生的新闻作品。由于黄远生的文章多散见于旧报刊，他四处搜集资料，从北京图书馆到上海档案馆，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到九江地方志办公室，历时五年，终于编成《黄远生新闻通讯选集》，1995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在序言中，他写道：“父亲去世时我尚年幼，如今整理他的文稿，仿佛与他进行了一场跨越80年的对话。”
除了整理父亲的遗作，黄席群还翻译了《西方史学史》（美国学者汤普森著）、《历史研究》（英国学者汤因比著）等著作，共计300多万字。2000年，92岁的他还完成了《我的父亲黄远生》一书，详细讲述了黄远生的生平与思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新闻史的重要资料。
2008年，黄席群迎来100岁生日。西北师范大学为他举办了祝寿仪式，学生们送来鲜花和贺卡。
晚年的黄席群视力下降，但仍坚持用放大镜看书。他的书架上摆满了书籍，其中大部分是他翻译或整理的著作，扉页上都有他的批注。2009年3月，他不慎摔倒，住进兰州军区总医院。
2009年4月18日凌晨，黄席群在兰州去世，享年101岁。临终前，他握着妻子的手说：“我这一生，对得起父亲，对得起学生，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来源：西北小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