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风得意楼是上海许多名人经常光顾的一家有名的老茶楼。汪孟邹抱着一堆杂志来到大堂,陈独秀已然等候多时了。因为身上没钱,他只能干坐着。汪孟邹见了连忙道歉,请他原谅。
第二章“德先生”“赛先生”
一
上海城隍庙附近闹市,报童叫卖声不绝于耳:“古德诺奇文共欣赏,共和不如帝制好;杨度串联六君子组建筹安会,为袁世凯当皇帝张目。”
从黄包车里走下来的汪孟邹挨个询问报童:“有新出版的杂志吗?来一本。”不一会儿工夫,他手上已有十几本杂志了。
春风得意楼是上海许多名人经常光顾的一家有名的老茶楼。汪孟邹抱着一堆杂志来到大堂,陈独秀已然等候多时了。因为身上没钱,他只能干坐着。汪孟邹见了连忙道歉,请他原谅。
陈独秀确实有些失落和着急,自我解嘲道:“这春风得意楼我第一次来,有些品位。不过我囊中羞涩,只能瞪着眼睛看别人品茶,不是滋味呀!孟邹兄,有何要事,非要到这里来谈?不知道这一阵子我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吗?”
汪孟邹一边叫茶坊看茶上点心一边解释:“知道你忙,所以让你来放松一下。我书馆里两位公子在那里打工,不方便见。你家里孩子小,也不方便谈。想来想去,还是这里合适,这里的元宝茶可是一绝。”
“国难当头,哪还有这些闲情逸致?你约我出来,必不是为了喝茶。什么事?快说吧。”陈独秀是个急脾气。
汪孟邹反倒不紧不慢:“那好,我先问你,这些天你老把自己关在家里,干什么?”
陈独秀瞪眼望着汪孟邹,心想,这老汪装傻,明知故问,就从皮包里拿出一摞稿子扔到桌上。汪孟邹拿起瞅了一眼,说:“好你个仲甫,八字还没有一撇,你就先开工了。”
“我想在章士钊先生回来之前,抓紧时间把第一期杂志编出来。创刊号很重要,我想自己弄,给世人一个惊喜。”陈独秀呷了一口茶,不无得意地说。
汪孟邹把一堆杂志放到陈独秀面前:“我就知道你在干这个。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这些杂志可供你参考。”
陈独秀不屑一顾,连连摆手:“快把这些东西拿走。我陈独秀办杂志是要唤醒国人的觉悟,给新青年引路指航的,何用这些玩意做参考。”
汪孟邹和善地劝告陈独秀做人做事要低调谦虚些,别忘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陈独秀听了,立马较起真来:“孔夫子的话说得不错,但自从董仲舒搞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他的思想就变味了。靠孔孟之道是救不了中国的。”
汪孟邹看到陈独秀摆开了辩论的架势,赶紧岔开话题:“先不说孔子,我问你,你的杂志打算怎么办?”
“我想先把文章写出来,然后拿着这些文章去找投资人,我相信偌大的上海滩总有识货的高人。”陈独秀自信满满。
“你的文章就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现在的人可是浮躁得很。乱世,不是讲理想的年代。”汪孟邹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是知道陈独秀文章分量的。
陈独秀提高了嗓门:“可我认为现在正是中国人要觉醒的年代。鸦片战争到今天已经七十五年了,中国人再不觉醒,这个国家就完了。”
邻桌的茶客都看着陈独秀,有点莫名其妙。汪孟邹赶紧把陈独秀摁倒:“你怎么一说到这些就像发了疯似的?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陈独秀依然很亢奋,我行我素:“创刊号的主题是告诉青年,在当今社会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新人。我想了六条标准,说给你听听?”
汪孟邹连忙摆手:“打住,打住。我丝毫不怀疑你思想的光芒。我现在要问的是,你知道办一份杂志需要多少钱吗?”
陈独秀摇摇头:“我不知道,我准备把文章编好了再找你商量。”
“今天我约你来就是商量这个事情的。那天你说了要办杂志之后,我就在琢磨这事。如今办杂志,手续很简单,关键得有资金。我仔细核算过,开办费至少要五百大洋,你有五百大洋吗?”汪孟邹问。
陈独秀苦笑道:“我从日本回来时身上只有五百个白虱子,把君曼吓得够呛。”
“所以呀,这一阵子你写文章,我就忙着找银子。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汪孟邹说着递给陈独秀一块点心。
陈独秀不好意思地接过点心,自责地叹了口气:“孟邹兄,我让你为难了。”
汪孟邹却来了精神:“国难当头,你陈独秀连身家性命都可以不要,我还能在乎这些身外之物吗?我今天约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五百大洋我筹到了。”
陈独秀激动地站起来:“孟邹兄,我替延年、乔年这一代新青年谢谢你。”
汪孟邹连连摆手:“免了,免了。要说谢,我得先谢谢你才是。还记得三年前,你和柏文蔚主政安徽,我带着大洋去找你们,想回家乡谋个县长这事吗?是你一席话让我觉醒了。你说,这年代,做官是最高危、最短命的职业,说完蛋就完蛋。你有这些钱,不如去上海开个书社,为家人谋个稳定的生活,也可以为革命筹集些资金。”
陈独秀若有所思:“这你还记得?”
“救命的话,能忘吗?多亏你当时指点迷津,才有我汪孟邹的今天。你看看当年那些做官的,死的死,逃的逃,就像雨果写的《悲惨世界》。”汪孟邹感慨地说。
陈独秀笑了:“幸得有你这个悲惨世界里的觉醒者,才有我这个唤起国民觉醒的杂志。怪不得你今天请我来春风得意楼,人同楼名啊。”
汪孟邹告诉陈独秀,目前筹到的这五百大洋只是开办费,月供还是没着落。月供就是每一期杂志的编辑费和稿费,一个月至少要二百元,一年两千四百大洋,这样的数目,亚东图书馆这个小书社无论如何是负担不起的。他问陈独秀可曾想过月供问题。陈独秀笑了。他知道,既然汪孟邹约他来谈这件事,就说明他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便直言:“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你也不要绕弯子,就说要我干什么吧。就是下油锅,我也绝不含糊。”
汪孟邹看陈独秀又激动了,再次把他摁倒,轻声说:“筹钱的人我倒是找到了,不过,话得你自己去说。仲甫,这事你可不能怕丢面子。”
陈独秀苦笑道:“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什么面子可言。你说是谁,我去找他。”
汪孟邹面带微笑,慢慢地说出两个人的名字:“陈子寿、陈子沛。”
二
陈子寿、陈子沛兄弟经营的群益书社,是典型的徽式民居小院,白墙黛瓦,精美木雕,古色古香。
书童引领陈独秀和汪孟邹穿过花园般的前院向客厅走来,陈子寿、陈子沛兄弟在门前拱手相迎。自从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兄弟俩就想请他过来坐坐,没想到今天他不请自来,两人都有点受宠若惊。
陈独秀进门就夸这个院子典雅,是用书和花砌起来的人间仙境。
进了客厅,未等落座,陈独秀就双手奉上自己写的一幅字,虔诚地表示:“久闻您兄弟二人对书法颇有研究,我来给你们凑个热闹。我这手字,是流亡期间苦闷时练的,个个歪七扭八,像是喊冤,故自称苦体。让二位见笑了。”
两兄弟喜出望外,恭敬地接过礼物。陈子沛连声夸奖说:“仲甫先生的书法自成一体,千金难求,我们兄弟愧领了。”
落座上茶后,两兄弟双目对视,会心一笑,陈子沛转身去了内室。不一会儿,书童端上一个盘子,内有两包银圆。陈子寿面带微笑向陈独秀拱手说:“区区二百大洋,聊作酬金,望先生笑纳。”
陈独秀故意脸色一沉:“子寿兄,我陈独秀穷则穷也,但从不卖字。你这是何意?”
陈子寿笑着解释说:“仲甫先生的墨宝我们兄弟要定了,但一幅不够,请汪经理作保,我们签个合同吧,以后每月一幅,每幅二百大洋,期限暂定五年,您看如何?”
陈独秀假装没有听懂,侧身望着汪孟邹。汪孟邹此时心里已经乐开了花,他满脸堆笑地拍了一下陈独秀的肩膀:“吉人天相,天道酬勤,仲甫呀,你办杂志的月供解决了,还不赶紧谢谢陈家兄弟。”
这下陈独秀不装了,他爽声大笑,和陈家兄弟逐一拥抱。
四个男人的笑声震落了书架上的灰尘。
三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学生宿舍里,李大钊正伏案写作。盛夏季节,他还穿着整洁的长衫。章士钊和高一涵穿过安静的楼道,轻轻地叩门。
李大钊喊了一声:“请进。”头也没抬,继续写作。
直到章士钊走到跟前,李大钊才连忙起身让座。章士钊坐下,对李大钊说:“我要回国了,过来看看你。听说你现在公务甚多,很少在学校上课。今天怎么如此清闲?”
李大钊最近正在酝酿恢复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忙着筹备一本名叫《民彝》的杂志,所以学业上有所放松。章士钊提醒他,学业也是革命的本钱,进入大学就要把毕业证拿到,否则有些可惜。
李大钊有些无奈:“这个很难。革命形势逼人,恐怕很难两全。我现在有些茫然,革命和学习,孰轻孰重,很难拎得清楚。”他拿出刚刚写的几张纸,递给章士钊。原来,李大钊和陈独秀约好要辩论,他写下了《厌世心与自觉心》的观点,作为反驳。李大钊认为,陈独秀提倡的“有国家不为喜,无国家不为忧”的自觉心是一种悲观厌世的误国论调。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自强不息地创造新的国家,而不能因这个国家不可爱就放弃爱国,更不能因为没有享受到国家的爱而迁怒甚至遗弃自己的国家。
章士钊点点头,同意这个观点,并建议这篇文章登在新一期《甲寅》上,看陈独秀接不接招。
半个月后,章士钊回到了上海。他和陈独秀约好,召开湘皖同志会。
亚东图书馆一间堆满书和杂志的小屋,是陈延年和陈乔年的居室。两兄弟一个趴在桌子上、一个躺在床上看书。室外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汪孟邹抱着一个大西瓜进来,让两位小英雄尝尝脆甜的湖南西瓜。
陈乔年从床上爬起来,高兴地接过西瓜谢过汪孟邹。汪孟邹拉起陈延年,温和地让陈延年要识大体、顾大局,千万不要再为难父亲,因为今天陈独秀和章士钊先生在这里主持湘皖同志会,要来很多人商量讨袁的大事。
陈延年站起来说自己知道轻重,他和陈独秀的过节那天已经说清楚了,不会再为难他。汪孟邹笑了。
屋外一阵喧闹。汪孟邹赶紧向两兄弟摆摆手说:“章先生来了,我得招呼去,你们就在屋里看书,别出去。”
陈乔年从厨房里拿来一把菜刀,一边切西瓜,一边好奇今天来了这么多人要干什么。陈延年告诉弟弟,他们是在商量讨袁,今天来的每个人都是干大事的,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不要命的主。陈乔年一听讨袁,就急切地想参加,他要为爷爷报仇。陈延年放下书本,两个人走出小屋,顺着墙根悄悄地溜到大厅窗户下,偷听里面讲话。
陈独秀和章士钊这对久别重逢的老友,一见面就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行严兄,终于把你盼回来了。”陈独秀的话语中带着一种莫名的轻松。
章士钊为见孙中山和黄兴,在路上耽搁了几天。现在看到湘皖同志会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非常高兴,由衷称赞陈独秀号召力非凡,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陈独秀连忙招呼大家坐好,听章士钊传达孙中山的指示。
章士钊给大家介绍了他与孙中山、黄兴见面的情况,说现在形势非常有利:国外,列强在欧洲打仗,顾不上中国;国内,袁世凯准备称帝,顾不上镇压革命。孙中山和黄兴要求各路人马积极行动起来,厉兵秣马,一旦时机成熟,立刻举兵护国,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再造一个崭新的共和国。
潘赞化是个急性子,没等章士钊说完就表示,早已同蔡锷将军达成共识,在云南组建护国军,只要袁世凯敢称帝,云南就率先发难。邹永成也站了起来,说他以办杂志的名义回乡组建了一支队伍,现在已经发展到两千多人,一旦云南起事,湘人将带头响应,搅个天翻地覆。
章士钊一挥手:“邹将军干得好,我们湘人素来有领跑的传统。”这话刚出口,他突然觉得有点不合适,看了看身边的陈独秀,笑着说:“不过,今天倒像是皖人在坐镇中军呀。仲甫,看来我这个周瑜该和你这个鲁肃易位了。”
陈独秀一脸严肃,不说话。章士钊把他拉起来对大伙儿说:“士别三日,刮目相待,一向慷慨激昂的陈仲甫也学会深藏不露了。听说你有大手笔,快给我们说说吧。”
陈独秀扶章士钊坐下,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摞纸,说:“使枪弄棒的事情我做不了,我只能干自己的老本行,写字。这两个月,我和越邨足不出户,办了个刊物,叫《青年杂志》。本意是鼓吹新文化、宣传新思想、造就新青年,就是要选择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取代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孔教三纲,用科学和民主重塑新一代中国青年。这是创刊号的草样,请各位指教。”
大家一拥而上,争相传看。
看到屋里人都挤着抢看样稿,站在窗外的陈乔年十分好奇,忍不住也跑了进去。陈延年跟着走了几步,犹豫再三,还是站到了窗外。
邹永成指着杂志的封面问陈独秀:“仲甫,你这杂志的封面怎么是个外国人,这个大胡子是谁呀?”
陈独秀笑着介绍:“封面的卡内基是美国著名钢铁大王兼慈善家。他出生在苏格兰,十一岁时迫于生计移民美国,为了糊口,曾在纺织厂打过工,烧过锅炉,当过邮递员,后来靠自身才智和努力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创建了与洛克菲勒、摩根并立的钢铁帝国,成为美国钢铁经济的三大巨头之一。”
忽然间,陈独秀看到了从桌子底下钻过来的儿子陈乔年,便对着他刻意提高了声音:“我之所以选卡内基做创刊号的封面人物,就是想告诉那些还在吃苦受罪的中国孩子,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天下的路是天下人走的。美国人有梦,中国人也可以有梦,有志者事竟成。”
邹永成把陈乔年拉到身边,说他将来也一定能成个什么大王。陈乔年不好意思了,挣开邹永成,跑了出去。
四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出刊时,除了陈独秀,很少有人认为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9月,上海城隍庙前的大街像往常一样,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几个报童挥舞着新出版的《青年杂志》,大声叫卖:“快来看新出版的《青年杂志》,快来看陈独秀的奇文!”尽管报童喊破了嗓子,可买者寥寥。汪孟邹领着陈延年和陈乔年在旁边观望,皱起了眉头。陈延年把陈乔年拉到一旁,耳语片刻。陈乔年跑去把几个报童叫到一起,向他们一一交代,然后和报童一起高声叫卖:“陈独秀开出医治中国痼疾的两大药方———‘德先生’和‘赛先生’;看卡内基如何从穷工人做到钢铁大王……”一个路人被吸引,两个、三个……杂志很快销售一空。
大喜过望的汪孟邹拉着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来到一家早点铺,三个人要了五碗馄饨,四笼包子,边吃边聊。汪孟邹问小哥俩对新出版的《青年杂志》的看法,陈延年如实回答说,他虽然不喜欢陈独秀,但是很喜欢这本杂志,它教给青年很多新鲜的东西。红乔年则说他特别喜欢那篇发刊词,写得太棒了。汪孟邹乘机提出希望正式聘请哥俩来杂志社做工,当编务。陈延年表示他不想和陈独秀共事,汪孟邹耐心地做他的工作,说:“你别急着拒绝,听我给你说说道理。一来,你们现在住的房子就是杂志社的一间工作室。你们不来打工,别人就要来,你们就得搬走。二来,编务的工作就是校对、跑印刷间和送货,并不直接和编辑接触。三来,你们也知道,这本杂志是反对袁世凯的,有极大的政治风险,不能让不放心的人来干。你们俩有文化,既是自家人又需要这份工作,就算是来帮我个忙怎么样?”
陈延年不说话了。陈乔年看着他说:“哥,我想干。住在书社有书读,还可以见到许多有知识的人。”
陈延年想了想,说:“行,汪经理,我们愿意当编务。这是因为你,而不是因为他陈独秀。”
汪孟邹把陈独秀委托的事情办成了,很高兴。他拍了拍陈延年的头:“你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太倔。好,你们慢慢吃,我办事去了。”
汪孟邹来到群益书社,陈独秀、易白沙正在和陈子寿两兄弟商量《青年杂志》发行的事情。他刚刚坐下,门外就传来邹永成的声音:“仲甫先生,好消息,好消息啊!”陈独秀赶紧起身相迎。邹永成迫不及待地说:“仲甫先生,两件好事。第一件,《青年杂志》在湖南反响很大,他们一下子就订了三百本,要你们赶紧发送。第二件,震旦学校校董柳文耀来找我,想请你今天下午去他们学校演讲,给师生们讲一讲你那个绕口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讲一讲你提出的那个‘新青年的六个标准’。我自作主张替你答应了,还替你收了三十块大洋的演讲费。”
陈独秀握着邹永成的手说:“好事呀!走,我们现在就去。”
当天下午,震旦学校礼堂里人挤得满满当当,走道上都站满了听众,陈延年、陈乔年也在其中。
陈独秀一身西装,在柳文耀的引导下红光满面地走上讲台。他手中没有讲稿,张口就来:“各位,有人说,你陈独秀提的那个‘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太绕口,我们听不懂。那我就给你们说得明白一些。大家知道,道光十九年,林则徐禁了鸦片,英国人打进了中国。人家船坚炮利,我们一败涂地。于是,就有人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第一道觉悟——知道我们技不如人,要向人家学习。后来有人进一步认识到,我们不光是技不如人,最重要的是国不如人,是洋人的制度比我们先进。你看人家日本,弹丸小国,搞了明治维新,迅速崛起了,我们得向人家学。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晚清新政,直至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这是第二道觉悟。可建立了民国又怎么样呢?洋人照样欺负我们,老百姓照样吃不饱饭,袁世凯照样要当皇帝。这是为什么?这就不光是我们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了,最根本的是我们的思想、道德、理念不如人家先进。袁世凯要复辟,首先要拜孔教三纲为国教,要用这个统治了中国两千年的腐朽思想继续奴役人民,而国民也习惯和听命于这个腐朽的道德理念。这就是我们落后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我说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就是思想的觉悟、道德理念的觉悟。说到底,是人的觉悟。这最后的觉悟就是要换脑子,要找到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塑造新一代的青年,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
讲到这里,陈独秀的眼睛凝视着远方,他看到了他的两个儿子。三个人的目光一碰撞,陈独秀立刻表现出异样的激动,提高了嗓门:“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是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我辈青年,应该是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的新青年,应该是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的新青年。当代中国的新青年,我以为应该有六个标准:第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第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第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第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第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个标准,总的说来,就是民主与科学。造就中国的新青年,唯有民主和科学并重。民主与科学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和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准绳。凡违反民主与科学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民主和科学是朝阳,而现今的中国却是一个被捂得严严实实,发了霉、烂了疮、流着脓的老房子。怎样才能让民主和科学的阳光照亮老房子呢?过去,我们用的是最简单的方法,把房子给推倒。可是你推倒了房子,那霉、疮、脓依然藏在里面,长出来的依然是那些腐朽的脏东西。所以,中国要强大,不仅要推倒那所老房子,更重要的是挖掉腐朽的根源,来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用民主和科学的理念武装我们的青年。怎么武装?大家都在探索。我的意见是,让我们先从入心入脑的日常生活做起,从我们的说话、写字做起,我们要提倡白话文,说大家都懂的话,写大家都能明白的文字,我们要用新文学的力量去启蒙大众的思想……”
演讲结束了,礼堂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天宇,经久不息。人们沉浸在心灵的震撼和思想的碰撞中,久久不愿离去。
五
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特别是他的那篇《敬告青年》,像一把火炬,把许多正在黑暗中苦苦寻找出路的青年的心点亮了。有人做过调查,最早一批共产党人,大都是因为受到《青年杂志》的影响而踏上追寻真理道路的。
深秋,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会的十余名学生聚在李大钊的宿舍里,热烈地讨论刚刚收到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一致赞扬陈独秀回国刚几个月,就办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李大钊感叹道:“虽然现在是深秋,但是我从这本《青年杂志》中闻到了一股春天的气息。这个陈独秀,不简单,他终于出招了,而且一出招就是个惊天大炸雷。现在我总算搞清楚他说的那个‘自觉心’是什么了。”
高一涵不无讽刺地说:“守常兄,两个月前你不还整天嚷嚷着要批评陈独秀悲观厌世的自觉心吗,怎么一转眼就成他的死党了?”
李大钊笑道:“岛上刚两月,中原已千年。想当初陈仲甫提出不能把爱国和爱腐败政府混为一谈的时候,海内外是骂声一片。现如今,倒袁和推翻北洋政府已然成为国人的共识。你不得不承认,陈独秀是有先知先觉的。一涵,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好像我这一辈子都要和陈独秀绑在一起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大声说道,“同志们,仲甫先生来信,希望我们中国问题研究会的同人踊跃给《青年杂志》投稿。”
湖南长沙,秋之岳麓,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万类霜天竞自由。
岳麓书院是长沙学子经常聚集的地方。书院内走廊上有一块告示牌,不少人在围观。长沙第一师范学生蔡和森大声念道:“征友启事: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属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敬启者二十八画生。”
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问:“这到底是征男友还是女友?难道是在为这个二十八画生招亲找媳妇?”
蔡和森连忙解释说是为二十八画生寻找志同道合、同心报效国家的诤友。一位穿着长衫的老者点头称赞,问他是否是这个二十八画生。蔡和森笑道:“二十八画生叫毛泽东,也是长沙一师的学生,我是替他贴告示的。”老者闻言,竖起大拇指:“这个二十八画生必不是凡人。”
长沙一中学生罗章龙手里拿着一张报纸问:“请问谁是二十八画生?我叫罗章龙,是应征来会友的。”
蔡和森一边与罗章龙握手一边转身高呼:“润之,来新朋友了!”萧子升、何叔衡等齐声高喊:“毛泽东、毛泽东……”
书院前街的书摊前,二十二岁的长沙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正在入迷地读《青年杂志》。下雨了,老板要收摊,毛泽东倾其所有,买下全部六本杂志。老板大喜,恭维毛泽东是文曲星下凡,将来一定能当宰相。毛泽东当即脱掉长衫,露出结实的肌肉,他用长衫裹好杂志,双手紧紧捂住,一脸的光芒。
秋风落叶,秋雨蒙蒙,岳麓山下的小道上,毛泽东光着膀子,夹着长衫,欢呼着、跳跃着,一路狂奔而来……
跑进岳麓书院,毛泽东兴奋地向朋友们举起用长衫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袱。
三十九岁的何叔衡一脸困惑:“润之,你这唱的是哪一出?”
毛泽东打开长衫,拿出裹在里面的《青年杂志》,大呼:“我淘到宝贝了,淘到宝贝了。”众人好奇地围过来。毛泽东兴奋地给大家一人发了一本杂志,说:“你们看看,这真的是宝贝。我提议,今天的征友会,我们就谈这篇《敬告青年》。”
蔡和森是和毛泽东走得最近的好朋友。他迫不及待地打开《青年杂志》,无比兴奋地说:“还真是宝贝呀!诸位,这就是杨昌济老师多次向我们推荐的、陈独秀先生主编的《青年杂志》,说是开出了救国的药方。”
“润寰,你说得对,就是药方。我刚才浏览了一遍创刊词《敬告青年》,感到头顶上炸出来一声惊雷!醍醐灌顶,醍醐灌顶啊!”毛泽东依然陶醉在喜悦中。
何叔衡问:“润之,你一下子买了这么多杂志,这个月你吃什么?”
毛泽东大笑:“吾有此书足矣!”
比毛泽东小一岁的萧子升有些不屑:“有这么邪乎吗?润之兄,你没病吧?”
毛泽东笑道:“我没病,我现在浑身是劲。各位,我们不是一直在说要造就新民吗?你们看,陈仲甫先生明确地提出了新青年的六个标准。”
十八岁的周世钊念道:“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蔡和森:“说得太好了。仲甫先生提出的这六条,就是我辈青年今后努力的方向。”
毛泽东却摇摇头:“我以为,陈独秀先生关于新青年的六条标准还不全面,至少应该再加上一条‘健壮的而非体弱的’,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病夫是救不了中国的。”
何叔衡点头称是:“润之,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我赞成。”蔡和森举起手来:“我也赞成。”
毛泽东激动地挥舞着双手:“文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这才是中国的新青年。各位,我要给《青年杂志》投稿,谈一谈中国人的体育。”
1915年的秋天,和许多苦苦追求救国真理的青年学子一样,毛泽东被《青年杂志》打开了眼界。他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秋雨绵绵,天津,南开学校小礼堂正在举行学生古文朗读比赛。台上,一位同学正在朗读《岳阳楼记》:“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后台,报幕员在喊:“周恩来同学候场,请做好准备。”已经化好妆的青年周恩来正在后台一角聚精会神地阅读刚刚从同学那里借来的《青年杂志》创刊号。同学跑过来喊他上场。
十七岁的周恩来站起来向舞台走去,他向观众鞠了个躬,举起了手中的杂志:“各位观众,原来我要朗诵的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可是,刚才我在后台看到了这本新出刊的《青年杂志》,一下子就被陈独秀先生写的创刊词《敬告青年》吸引住了。它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心智,让我感到我以前的所思、所学、所行实在是一无所取。所以,我想更换一下我朗读的文章,读一读这篇《敬告青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心中的快活。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
落叶秋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风流倜傥的胡适手拿一本《青年杂志》,与前来探望的女友韦莲司手挽着手漫步。二十四岁的胡适激动地对韦莲司说:“亲爱的韦莲司,我已经兴奋好几天了。这本杂志点亮了我的心智,让我看到了我的祖国的希望。”
韦莲司不明白,为什么胡适平时看上去像个文静的绅士,可是一谈到祖国,总是那样冲动和狂热,简直就像换了个人。
胡适指着校园橱窗里的一幅油画对韦莲司说:“你想知道原因吗?那我就给你讲讲这幅油画的故事吧。这幅油画的主人公叫丁龙,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劳工。他给著名的卡本蒂埃将军当仆人,终身未婚,为主人忠实服务了一辈子,与将军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当他老了的时候,卡本蒂埃将军向他许诺,要帮助他完成一个心愿。丁龙拿出他一生积攒的一万两千美元,希望捐献给卡本蒂埃将军担任校董的哥伦比亚大学,以建立一个汉学研究系,传播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卡本蒂埃深受感动,陆续追加捐款五十万美元,终于帮助丁龙实现了他的心愿。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胡适讲得心潮澎湃,韦莲司听得热泪盈眶。两人手拉着手,向丁龙的画像深深地鞠了个躬。
胡适接着说:“我十九岁就来到美国,听了丁龙的故事之后就暗暗发誓,一定要像他那样为祖国做点事情,可是一直不知道从何处下手,直到前几天我看到这份杂志,心中才豁然开朗。”
韦莲司睁大眼睛,急切地问:“你找到了什么?”
“讲白话,写白话文、白话诗,最终在中国掀起一场文学革命,启蒙国人的思想。”胡适的话像出了枪膛的子弹,急速而充满力量。
似懂非懂的韦莲司疑惑地问:“你在美国搞这些,有人懂吗?你的学业怎么办?”
胡适说:“美国人懂不懂与我无关,我的事业在中国,将来我是要回到中国去的!”
几周后,上海的亚东图书馆,汪孟邹拿着一封信向陈独秀和易白沙介绍胡适:“这孩子是我的同乡,他父亲胡传,是台湾台东的直隶知府。《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胡传和刘永福坚持留在台湾抗击日本人,战死在台湾。那时候,胡适刚刚三岁。他的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居孀守节,教子极严。这孩子很争气,打小崇拜孔子,十一岁能看古文,还自己编了一部《历代帝王年号歌诀》。乡里先生教不了他,家里就送他来上海,在中国公学读书。他还当了白话报纸《竞业旬报》的主编,写了不少文章和诗,小有名气。十九岁时,胡适去美国留学,先在康奈尔大学学农学,后来改读文学,今年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跟着杜威教授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可以说文史哲样样精通,尤其擅长写诗,是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最近他看到新出刊的《青年杂志》,想写一篇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来信让我问问仲甫是否合适。”
陈独秀看了胡适的信,兴奋不已,大呼:“‘文学革命’,这个题目太好了!没想到一个在国外生活多年的留学生能够把我陈独秀办杂志的心思看得如此透彻,奇才呀!思想启蒙不能空谈,而要从具体做起,要从大众的生活着眼。《文学革命刍议》,这篇文章要是做好了,就是一颗炸弹,它的威力比推翻袁世凯还要大。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孟邹兄,越邨,这个胡适对我们的《青年杂志》太重要了,一定要抓住他。”
易白沙没想到陈独秀会如此激动:“仲甫兄,真是少见呀,这世上居然还有能入你陈独秀法眼的英才。不过,这么出色的一个留美博士,又是杜威教授的门徒,怎么抓得住?他肯定不会回来的。”
汪孟邹摆摆手:“这个我敢打包票,胡适学成之后一定会回来。这孩子是个孝子。他母亲在他出国之前就给他定了一门娃娃亲,女方是安徽旌德县江村的。胡母抱孙子心切,三天两头去信要儿子学成之后就回来成亲。这个胡适是不敢违抗母命的。”
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繁华喧闹中有一处整洁安静的咖啡馆。三个穿长衫的中国人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青年杂志》。汪大燮和蔡元培都做过中华民国的教育总长,吴稚晖是同盟会元老,不愿做官,当过教育部读音统一会议长。三个人都是反袁斗士,难得在欧洲碰到一起,赶上吴稚晖收到国内寄来的两本《青年杂志》创刊号,便抱团在咖啡馆看起书来。看到精彩处,蔡元培猛地一拍桌子,盛咖啡的杯子被震起半尺来高,咖啡溅了吴稚晖一脸,女服务员吓得一阵尖叫。蔡元培很尴尬,不知所措,吴稚晖却满不在乎地撩起长衫擦脸。汪大燮送上纸巾,吴稚晖一摆手:“我老吴从来不用这擦屁股的东西擦脸。”
一通手忙脚乱的清理后,吴稚晖大大咧咧地问蔡元培:“孑民兄,何以春心大发呀?”
蔡元培抱歉地拱拱手:“你别说,你这个‘春心’用得还真准。陈仲甫的这篇《敬告青年》,真的拨动了我的春心。‘德先生’‘赛先生’,说得多好呀。我们找了这么多年,总算找到了两个能够医治中国百病的洋医生了。敬恒兄、伯棠兄,这两个大夫我们得请,这两面大旗我们得扛啊。”
吴稚晖也拍了桌子:“好,孑民兄,你放心,我一回到上海就让陈仲甫给你备礼。既然他请的两个洋大夫给我们的蔡总长壮了阳,那他就得出钱让你老兄纳妾呀。”
汪大燮扑哧一笑,差一点把咖啡喷了出来:“你这个老不正经的吴敬恒,老拿我们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圣开涮,亏心不亏心呀?”
蔡元培向汪大燮摆摆手:“没关系,吴敬恒为老不尊、喜怒无常,我已经习惯了,不计较。我倒是真的觉得陈独秀提出的新青年的六大标准应该成为中国大学的校训。敬恒兄,你回去告诉陈独秀,我虽然不当教育总长了,但一定要找机会推荐他去当个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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