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庭托举与阶层跌落，天赋与平庸，傲慢与羞辱，优绩主义的指挥棒下，高中是精英学生参与未来社会地位竞争的操演场。精英如何利用教育系统完成阶层复制？七年的田野调查，社会学家姜以琳细致勾勒了其中的隐秘机制。《学神》像一只内窥镜，以沉浸的视角、平视的姿态，从系统内部透视

家庭托举与阶层跌落，天赋与平庸，傲慢与羞辱，优绩主义的指挥棒下，高中是精英学生参与未来社会地位竞争的操演场。精英如何利用教育系统完成阶层复制？七年的田野调查，社会学家姜以琳细致勾勒了其中的隐秘机制。《学神》像一只内窥镜，以沉浸的视角、平视的姿态，从系统内部透视精英教育的肌理。尽管对教育公平的研究时常与失落为伍，但姜以琳说，社会学家是一群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删删改改，姜以琳的获奖感言写了将近900字。

南风窗社会价值年度盛典于广州举办的前一晚，为了“年度青年学者”奖项的获奖感言，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姜以琳写到了凌晨一点半。活动当天下午，她把这些文字打印出来，叠成一张方块，在补妆间隙、台下等待期间，紧张地反复诵读。

登上领奖台的一刻，姜以琳大脑发懵，原先准备好的领奖词，一大半没说出来。下台以后，她立即在群聊中连续发送了三个裂开的表情包表达懊悔，后来她对我们开玩笑说，站在领奖台上，她好像没什么“配得感”。

在领奖台上的姜以琳

“配得感”是姜以琳的研究概念之一。她在盛典现场解释说，社会学对“配得感”的定义是，“无论我是否努力，我天生就觉得自己应该得到这一切”。这是她在过去的研究中在精英学生中观察到的一种普遍心态。它关乎一个人的自信、胆量和对世界的探索欲，并且在漫长的人生阶段中给予人行动的勇气。

2022年，姜以琳基于七年田野调查经验，写成了《学神：中国精英学生如何投身全球竞争》。这本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美国出版发行。2023年，《学神》获美国社会学协会教育学分会所评选的皮埃尔·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最佳图书奖，并于2024年由中信出版社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行。

《学神：中国精英学生如何投身全球竞争》

或许因为“教育公平”“家庭托举”“阶层复制”等词眼太过切中当下中国家长的痛楚，姜以琳接受了几次媒体采访后，她与《学神》迅速在网络走红。

这位天真而明媚的教育社会学家从未预料过，自己的研究竟然会掀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当一名青年学者走进大众视野的中央，她所面对的是另一片崭新的田野。

事先准备的采访提纲，一大部分内容紧紧围绕高校的“非升即走”制度展开。

处于预聘期的高校青年教师，须在一定时限以内完成学校规定的各项考核指标，否则将被解除聘用关系或被要求转岗，这就是“非升即走”。

优胜劣汰的筛选压力之下，高校青年教师竞争异常激烈。“卷”论文发表数量、“卷”发表期刊的评级，愤懑、焦虑与怨言，围绕这个考核制度滋生、蔓延。

我原以为这会是一名青年教师当下所面对的最大困境，然而真正与姜以琳交流起来，却发现她竟然如此豁达、洒脱，貌似从未被这个制度真正困住。

她说，自己在这种竞争中选择了“放弃、躺平”。

姜以琳选择在竞争中“躺平” / 图源：受访者供图

“躺平”不意味着“摆烂”。她只是选择不加入这一套游戏规则，而是宁可追求自我实现。

姜以琳想做有趣的研究、热爱的研究，她希望自己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拿得出手的、不会丢人的”。“光是做到这个已经很难了。”她说，因此无法在此基础上和别人比拼发表数量。姜以琳决定放弃。

但她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升迁。刚刚落地广州，在去往酒店的车上，姜以琳语调昂扬地对我说：“我就没想过自己会无法通过考核。”

弥漫于学术系统之中的竞争焦虑对她完全失灵，姜以琳永葆一种乐观的预期。因毕业困难而抑郁、退学的博士生数不胜数，博士生涯对姜以琳来说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攻读博士虽然耗费八年，但这期间，她始终坚信自己一定会毕业，就像现在坚信自己一定会升迁一样，“或早或晚”。

对姜以琳来说博士生涯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 图源：受访者供图

2023年入职上海纽约大学之前，姜以琳已经在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工作了五六年，其间顺利通过助理教授的考核，评上了副教授。如果继续留在原单位，按计划一年后或许会被提拔成正教授，在当地的薪资待遇和职业声望远比如今可观。

但计划之外会有例外。不顾朋友、同事和师长的劝说，她还是辞去了台北的工作，只身一人搬来上海。

姜以琳不仅为了进行新的研究，理由之一更是希望趁年轻体验不同的城市环境，希望经受不同的地方文化冲击，并“借由这种冲击，不停适应，维持灵活性，避免成为一个僵化、死板的人”。

听罢这番理想主义的描述，我忍不住功利主义地发问：“重新做回助理教授，比原先的职称差了将近两级，薪资水平不会有落差吗？”

姜以琳似乎是在这次采访中，第一次意识到学术职级与薪资之间的挂钩。她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语气中有一丝懊恼：“我当时只是觉得助理教授不用承担太多行政工作，所以愿意。”

姜以琳 / 图源：受访者供图

她是一个不会被学术界的地位竞争所困扰、束缚的人，这份称得上清醒的洒脱，或许与姜以琳一直以来的研究内容有所关联。

2012年，她曾经在北京几所顶级高中开展田野调查，写成《学神》一书。姜以琳在其中细致勾勒了一套根植于顶尖高中的学生地位分层体系，她发现，依据学习成绩和轻松程度，学生们被分成了“学神—学霸—学渣—学弱”四个等级，自上而下、各居其位。

几乎所有学生都无意识地遵从并维护这一套地位结构，上位者被坚定不移地关注和信赖，下位者则被嘲笑和排挤。

或许是因为长期旁观这套地位分层体系的缘故，姜以琳深知，“地位”只是一个标签，是被他人赋予的。“人们给了我这个标签，不代表我就要主观认同它。”她快乐地说，轻盈解开了勒在许多人脖子上的绳索。

几十年来，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弱势学生的求学经验，其中不乏对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与学校互动关系的研究，但是庞大的研究案例中，始终缺少了一群学生的身影—那些家庭资源丰厚的精英学生。

姜以琳在她原本的领奖词中写道，精英学生的人数不多，不容易接触，这个题材也不讨好，“但他们的经验对理解教育不平等的现象和根源却非常重要”。

为了拼凑更完整的教育生态，2012年，姜以琳抵达北京，在担保人的介绍下，进入两所顶级中学，在8个教室里进行了15个月的观察，与28名学生保持深入而持续的交谈。

她在每间教室的观察时间最多5天，每天8至15个小时。作为民族志研究的一部分，她经常与学生们一起吃饭、闲逛，参加各种校内活动。

作为民族志研究的一部分，姜以琳经常参加各种校内活动 / 图源：受访者供图

那是一场焦虑与变数相随的田野调查。原先联系好的学校突然拒绝她前往，原本约好采访时间的校领导忽然不再回复任何消息。“每天面对全新的未知数，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姜以琳说，15个月的田野调查之后，她感觉自己“脸皮比以前厚了20倍”。

尽管困难重重，她还是很快凭自己明媚轻盈的个人气质被学生们充分接纳。刚入校，老师向学生们介绍她是“姜老师”。很快，学生们就意识到她无权也无威，改口喊她“姐姐”，向她吐露不曾与老师或家长分享的秘密。

姜以琳还在《学神》后记中写道，一次，她与研究对象特蕾西坐在大学校园的草坪上聊天，中途女孩忽然躺了下来，把头靠在姜以琳的肚子上，与她谈论自己的梦想与未来规划。这些珍贵的信任是田野调查中吉光片羽的瞬间。对于姜以琳来说，田野调查是研究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但当田野调查暂告一段落，就迎来了研究中最痛苦的阶段—思考选题和理论架构。几千页的田野笔记摆在姜以琳眼前，她需要抽丝剥茧，拎出其中可以撑起研究骨架的理论脉络。

姜以琳在办公室

“地位体系”便是她在一次次与导师的探讨中抓住的线索。高中生无法像成人一样玩金钱游戏、权力游戏，他们只能玩地位竞争的游戏。姜以琳在田野中发现，高中生们会无比坚决地划分彼此的地位，并主动地维护这套评价标准，这实在有趣。

沿着这条脉络，她完成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并于2020年着手写书。

《学神：中国精英学生如何投身全球竞争》于2022年在美国出版。之所以选择先在英文市场发行，不仅因为姜以琳是一名走国际化路线的学者，另外一个私心是，她希望借此有效率地达成读者范围的最大化—“如果先用英文出版，我相信国内会有人想读这本书、会有出版社愿意翻译。但如果先出中文版，西方大概不会有人愿意翻译。”

她早在与出版社一轮轮的沟通中察觉到了这一点：美国读者更关心中国学生来美国读书后的处境，而不是他们以往接受的中国教育如何。西方读者阅读《学神》，大都出于某种程度的猎奇。

因此，《学神》获得的2023年皮埃尔·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最佳图书奖，对于姜以琳，甚至于所有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者来说，都是一次意外之喜。这是历史上首次，美国社会学协会教育学分会将这个教育社会学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奖项，颁给了一名非美国籍学者。

《学神》获得的2023年皮埃尔·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最佳图书奖

读到评委发来的获奖邮件时，姜以琳忍住才没在大学礼堂的座位上跳起来。皮埃尔·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的年度最佳图书，是每一名教育社会学学子的必读书目，这是姜以琳自研究教育社会学以来就心向往之的荣誉。

“未来无论我再得什么奖，都不会比这个更重要了。”姜以琳如此描述这个奖项的意义。

在美国的颁奖典礼上，评委们纷纷向她表达了对《学神》的喜爱。一群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教授，有人在餐桌上和家人分享《学神》中的案例，有人睡前读、上厕所也在读。其中一名评委说，读《学神》之前，他从来没想过美国校园中那些优秀、努力又稍显沉默的中国学生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教育。

姜以琳的研究，让西方本位的美国教育社会学界，听见了一群中国学生的声音。

“好奇心”是姜以琳走上研究道路的根本驱动力。

“有很多问题想问、很想知道答案。等待别人去寻找答案实在太久了，不如我自己来。”这是姜以琳在硕士毕业后，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

只是研究本身就足以让她感到快乐。前一项研究进行过程中，姜以琳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感觉兴奋，迫不及待想要坐到电脑面前，“看看今天的模型会告诉我怎样的故事”。她花了一整个暑假去撰写这篇论文，每天兴致高昂、神采奕奕。

姜以琳说，自己是个在研究上配得感很高的人。如果论文被拒绝，她会委屈、伤心，但“被拒绝”的常态从来不会让她对自己的研究和研究能力产生怀疑。

追溯这种高配得感的来源，姜以琳觉得，或许与她在博士就读期间所处的支持环境有关。老师愿意耐心地与她讨论研究中的种种细节，聪明的同学会彼此善意批判、良性竞争，远方的亲人不清楚她具体在做什么，但依然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尽管读博期间少有存款—这段时期养成的勤俭质朴的习惯，形塑了姜以琳的生活观念并延续至今。

与高配得感一体两面的，是姜以琳对负面反馈的敏感。一直以来，姜以琳习惯性地捍卫自己的学术成果，如果被批评，她就直觉地反驳。她反思，这是未来研究道路上“需要去调试的心态”。

《学神》于今年在中文世界被媒体广泛报道和传播，大众舆论场的复杂性对姜以琳的敏感构成了更严峻的考验。

起初，姜以琳并不清楚学术成果在大众媒体上的传播意味着什么。媒体通过出版社发来采访邀约，她“没想那么多就去了”。后来她渐渐发现，无论是视频还是文字采访，她的表达都不会被全文呈现，势必会被裁取和剪接，各种各样对她研究的误读纷至沓来。

姜以琳

一些人觉得她在给精英学生说话，一些人则觉得她在污名化精英学生。姜以琳甚至收到几封充满恶意的匿名信件，还有一封令她印象深刻的信来自一名县城高中的学生，称自己读了《学神》之后，“感觉自己的人生没有了希望”。

大众反馈的另一个极端，来自教子心切的中产和精英家长们。《学神》中文版发行之后，“销量异常好”。“不过好像都是家长在买，他们把你这本书当作教育手册了。”出版社对姜以琳说。姜以琳还收到了一些来自知识分子父母的来信，信中诚恳地邀请她去做客、共同探讨家庭教育议题。

这些正面或负面的声音让姜以琳有些无措。在她自己看来，《学神》是一本纯粹的社会学研究，它只是讲述了研究者观察的一个现象、产生现象的来源以及未来可能的状况，无法给予任何人生活指导。

人们或许对社会学研究的认识存在某些偏差。姜以琳形容：社会学研究就像是一幅马赛克拼图，但细看其中每个微小色块，它们都是不同的颜色。

姜以琳形容社会学研究就像是一幅马赛克拼图

社会学研究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现象、是社会平均数，它诚然可以帮助人们更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但它并不是个人行动的指南。就像姜以琳在宾大的老师的告诫：“不要用模型去分析自己的生活。”

归根结底，《学神》能够被更广泛地看见、理解，并对一些人有意义，对姜以琳来说，这是一份意料之外的礼物。

至于说学术贡献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微妙平衡，或许会成为一名学者的终身课题。一直以来享受研究带来的纯粹乐趣的青年学者姜以琳，正走在这条路上，思考着自己的使命。

她在获奖感言的最后写道：“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研究，能不能让社会往好的方向转变。但即使我们不一定能改变什么，只要持续努力，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位置，为世界贡献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来源：南风窗N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