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上山下乡“血之罪”

摘要：对于民族来说，那是怀梦的时代。对于个人来说，那是怀梦的年龄。青春期的躁动情愫附上“文革精神”，就使我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少年人都会有梦想，但多数都不能实现。老年人还能有梦想吗？我以为，只要还能做梦，就能有梦想。

上山下乡“血之罪”

“那不是最好的时代，但是最不坏的时代。”

对于民族来说，那是怀梦的时代。对于个人来说，那是怀梦的年龄。青春期的躁动情愫附上“文革精神”，就使我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少年人都会有梦想，但多数都不能实现。老年人还能有梦想吗？我以为，只要还能做梦，就能有梦想。

1966年，我上小学六年级，“文革”爆发了，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我们小学毕业了，但是还没有分配中学，属于“两不管”的学生。我们年龄小，还不懂革命，就知道傻玩。在那一年半时间内，我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大概就是与小伙伴们一起踢足球。

1968年初，学校“复课闹革命”，我们直接升入初中二年级。在中学的一年半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最高指示”，而且经常上街游行。当时，我梦想自己成为“红卫兵领袖”，但是最终只当上“排长”，约等于少先队的中队长。

16岁那年，我初中毕业，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来到“北大荒”的农场，当时的官称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七团十八连”。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我的梦想是“入党提干”。我不怕脏不怕累，工作学习都争先恐后，但是因家庭出身不好，始终无法入党，因此只能当个小干部——我当过农工排的班长、机务排的副排长和连队的司务长。看到身边一些知青成为连级、营级甚至团级干部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梦想已然无法实现。我感觉，自己当干部的极限大概就是“排级”。

（北京和平街中学到十八连的十名男生，前排中间是何家弘）

后来，我梦想上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但是连续三年未能得到连队的推荐，这个梦想也就破灭了。在苦闷与彷徨之后，一个原本朦胧的梦想逐渐明晰起来——那就是我的“文学梦”。

我自幼喜好文学，虽然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但是也有诗歌习作。“下乡”到黑龙江之后，我经常写“大批判文章”和“报道稿”，有时还写一些抒发革命豪情的诗歌，通过广播站的大喇叭在全营乃至全团播放。1971年元旦，《黑河日报》发表了我的一首诗歌，使我在当地知青中名声小噪。

那时，我喜欢读书，尽管能看到的文学书籍很少。我崇拜的作家有两位:一位是鲁迅，一位是冰心。前者那冷嘲热讽嬉笑怒骂式杂文对我产生很大影响，后者那女性化优雅细腻的语言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些年，我在艰苦劳作之余写作诗歌和杂文，偶尔也会投寄报刊，但都石沉大海。

1975年的秋天，我在一段痛苦的关于人生命运的思考之后，决定用撰写长篇小说的方式来实现我的梦想。经过数月的故事构思和素材整理，我开始利用几乎全部业余时间坐在土炕边写作。

1976年，我被调到农场的子弟学校当教师，主要教体育课，也讲政治课，尽管我自己也说不明白究竟什么是“政治”。当时的政治课没有教材，我就给学生读报纸，或者讲故事。小学教师的工作比较清闲，我有较多的时间写小说。1977年秋天，我终于完成了一部描写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取名为《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在两年多的写作过程中，支撑我的力量就是一个梦想——我拿着一本出版的小说，封面上印着我的名字!

“文革”结束了，我“返城”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一家建筑公司当水暖工。做工只是谋生，文学创作才是我的追求。我把那二十多万字的书稿交给一位业余作家，请他指导，得到的答复是“精神可嘉”。我也知道自己的小说达不到发表水平，因为我只有小学六年级的语文功底，只看过屈指可数的文学书籍。

后来，我到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参加了业余文学写作培训班。老师让我放下那个长篇，先写一些短篇。于是，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灯光下阅读、构思、写作，先后写出两个短篇小说和一首长诗，投寄给为数不多的文学期刊，但收获的都是统一打印的退稿信。我也想过放弃，但是挫折与失败反而增强了梦想的诱惑。

就在这时，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变。1979年，爱情把我送进大学的考场，而命运又把我送进法学的殿堂。于是，我就把“文学梦”搁置一旁，专心研习法律。大概由于自己以前想上大学没上了，所以一旦上了大学就没完没了，或者由于体内有得陇望蜀的习性，所以拿到学士还想硕士，拿到硕士还想博士，直到在美国的西北大学戴上了法学博士帽。

（1993年在西北大学法学院留影）

（西北大学法学院1993年毕业典礼，前排左一是何家弘）

1993年，我留学回国。深知自己在官场上是个低能，在商场上是个弱智（当时国内流行下海经商），因此我就死心塌地在大学教书，只说图个清静和自由。没想到，清静和自由却唤醒了蛰伏心底的“文学梦”——我决定再写小说。因为我的法学专业是犯罪侦查和刑事证据，因此就决定写侦探推理小说。然而，我遇到一个难题。

我想把主人公设计为律师，因为当时中国的律师数量很少，大众不太了解，而且这不同于一般的侦探小说。但是，按照当时刑诉法的规定，刑事被告人在法院开庭前7天才能请律师，因此律师不可能成为案件调查的主角。我是法学教师，不能瞎编。就在这时，我听说了一起错案，就是后来《法制日报》报道的黑龙江石东玉杀人案。我获得了创作的灵感。

1995年初，我完成了第一部小说，取名《情渊》，首先在《中国青年报》连载，然后有一些地方报纸转载。同年，该书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编辑改名为《疯女》，收入“消闲系列丛书”。后来，我又连续创作了四部侦探推理小说，直到1998年收手，“改邪归正”地专心于法学教育。不过，我的小说的生命力超过了我的文学创作生涯。

2003年，大众文艺出版社推出“何家弘精品”系列，包括五部小说的压缩版，第一部小说改名为《双血型人》。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何家弘作品集”的“犯罪悬疑小说系列”，这部小说更名为《人生情渊——双血型人》。2010年，人大出版社推出这套小说的修订本，这部小说就定名为《血之罪》。2017年，知识产权出版社推出“洪律师探案集”，《血之罪》又成为五部小说之一。

因为偶然的机会，我的小说还走出了国门，首先被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然后又出版了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和英文版。2007年，《血之罪》被英国的《卫报》推荐为“亚洲十大犯罪小说”之一。2011年，《血之罪》还在台湾地区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

（《血之罪》的四种法文版）

（意大利文版《血之罪》）

（西班牙文版《血之罪》）

我的小说还差一点被搬上屏幕。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与福建好声音文化公司联合成立了中检好声音（福建）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随后与我签订合同，要把我的五部小说改编成电影。该公司邀请著名导演吴天明担任总顾问，并请其女儿吴妍妍出任制片人。该公司的林总告诉我，吴导演对我的小说很感兴趣，决定亲自执导第一部《血之罪》，因为这部小说不是单纯的破案故事，有着厚重的社会生活底蕴，而且对人性的描述超越了传统的善恶模式。对此，我深感荣幸,于是就期待与他见面。

2014年春节前，我收到高检影视中心的邀请，担任“全国检察机关首届微电影展播活动”的“专家评委”。看到评委名单，我很高兴，因为排在五位专家评委之首的就是吴天明导演。评委们分别提交了评审意见，评审揭晓仪式暨颁奖典礼定在2月24日上午。

然而，我于21日下午应黑龙江省律师协会的邀请去哈尔滨讲课，主题是“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23日晚上回到北京，24日上午又给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的学员讲“新刑诉法与证据规则”。我未能参加该仪式，也就错失了与吴天明导演见面的机会。当时我的心中略有遗憾，但也没在意，因为我知道在《血之罪》的签约和开机仪式上一定能够与吴导演见面。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吴天明导演于3月6日突然因病去世！得知噩耗，我的内心充满了错愕与失落的感觉。吴老先生去世后，该公司与吴妍妍的合作就出现裂痕。后来，该公司又发生一些变故，洪律师电影拍摄项目无果而终。

2017年，知识产权出版社把我的五部小说汇成《洪律师探案集》再版。随后，笛女影视传媒公司就找我协商改编网络剧的事宜，并于2017年6月签订改编合同。此时，高检影视中心已经把小说的影视改编权返还给我。

笛女公司拿出相当专业的设计方案：大型网络剧《洪律师探案》，计划拍摄5季60集，2018年播出。其宗旨是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其优势包括六大元素：法、理、情、智、识、趣。主创团队也挺强大，傅晓阳董事长担任出品人，朱嘉强经理担任总制片，刘全玮担任导演，几位编剧也都小有名气，还让我挂名“总顾问”。然而,影视界的大气候很快“变冷”，该公司也发生一些变故，这个拍摄计划也就搁浅了。

这两年，影视界的气候略有回暖，于是又有影视人找我，探讨我的“涉案小说”改编影视的问题，但至今未有实质性进展。回想起来，假如吴天明导演当年没有突然离世，我的小说大概已经被搬上了银幕。于是，我就想起了《血之罪》中人物说的一句话——“错过了，那就是终生的遗憾”。看来，这又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然而，最近有一个好消息：《血之罪》可以通过有声小说的方式与读者见面。我在原乡的球友赵先生（北平观秋），不仅爱好羽毛球，而且爱好朗诵，颇有造诣。他喜欢我的小说，就找到青鸿有声女士，联袂朗读我的小说。近日，第一部《血之罪》已经在喜马拉雅听书平台上架了。用朋友的话说，《血之罪》“上山”了，也“下乡”了。而“上山下乡”正是《血之罪》的故事背景。下面，我就把这部有声小说推荐给大家——

北平观秋：洪律师探案集--血之罪

我的小说都以罪案调查为主线，在我国属于“侦探推理小说”，在欧美则称为“犯罪小说”或“黑色小说”。其实，我的创作宗旨并非设置疑案并解谜，而是要通过案件讲述人生故事。那些案件都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人生故事则回溯到80年代以前，包括多视角的知青“上山下乡”。有人说，何家弘的小说不属于当下流行的“快餐”，而是需要细品的“传统美食”。

20世纪后期是现代中国发达史中非常重要的变革时代。作为一个亲历者，我感觉，那不是最好的时代，但是最不坏的时代，因为大多数人还挣扎在人性的善源与恶端之间，还不甘堕入弃善从恶的浊流。那个时代并不遥远，但是已经在淡出国人的记忆。我以为，那个时代是不应被遗忘的。在物欲强盛、争夺激烈的浮华世界，人们更应该认真审视并努力记忆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而文学作品就是一种很好的记忆载体。当然，我的小说属于短期的业余创作，文学水平不高，只是比较真实，而已。

顺便说，西班牙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马德里举办文学节，主题是“黑色文学”，或称“犯罪文学”。西班牙的主办方邀请中国担任这一届文学节的主宾国。经中国作家协会推荐，主办方邀请我作为嘉宾并负担我的费用，主要原因是我有西班牙文的作品。我不仅有两部小说（《血之罪》和《性之罪》）被译成西班牙文，而且我的法学专著《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也出版了西班牙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