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原本与冲动、鲁莽、反叛和刻骨铭心相连接的青春期爱恋，如今正变得理性、克制、分寸和友谊化。在经历了性教育和社会观念逐步开放的洗礼后，“10后”的爱情与传统“早恋”模式已渐行渐远。

原本与冲动、鲁莽、反叛和刻骨铭心相连接的青春期爱恋，如今正变得理性、克制、分寸和友谊化。在经历了性教育和社会观念逐步开放的洗礼后，“10后”的爱情与传统“早恋”模式已渐行渐远。

“放在十几年前，‘对方喜欢我了，或者不喜欢我了’，这样的恋爱小心思会成为孩子跟我交流的一个重点。但现在绝对不是。”2009年，张园园心理学硕士毕业后进入北京一所公立中学担任心理健康教师，除了几所市重点和区重点中学之外，她所在学校是最早聘任专职心理老师的北京公立学校之一。张园园回忆道，刚开始学生都会对校园心理咨询室的沙盘和各种玩具感到新鲜好奇，很多学生抢着来预约一对一的沙盘咨询活动。

“我那时做得并不专业，主要是陪伴和观察，看他们先摆哪个，后摆哪个，摆成什么样的图形，最后我再给一些分析。我和学生的状态都很轻松，聊聊他们感情的困惑是很常见的事。不像现在，让学生进心理咨询室是很难的，哪怕你编造一个无关紧要的理由，但他们很聪明，往往都会拒绝前往。”

这些拒绝前往咨询室的学生大多是由班主任或者家长委托张园园联系的，他们面临的早已不是十几年前跟父母吵架、考试没考好或者谈恋爱这样的“发展性问题”，而是明显呈现出了某些症状，比如抑郁、自伤或者抗拒上学。学校里有一个已经跟上学斗争了三四年的女孩，初一刚进校原本非常乖，但到下学期就突然表示说不想上学了。“她跟班主任说，上课的时候脑子会一片空白，感觉到学习没有意义，挣扎了两个月，坚决要退学。家长是很开明的，最后我们商量，以休学一年的形式，让这个孩子回家调整一段时间。”张园园说。

在这些孩子心理症状的背后，同样潜藏着传统问题，比如人际交往的困境。那个女孩在休学一年之后，还是很难回归校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正常的人际关系受损了”。

张园园说，女孩回来之后加入了下一届的新班级，她经常跟张园园诉苦说，新班级不如原班级，还是原来班的老师和同学更好。“如果你刚一入学就进入到一个稳定的小团体中，那你接下来三年是最安稳的。但你退出了又回来，如果没有团体接受你，原本的情绪就会恶性循环。”

张园园说，这个曾经拒绝上学的女孩直到现在也时常请假不来，让她感觉到很无力，“有这种症状的孩子，他们要是真的谈个恋爱，我们都觉得是好事。其实不光是她，现在也没有其他学生来找我讨论谈恋爱的问题了。有时我们同事之间会聊天，小孩子都不谈恋爱，其实我们心里是有点害怕的。大家都不尝试这种心动和恋爱，以后很容易尺度把握不好选择错误，或者压根儿对恋爱无感。”

不光咨询室里没有恋爱困扰，在校园里老师也难觅恋爱的身影。

《你好旧时光》剧照

“其实在5～10年前，校园里能看到谈恋爱的人还是挺多的。”成都一所九年一贯制私立中学的教研室主任马欢也负责学校部分心理健康的工作，她告诉我，只要不影响学习，老师大多对此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态度。尤其是到了初二，国内青少年心理学研究中有“初二现象”的说法，那个年级的男生女生是最热衷于谈论这类话题的，

“初一刚进校还不太适应，而且男生比女生的发育要晚一些，还跟不上趟。初二男生身体发育赶上来了，彼此也都熟悉了，就会热闹一点。而到了初三，中考压力又来了，他们注意力就转移走了。”马欢说。

但现在“初二现象”似乎消失了。“有时会在初一时冒出来一些，但是到了初二、初三，这些情况就消失了，也可能他们的交往转到了不被老师发现的领域里。”马欢告诉我，与消失的恋情相对的，是学生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明确和坚决。

她带学生一起看电影《早熟》的片段，用来讨论异性交往的尺度。影片里房祖名和薛凯琪分别扮演的两个中学生相爱后，女孩怀孕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家庭之间爆发出不可弥合的矛盾。马欢发现，10年前她的学生面对早恋怀孕的问题只会说，“这样不对”或者“我爸妈知道了肯定会打我”，只有判断，讲不出依据来。但是现在的孩子不但态度鲜明，而且论述相当完整。“有的孩子会说，‘我是不会结婚的，更不会要小孩’，‘带孩子是很辛苦的，没有钱就没法给孩子买奶粉’，‘有了孩子就不能读书了’。”

马欢说，12岁的孩子会这么说让她觉得很意外，“再追问下去，他们会说是家里人讲给他们听的，他们也会从身边长辈或者哥哥姐姐的生活里进行观察，或者就是上网时看到过类似的事，他们见到过的家庭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孩子们把成人世界所面临的现实代入到自己的人生经验中。

《早熟》剧照

在专职的性教育工作者眼中，与这种平静形成反差的是青春期性意识提前启动的现象非常突出。

马欢有一次给二年级学生上心理健康课，谈论友谊，她让学生两两一组配合着用微笑来传递情谊。活动之后她提问一个男生对参与活动的感受。“男生当时选的是一个女生，他站起来回答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些女生的哄笑。”马欢回忆道，后来她给学生放《头脑特工队2》，里面有一个主人公莱利的爸爸妈妈接吻的镜头，几个女孩子又开始笑了。

马欢说，以前她会认为二三年级的学生还处在没有性别边界的“傻玩”状态，但其实孩子们对男女交往已经是挺敏感的了。“我跟他们讨论，接吻这种亲密行为发生在相爱的人之间，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亲情和友情的爱，如果你取笑别人跟异性交朋友，他们可能以后再也不敢一起玩了。后来同学们讨论起来，大家表示男生女生一起玩还是要大胆一些。但显然，在纯真友谊之外，他们对性的感受确实是提前了。”

性意识提前的情况在更偏远的地区表现更加明显。“你我伙伴”是一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性教育培训的非营利机构，理事长张耀华听我说完在大城市中学里的采访经历，觉得跟他工作中的感受非常不一样，“也许你觉得中学阶段很难看到‘早恋’现象，但现在小学生谈恋爱的比例是大大增加了的。”“你我伙伴”的培训服务主要面向小城市和县乡中小学的老师展开，参与过的学校有1500多所。张耀华说：“我们从老师那里得到很多反馈，会听到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之间互称‘老公、老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现在社会越来越开放了，我身边也有很多家长会跟孩子开玩笑，问他们在学校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无关痛痒的话题，觉得小孩子之间即便如此，那也一定不会是一个正式的关系。”张耀华说，但从他长期与大量县乡中小学接触的经历来看，很多低年级孩子的恋情其实是真实的。

“你我伙伴”性教育公益项目走进基层中小学，为教师提供性教育课程培训（受访者 供图）

首先这与儿童青春期发育的整体趋势相符。2018年，首都儿科研究所儿童生长发育研究室就曾发布报告，跟40年前的数据相比，当前中国孩子的青春期提前了2年左右，与世界整体水平一致。以往会将女孩8岁以前乳房发育或10岁以前月经初潮定义为性早熟的表现，但一项在北京、上海进行的青少年生长发育调查显示，现在至少有19%的孩子已经在这个年龄段开始性发育。

随着第二性征的出现，青少年难免产生焦虑情绪。美国精神医学家哈里·沙利文（Harry Sullivan）认为，青少年通过与异性建立人际关系，不但是在了解异性和学习与异性相处，更是在克服一种来自性的焦虑。“人的焦虑起源于儿童期开始的追求独立与个体的无助感。”沙利文发现美国社会中儿童的性活动是产生焦虑的根源，“如果青少年能够与异性发展出健康的亲密关系，他们就能克服青春期的性焦虑”。

性焦虑是由于缺乏性知识等原因而对性行为产生的焦急、忧虑和不安的情绪状态。性焦虑随着青少年生理状况的变化提前到来，与此同时，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孩子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存在着极大的风险。“老师们会说现在孩子接触色情信息的渠道特别便利。比如通过QQ群、百度贴吧或者其他视频软件，孩子们会相互传递与色情相关的内容，或者在班级里传阅言情小说，很多都充满了性暗示或者直接的色情描写。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一方面正规性教育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这些铺天盖地的错误信息又给孩子们造成极大的损害。”张耀华说。

这种主要来自网络世界、缺少监管的危害信息，对那些进入高年级的留守儿童的影响会更令人不安。张耀华说：“他们通过网络的陌生社交风险是非常大的，比如跟网友谈恋爱之后辍学、意外怀孕、被诈骗，以至于不能再继续学业的，在重庆、广西等地的农村学校里反馈非常多。”2023年10月和2024年3月，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青少年所面临的网络风险，两次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确立了无身体接触的猥亵行为与线下犯罪的追诉原则。

2004年12月1日，浙江省首部中小学性教材《少年心事》首次在宁波段塘学校的课堂上试用（王颖 摄/ 视觉中国 供图）

帮助青少年规避这种社会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加强正规的性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专家、中国性学会副会长刘文利教授从1988年就开始进行儿童性发展与性教育研究工作，是目前国内进行儿童性教育研究最知名的学者。2017年，她主编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被家长反映部分图片尺度过大，文字过于直白，由此引起了全国大讨论，此后又因为内容涉及同性恋话题，引发争议，导致这套读本全部从市面下架。刘文利告诉我，相比几年前的受挫，现在国内对于性教育的讨论有了更多积极内容，“最重要的是2021年‘性教育’入法了”。

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保法》）正式施行，其中第四十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这是国家法律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性教育”三个字，在此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虽然也提到了性教育的内容，但提法是“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

刘文利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提的都是‘青春期教育’，觉得‘性教育’太敏感。”与新修订的《未保法》施行同一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明确提出，“适龄儿童普遍接受性教育”，将性教育纳入到基础教育体系并加强效果监测。

不过性教育并不是国家级课程，没有课程标准，现在学校里最普遍的做法是将性教育融合在各科目当中，“生物课、体育与健康课、道德与法治课和心理健康课都有涉及，其中心理健康课是跟性教育内容最贴近的，但心理健康课本身也缺乏整体的教学大纲，大多是依据地方教育局的要求由心理健康老师自己组织教学材料，其中有多少性教育的内容肯定也是不稳定的”。

刘文利说，为推动性教育在学校的开展，她主持研发了《全面性教育技术指南》，指南中，性教育被分为人际关系，价值观、权利、文化、媒介与性，社会性别，暴力与安全保障，健康与福祉技能，人体与发育，性与性行为，性与生殖健康8个板块，将从小学低年龄段一直贯穿到高中及以上学段的学习中。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专家、中国性学会副会长刘文利（黄宇 摄）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全面性教育是为“培养相互尊重的社会关系和性关系，帮助儿童和年轻人学会思考他们的选择如何影响自身和他人的福祉，并终其一生懂得维护自身权益”。在刘文利主持研发的《指南》里，性教育不仅仅是生理卫生，或者防性侵教育，而是关于人社会生存诸多方面的知识、态度、价值观和技能。

比如，在6～9岁的小学低年龄阶段，孩子们会从家庭类型和家庭成员的角色学起，到9～12岁的小学高年龄段会学习权利与自尊，到12～15岁的初中阶段要理解任何形式的校园欺凌都是不可容忍的，而16～18岁的青少年要明白每个人都有责任倡导性别平等，反对性侵害和性别暴力。

“说小学进行性教育太早，这是不科学的。”刘文利告诉我，这部性教育指南和世界性教育先进水平国家一致，开展性教育的目的在于为青少年赋权，让他们在获得充足而准确的信息之后，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单说提供信息这一点上，我们现有教育中的很多表述都没有做到。

教育部2008年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有这样的表述，“婚前性行为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对此，刘文利认为，在性教育中我们更希望把科学、准确的信息告诉学生。“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女性19岁之前生育被定义为‘早育’，这对女性的生殖健康是有危害的。

因此，我们在性教育中会跟学生说，最好把第一次发生性交行为的时间推迟到18岁以后。如果19岁以前怀孕，无论是把孩子生下来，还是做人工流产，都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体、学业和将来的职业选择造成一些影响。再比如国家法律对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哪些规定，我们告诉孩子要把握住这些底线，培养他们沟通、协商、拒绝、做决策、寻求帮助的技能，以期他们在交友、恋爱、婚姻、性行为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

刘文利说，从国内国际已有的研究看，开展全面性教育可以推迟第一次发生性交行为的时间，减少性交频率，减少性伴侣数量，增加使用安全套和其他避孕措施的概率，降低性传播感染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预防约会与亲密伴侣暴力，减少恐同，减少抑郁和自杀的风险，预防儿童性侵害。同时，它还能提升个体坦诚沟通技能，提高人的自尊和自信，减少辍学率，增加学业成就，提升校园安全感，促进健康安全的人际关系。

从2007年至2023年，刘文利的研究团队跟北京市大兴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小学进行性教育研究合作，直至这所学校被拆除。后来他们回访了48名从这所学校毕业、进入河北省某公立中学读书的学生，发现他们普遍比其他孩子更加自信和自尊，也更能处理好与父母、老师和同伴之间的关系。有研究指出，女孩6岁就形成了与智力有关的性别刻板印象，她们觉得女孩不如男孩聪明，所以她们不倾向于选择那些只有非常聪明的人才能玩的游戏。

在刘文利的研究团队做的对比研究中发现，接受了全面性教育的小学生比起那些没有接受过此教育的小学生有更高的性知识水平，更平等的性别意识，更公正的对待他人的态度。

《女生日记》剧照

随着性教育观念和教学水平的提升，青少年对性的态度确实是在不断进步。

马欢欣慰于课堂上男孩们更加绅士的表达，“我们会通过一些案例讨论处理方式，比如女孩的卫生巾从抽屉里掉出来了，男孩应该怎么做。很多男孩都会说，会悄悄地放回去，而不应该大声嚷嚷。他们会说这是个人隐私，男生对这些卫生用品的敏感程度也比以前降低了，他们学到过这方面的知识，态度就会变得比较自然。”

虽然学生们跟她说“不婚不育保平安”这样的网络流行语，但她发现学生说的并不是无脑冲动之词。“有一次课上我们讲媒介中的性，辨别哪些信息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其中有一个关于同性恋的话题，有人说同性恋越多，国家生育的人口就越少，这违背了提倡三胎的国家政策。这时候立马就有同学起来反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同性恋在人口中的比例很小，根本不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生育率，生育率的下降有很复杂的原因。”

在获得了丰富的性知识、享受到更多的自主权后，青少年的爱情观却跟传统“早恋”越来越不沾边了。

成都大学心理学教授苟萍是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分会主任委员，在全国各地的讲座中见到过不少孩子的案例，跟过去相比，她发现中学生越来越勇敢表白，但不那么在意是否要跟对方发展成真正的男女朋友关系。“我是‘60后’，我上大学的时候，表白就意味着向对方发出建立一段恋爱关系的邀请，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时常会跟学生讨论，表白前要替对方考虑，如果你对对方造成冲击怎么办、让人家进退两难怎么办。”

苟萍说，但她发现这在现在的中学生中根本不是真实的问题，“我听到年轻人说‘爱情未满，友情之上’，后来看韩剧才明白，讲的是一种新的相处模式，答应交往不代表谈恋爱，只是两人试着相处，看看是否适合成为恋人。带着这种心情，很多孩子把‘表白’和‘修成正果’当成两件事，如果对方拒绝了，他们不会觉得非常受挫，反而觉得‘我就这样喜欢着，也挺好，也没耽误我什么事’。”

《最好的我们》剧照

而从中学生的角度来看，“表白”也是一种相当经济的做法。高二男生子俊和同班女生杨柯是一对相处半年多的情侣。高一上学期时，两人同桌，子俊被杨柯的活泼和幽默吸引住了，尽管他被包括杨柯在内的全班女生一致评价为“很装，脸上总是写着‘生人勿近’的表情，对女生态度很冷淡”，但他还是在一学期快结束时选择向杨柯表白。

他告诉我，除了曾在元旦联欢的时候邀请杨柯一起合唱，俩人平时在学习之外的话题并不多，所以他并不觉得杨柯会同意。“但是话憋在心里会很痛苦。如果我说出来，她说不喜欢我，我并不觉得那会很难受，反而是种解脱，不用再想了，也不用再把精力耗费在跟自己对抗上了。”子俊说。

幸运的是，杨柯答应了他。杨柯告诉我，在子俊说喜欢自己之前，她对子俊的印象除了装酷之外，就是成绩很好。杨柯和子俊一样，在高一下学期选了“物化生”的大理科组合，这是跟学长学姐们讨教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高考报志愿时能选的专业最多，是最有优势的”。但是她的物理不太好，跟立志要在大学学物理专业的子俊形成了强烈互补，“我在数学和物理上有不会的题都会问他”。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子俊考了年级前10名，杨柯也从原本的100名左右，进步到了70多名。暑假时，两人觉得成绩都在进步，于是确立了恋爱关系。

不过杨柯告诉我，她刚答应完子俊就后悔了，因为很怕被老师和父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子俊哪一点。于是在暑假期间，她两次跟子俊说分手，带着一种沮丧的心情来到了高二。杨柯说，主动分手之后她并不好受，反倒是子俊看上去情绪一直不错，再加上高二物理的难度增加了不少，急得她经常一个人偷偷地哭。期中考试之后，她鼓起勇气向子俊求复合。在这次复合之后，她终于进入了比较安定的恋爱状态，“他很关心我，也特别有耐心”。我问杨柯，是不是因为子俊学习好，所以现在心里踏实了，她没有否认。

《匆匆那年》剧照

谈一场有益于学习的恋爱也是苟萍在观察中感受到的现象。“中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前，可能有过不止一个心动对象，有的小火苗可能持久一些，有的很快熄灭了，但是他们选择要不要建立一段关系，往往并不取决于愿望的强烈程度，而是会权衡一些后果，比如来自家长和学校的惩罚，或者是否有助于他们目标的实现。我听一些谈恋爱的孩子反馈过，恋爱中他们其实没做什么，因为他们平时接触的时间也很少，可能就是在社交媒体上互相对答案，然后比谁做对得多，输的人很不服气，说明天肯定会超过去。”

苟萍说，谈恋爱甚至已经成为校园里的“励志模版”，“有个初三的男孩跟我说，他们班的化学老师告诉他们，高三实验班的两个同学谈恋爱，后来双双考入清华和北大，老师说，‘要谈就谈这样的恋爱’”。

除此之外，中学生谈恋爱也非常理性，有节制。子俊告诉我，他跟杨柯都住校，看上去有了很多相处的时间，但两人只在晚自习后半小时一起聊天散步，并且约定好一周只散步三次，其余几天会忙着做自己的事，周末也只约定通电话一次，不要影响学习的时间。

子俊说，根据两人的成绩和他们的志向，恐怕将来不会在同一个城市上大学，两人来自一个中部省份，按照子俊现在的成绩，他可以够到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所中流“985”，而杨柯的成绩最好也只能去“211”。“所以我们可能没法走得很长久。”子俊对我说道，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在社交媒体上搜寻恋爱技巧，希望恋情进行得更顺利，因为学有余力，他打算在高中阶段锻炼好与异性交往的能力，以及抗失恋的能力。

子俊说，杨柯去年暑假第一次跟他提分手是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刻，“经历过那么一次之后，第二次她再提，我感觉就容易接受多了”。不过，子俊的失恋痛苦，在我看来简直没有什么杀伤力。在杨柯提出分手后，第二天一早，子俊就用一段真挚感人的话挽回了动摇不已的杨柯。也就是说，他的最痛苦只是一个晚上。

如果中学生进行的是这样实用而有分寸的恋爱，那么曾经在网上轰动的家长支持“科学早恋”的话题就不难理解了。四年前网上曾有个北京市海淀区一所著名中学的老师吐槽帖：“现在早恋请家长，双方父母看着顺眼，直接说老师你不要干涉，只要别耽误学习就行。”家长希望孩子们的这段中学恋情可以稳定延续至未来，两人成为真正的人生伴侣。

“如果你看看现在大学生和成年人的恋爱关系，很可能就会觉得在高中谈恋爱很不错。”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跟我分析道，相比之下，目前成年人与大学生谈恋爱的成本是很高的。首先他们没有时间接触外界，“现在大学生和很多工作的年轻人很忙，不太有集体活动，在社交中认识的朋友很少”。

另外他们对社交的看法也在变，“有些人没有社交动机，觉得许多社交是没有意义的”。边玉芳说，最后很多人发现，中学同学聚会反而是择偶的好机会，“这个世界在变大，但是人的社交圈子反而是变小的。高中经过了中考残酷的淘汰制，大家成绩是差距不大的，同时从家长的角度，可能认为高中同学恋爱，孩子选择一个能够在同一个城市，家庭背景类似，同时生活习惯差距不大的对象，这不就很好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受访者供图）

中学生之所以选择“科学地恋爱”，是因为他们曾经澎湃的激情不见了。边玉芳长期做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2020年疫情期间，她与几位心理学专家的采访被新华社总结为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四无现象”，即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界无兴趣、社交无能力和生命无意义感。“它整体上反映了儿童和青少年不符合成长规律所导致的一些问题。”边玉芳说道，这其中“社交无能力”和“对真实世界无兴趣”与青春期恋爱直接相关，“孩子们对生活的热情是在减少的，跟日常生活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他们即便谈恋爱，也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激动了”。

张园园的心理健康课课堂已经很难调动起学生的兴趣。“当你希望带着他们讨论理想、友谊、价值观时，他们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说‘老师，我给你拿道法书读一遍定义吧’，用一种戏谑来消解原本应该严肃的思考。”张园园说，她刚工作的时候，课堂上只要是聊男女生的话题，无论对于哪个年级的学生都是最有吸引力的。

她常常会设计情景剧，让学生通过扮演角色来体会不同的心情，“学生哪怕在剧里演一块路边的石头都感觉开心”。但是现在，愿意表演的学生越来越少，尤其是女生，特别抗拒，“只能找男生去反串，演怎么被表白、被拒绝，最后演成了搞笑剧，大家的收获都很少”。

这种消极态度是被学习压力磨出来的。张园园观察学校里“初二现象”的消失，是被蔓延过来的中考压力覆灭的，“初二一直在被中考加码，直到今年为止，初二要考生物和地理的结业考试，明年的初二虽然不用考了，但是仍然要准备中考体测。同时初二数学和物理的难度是大大增加的，在北京这么严格的中考筛选分流制度下，初二一开始，学生的压力就很大。”张园园说，她有时遇到初二刚开学的学生，他们会情绪激动地哀号，觉得学习负担太重了，“但是过一段时间适应了，大家就都平静了”。

《小欢喜》剧照

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提出构成爱情的三角形理论，激情、亲密和承诺缺一不可。青春期的恋爱与承诺关系不大，激情消失之后，中学生的爱情越来越像友情。

思甜和浩然也是一对高中生情侣。两人在一起没多久就差点因为思甜的一个好朋友而分手。浩然告诉我，思甜的几个女性好朋友都“厌男”，总是对他品头论足，觉得他脾气不好，还偷偷让思甜跟他分手。有一次，浩然跟另一个男同学在年级学生微信群里吵了起来，思甜架不住好朋友的念叨，来找浩然，希望他反思一下自己的冲动。这一下激怒了浩然，他顿时觉得，在女朋友的心目中，他并不比好朋友更重要。

不过在我看来，两人的日常相处本就像比较亲密的异性朋友。除了思甜所说，浩然很幽默，为她提供了“情绪价值”之外，他们各自都有很好的朋友，朋友之间相处也很开心。他们晚上10点才放学回家，除了晚上去学校食堂吃饭，午休是两人为数不多可以相处的时间，但他们并不在一块。

思甜说，两人的家都离学校比较远，这样的学生一般会去居民楼住家户里开办的“小饭桌”午休，那里提供午饭，可以写作业，还可以午睡。思甜在浩然之后加入了“小饭桌”，她没选浩然那一家，是因为里面全是男孩，不太方便。而浩然又觉得现在的“小饭桌”有自己的好朋友，所以他也不愿再换。两人的相处有明显的界限，情侣的称呼更像是名义上的。

边玉芳用恋爱关系认知表征理论来分析这种青春期恋爱的友情化趋势。一般的亲密关系包括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恋爱关系三种，其中，亲子关系是一种依恋关系；同伴关系是亲和关系，亲和指的是驱使人类寻找同伴并与之发生一系列互为依赖的、合作的、互惠的交往关系；而恋爱关系则比较复杂，它是包含着依恋、亲和、性和照顾行为的整合。

“恋爱是一种以性的吸引力为前提的关系，那么它就具有了排他性，这就需要你在同伴关系之外，调动更多的能力去维系恋爱关系。”边玉芳说，现在中学生的时间和精力都不够，“如果是一种恋爱关系，对方对我要求很高，我要去哄人又很累很难，那我不如退而求其次，退到同伴关系里，没那么累，同时还有归属感。”

这种在恋爱关系和同伴关系中的取舍，也可以解释张园园课堂上的女同学为什么不愿扮演恋爱情景剧中的角色。“她们很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一个被大家取笑的‘梗’，或者被截图出一个表情包，这有可能让她们在社交媒体上遭到霸凌。”张园园说，有的学生会从班级活动的照片里找出一些夸张的表情，私下分享到自己组织的微信群里，照片甚至会流到校外去。

“旁观的孩子是有心理阴影的，他们知道这是挺可怕的一个东西。”网络世界的嘲讽最后还会流入真实的校园中，让人无处逃遁。张园园说，现在校园流行玩铁皮徽章，可以在网上定制，把偶像的照片刻在徽章上，当然也可以定制同学的表情包，“有的人喜欢收集这些，把徽章一枚接一枚放在笔袋或者书包最外面的透明层里，让周围看到摆满的各种表情”。

《忽而今夏》剧照

而相比课堂上的退缩，在张园园眼里，女生在课下是活跃的“CP粉”，“我想这是她们最安全的一种接触性话题的方式。”张园园说，女孩们愿意组成小团体，嗑“偶像CP”，嗑“纸片人CP”，甚至还嗑学校里“男生和男生的CP”。“如果嗑‘男女CP’是有风险的，当事人很可能会追责，但是‘男男CP’是安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是开玩笑的。而那些男生往往都长得很清秀帅气，很可能本身就是女生们心仪的对象。”张园园说。

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这原本都应是青春最美好的情感体验，是一种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青春期是一个追寻自我同一性的阶段，我要知道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人，了解自己内心真实的渴望，挖掘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自己的人生方向。”

边玉芳说，现在的问题是，青少年的全部追寻变成了具体地要上某一个大学的某一个专业，没有时间投入，又缺乏社交动力，很多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是很虚伪的，“人要有真的感情、真的体验和更多集体的交往，学会这种亲密的情感连接，才能感受到生活中美好的东西”。

来源：创意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