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金会（foundation）是非营利部门的关键构成，是与政府、企业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独特实体。自出现以来，它就在推动人类社会变革、创新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展现出了重要价值。然而，对于基金会究竟如何准确定位自己、如何与社会各部门有效合作等问题上，不少人（其中不乏公

导读：

基金会（foundation）是非营利部门的关键构成，是与政府、企业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独特实体。自出现以来，它就在推动人类社会变革、创新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展现出了重要价值。然而，对于基金会究竟如何准确定位自己、如何与社会各部门有效合作等问题上，不少人（其中不乏公益慈善从业者）仍满怀困惑。

这篇文章由爱德传一基金编译自德国非营利组织研究专家赫尔穆特·安海尔（Helmut K. Anheier）的《跨国比较研究视角下的公益慈善基金会》（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Approach），内容主要来自摘要部分。

这篇文章就基金会的定义、定位、目标、方法、角色、优势、弱点与制度嵌入性等基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汉正家族办公室特别转载此文，希望帮助基金会伙伴，以及关注基金会发展的读者更好地了解基金会。

一、基金会的定义与五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安海尔介绍，从数量、善款收入与支出及整体影响力来看，美国和德国可能是全世界基金会发展最好的两个国家；但这两个国家基金会的发展历史、机构特征、活动和运作模式等，都大不相同。例如，美国基金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独立自主，而德国基金会与政府（尤其是在社会服务、医疗和教育领域）、企业（尤其是和中小企业）和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和新教）都关系密切。

这样的话，怎么才能合理比较研究这两个国家的基金会呢？安海尔指出，回答此问前，首先要明确何为“基金会”。他沿用了1992年与萨拉蒙共同从结构-运作视角提出的定义，把基金会界定为拥有如下六大特征的正式组织（formal organization）:

（1）大程度上基于资产；

（2）民营；

（3）自治；

（4）非营利；

（5）服务公共目的；

（6）有作为公益慈善基金会的自我认知。

这些特征将基金会与其他非营利组织、企业和公共及准公共机构区别开来。随后，安海尔提出了关于基金会的五个研究问题，以之作为搭建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基金会的理论框架的基础。这五个问题分别是：

（1）相对于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基金会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2）基金会被赋予的角色是什么，而它实际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

（3）作为一种特定的组织形式，基金会有哪些比较优势和劣势？

（4）比较研究基金会，可以怎样促进我们对非营利部门或公民社会的理解？

（5）通过比较研究，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哪些建议？

二、如何确定基金会的位置？

针对“如何确定基金会位置的要点”，安海尔认为，其实是关注其与政府的关系、与此相关的公共及准公共机构的位置和角色；其与企业及企业基金会的关系；以及其与整个公民社会，尤其是与非营利法人与协会的关系。他画出了下面这个概念图：

这个概念图中涉及的词汇对应翻译如下：state（政府），public and quasi-public agencies （公共及准公共机构）；business（企业），corporate foundations (企业基金会)；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nonprofit corporations and associations （非营利法人与社团）；fiduciary foundations （信托基金会）；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公益慈善基金会）。

三、“基金会三角”

基于以上思考，安海尔认为，有必要区分基金会的目标（想要实现什么）、方法（怎么做）和角色（实际做了什么事）。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基金会三角”的概念性框架：

这个概念性框架的基本意思是说，基金会需要通过“目的-方法-角色”三个方面的综合来观察与归类。同时，它也暗示说，基金会需要在目的、方法和角色三者之间进行权衡与协调。

首先，来看安海尔给出的基金会的三个目的：救济、守护和变革。

其中，“救济”是指基金会为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提供及时援助，满足他们基本但未得到满足的需求，如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为大病患者提供医药，或为饥饿者提供食物；“守护”则指基金会的目标是保护、捍卫、传承某种文化、艺术或实践；“变革”是指基金会推动或促进某种结构性改变，或促成新的系统的诞生，这意味着要帮助发声、促进社会认知和赋权，例如，改变关于无家可归问题的公共政策，就是基金会寻求变革的一种体现。

这些目标可以通过不同方法实现。例如，通过资助或其他手段来赋能和支持第三方，这就是所谓的“资助型基金会”所采纳的策略。或者，通过自行设计和执行特定项目，这样的机构我们通常称之为“操作型基金会”。还有一些基金会则采取了“综合型”策略，既自主执行项目，又进行大规模的资助。

在以不同方法实现不同目标过程中，基金会可扮演不同角色。如上图所示，安海尔共列出了四种不同的基金会角色。他以跨文化交流为例进一步阐释：

（1）如果基金会引入新观念、新策略、新方法来推动跨文化交流，那它就是“创新者”；

（2）当基金会的主要行动是补强并支持政府在文化外交领域的努力时，它的角色为“辅助者”；

（3）在政府预算削减，跨文化交流项目资金中断时，提供资助的基金会则扮演了“替代者”；

（4）而那些通过已知思路、方法，如扩建或新建图书馆、博物馆或学校等来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基金会，则可称之为“增益者”。

四、基金会的优势与弱点

安海尔指出，基金会的优势和弱点都与其双重独立性（dual independence）有关。一方面，基金会相对独立于市场；另一方面，它又相对独立于政治。这种双重独立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金会拥有自己的资产。

关于基金会的优势，安海尔总结了以下四点：

（1）基金会能像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ship）一样，识别并应对市场、政府和现有NGO当前所忽视或未能解决的需求或问题；

（2）基金会能做新组织创造者（institution builder），聚合有能力的个人和组织，帮助他们构建新组织，并为之提供资金、知识、洞见等支持；

（3）基金会还能像架桥师（bridge builder）一样，跨越组织间的壁垒，协同各方，为社会或其他问题共同寻找解决方案、开辟新的可能性；

（4）基金会也能成为风险承担者（risk absorber），在科研和其他未受主流关注的关键议题等高风险、不确定领域进行投资。

但基金会的双重独立性也有可能导致基金会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弱点：

（1）资源不足（insufficient）,也就是，资源与目标不匹配，特别是当基金会有宏大目标，却没有充分到自身能力局限性时，这一问题会尤为凸显；

（2）特殊偏好（particularism），这是指基金会可能由于价值观偏好或其他原因，对某特定群体给予过多关注和资源，而忽略了其他同样需要关注和支持的群体；

（3）业余性（amateurism），指的是基金会可能在决策时对所关注的领域或社会问题只有粗浅的认识，而缺乏对实际需求、长期成本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评估；

（4）家长作风（paternalism）,这是说基金会可能自以为最了解受益者的真正需求，从而替代他们做出选择，而未充分听取或考虑专家和受益者本身的意见。

五、宏观视角下的基金会

安海尔指出，基金会的规模、目标、方法、角色和实际表现等，都可能受到所在国家政治、经济等宏观结构的影响。例如，在两种主要的资本主义模式——“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ies）和“协调型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中，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就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在德国等奉行协调型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往往对基金会有更多的干预和监管。而在美国等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基金会则通常更为独立。

安海尔还曾与国际关系与政治学者西沃恩·戴利（Siobhan Daly）合作，基于对18个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基金会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以下六种基金会模式：

（1）社会民主模式（social democratic model）：这种模式通常存在于高度发达的福利国家，在其中，基金会与政府关系密切，基金会对政府活动起到补充作用；

（2）国家控制模式（state-controlled model）：在这种模式中，基金会严格受到政府的控制，并面临广泛、复杂的法律和行政监管；

（3）协商主义模式（corporatist model）：在这种模式中，基金会大体上以某种方式辅助政府，而且很多基金会倾向于将资助与操作相结合；

（4）自由主义模式（liberal model）：在这种模式中，基金会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是平行关系，常常将自己定位为主流之外的选择或非多数派偏好的捍卫者；

（5）边缘模式（peripheral model）：这种模式认为基金会作用不大、无足轻重，但只要不挑战现状，就多少还是有点价值的；

（6）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在这种模式中，基金会是企业公民的工具，助力企业以服务公共利益的方式触达消费者与社区。

安海尔的研究提示我们，在对比不同国家的基金会时，不但要看到它们在规模、组成等方面的不同，还要理解它们在制度嵌入性（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上的差异，而所谓制度嵌入性，反映的是基金会与其所处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

本文来源：爱德传一基金
作者：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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