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藩屏：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是著名艺术史学者柯律格明代艺术专著的代表作之一，更是明代藩王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开拓之作，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最新中文版于今年春天问世。新版不但升级了译文和插图，更修改了旧版中出现的一些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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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屏：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是著名艺术史学者柯律格明代艺术专著的代表作之一，更是明代藩王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开拓之作，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最新中文版于今年春天问世。新版不但升级了译文和插图，更修改了旧版中出现的一些错漏。

《藩屏：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

柯律格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84年，在超过40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很少去回顾已经写下的文字，而总是迫不及待地投入新的课题与研究之中。然而，在新版《藩屏》出版之际，柯律格特别为中国读者写作了一篇序言，他在文中回忆了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并补充了原书中未能充分覆盖的信息。

以下的“采访”以问答形式整理了柯律格所写的序言，并结合了书中的相关内容。

藩屏：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

[英] 柯律格 著，黄晓鹃 译

一部逆转“边缘”与“他者”的明代藩王物质文化史

揭示“无用”藩王的文化参与和政治贡献，构建更全面、更多元的明史叙事

Q：在明史研究中，藩王是常常被忽略甚至丑化的一个群体。你是如何“发现”明代藩王的研究价值的？

A：最肤浅的答案是：我根本没有“发现”他们，他们其实一直都在那里。但在一定程度上，在我接触的有关中国艺术或明代历史的英文学术文献中，明代藩王可以说是一个“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课题。这样说的意思是，当文献中提及藩王时（这种情况实际上非常少见），他们通常被认为无关紧要，或是被丑化为这个时代里完全负面的角色，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编纂中的“黑洞”。在本书的第一章，我解释了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些原因，以及直到目前为止明代景观中藩王角色被忽视的原因。1991年，我开始研究明代园林文化（《蕴秀之域：中国明代园林文化》即将由文景出版）。早在那时，我就惊讶地读到明代北京城内的一些名园不属于士人精英，而属于世袭贵族。因此，我心中一直都知道，文人并非唯一值得关注的群体。

早在2005年2月，我就已经开始记下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想法了，包括当我们谈论明代统治者的儿子时，为什么应该将“王”翻译为英语中的“king”（国王）而非“prince”（皇子）。读者应该知道，我没能成功地说服西方的历史学者，在几乎所有英文明代论述中，“prince”仍然是“王”的标准译法；可喜的是，这对中国读者而言不成问题。

大部分藩王展览的英译将“王”译作“prince”而非“king”，与之对应的是，“王妃”也通常被译为“princess”

（图片来自网络）

2004年初，我出版了《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同年，我开始做公共讲座，讲座内容构成了我在2007年出版的《大明：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基础。这本专著从小的视角（一个明代人的生平）转向了对明代视觉与物质文化的更宏观的探讨。在从特殊走向一般的过程中，我显然开始思考明代文化的多样性，而不局限于在历史上处于明代论述中心的江南文人，即便当时我自己也倾向于只关注江南文人的著作与艺术作品。我开始探索江南大都市之外的明代文化，并且很快就发现，江南与明帝国其他地方不同的一个特点在于，这里的社会景观中完全没有贵族人物。宗室成员生活在帝国其他地方。

我开始好奇我们能就这些贵族阶层了解到什么，毕竟我所读到的丑化藩王的单一叙述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藩王一定不止如此吧？于是，我展开了调查。

Q：我们注意到，《藩屏》一书中的许多配图都是你在中国考察时亲自拍摄的，请讲讲“实物”和“实地”对你写作这本书的影响。

A：我学习中国文学出身，文本一直是我工作的中心。但我在职业初期担任策展人的经历显然也影响了我做事的方法，让实实在在的物质在我的思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我开始着手研究明代宗室这个课题之后不久，出现了一个幸运的巧合——梁庄王墓这一50年来最重要（且最相关）的考古发现被出版成书。《梁庄王墓》出版于2007年3月，分上、下两册，我第一时间从伦敦的专业书店里入手了这部精美的大作。我甚至说服英国的艺术期刊《阿波罗》让我为这部书撰写书评，因为我深信它将是明代文化研究的分水岭。

《梁庄王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

早在1986年我还在博物馆工作时，我发表了一篇短文论述金银贵金属器的低留存率扭曲了我们对明代物质文化的认识。而贵金属器正是为明代精英所广泛使用的。文本告诉我们金银曾在明代享有重要地位，但物质史料讲述的却是全然不同的故事。梁庄王墓中的考古发现（将在本书第五章重点论述）印证了文本的记载，为这个领域带来了新的视角，也让我开始关注过去几十年中明代考古的丰硕成果。

梁庄王墓中出土的金爵和金壶

2009年春天，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英国国家学术院的学术互访项目中赴中国考察。这次经历对本书的形式与内容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于2008年夏天申请访问中国，于次年3月23日至4月18日得到了中国同僚无比热情与慷慨的招待。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向我展示各种东西，讲解各种事情。我选择访问山西和湖北，因为这两个互不相同的省份在明代都是藩王最为密集的地区。山西是《宝贤堂集古法帖》诞生的地方，而湖北是梁庄王墓的所在地。我深感这两个地方是研究明代藩王的“双星”。考察期间，我去了北京、太原、五台山、武汉、襄阳、钟祥、荆州，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我尤其感谢湖北省博物馆的院文清，他对当地考古与文化的知识无与伦比，让我认识到了其丰富和复杂。如今回忆起我们探访梁庄王墓的难忘之旅，我仍会感到激动不已。

保存在太原永祚寺的《宝贤堂集古法帖》碑石

柯

律格在梁庄王墓所在地

我的日记告诉我，我在2009年去往中国时就想好了《藩屏》的英文书名“Screen of Kings”，因此我那时显然已有写作一本研究专著的计划；但日记中还说，我不确定我经常合作的出版方是否会愿意出版这个似乎十分小众的话题。更重要的是，这次考察之旅以及我在旅途中建立的人脉，使许多中国机构慷慨地借展支持我于2014年在大英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展览“明：盛世皇朝50年”（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这场展览令伦敦观众得以欣赏许多明代早期与藩王和藩王文化相关的珍宝。

明：盛世皇朝50年

Q：你在书中几次提到明代士大夫因供养藩王而造成的财政负担忧心忡忡、怨声载道，你如何看待明代藩王的“多”和“冗”？

A：我坚持认为，如果你生活在明代的湖北，比起进士，你更有可能遇见（至少是看到）一位宗室成员。诚然，关于宗室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宗禄）的怨言在明代的文献中随处可见。一位作者记录了嘉靖八年（1529）的宗室人口数量。这年，宗人府的档案中记载了8203人，其中30人为亲王。考虑到明太祖分封了25个藩王，这个增长率其实算不上高。一些世系已经绝嗣，平衡了新册的宗藩。这8203人中有203个郡王，438个镇国将军，1070个辅国将军，1137个奉国将军……但人数最多、占据总人数近一半的则是4300个“未名封”的人。这些人虽是皇室后代，但皇族血统已然稀薄，获得的宗禄也相应较少。但如果我们退一步来思考这些庞大的数字，假设嘉靖时期的总人口数为1.5亿，那么这些常被视为“多”和“冗”的宗室，实际上只占据总人口的约0.0055%。如果我们以比较的视角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同时期有封号的法国贵族占总人口数的约1%，英国贵族为2%，西班牙和匈牙利均为5%，而波兰立陶宛联邦为6.6%。

如果说贵族是明帝国的财政负担，那么我们同样应该意识到，早期现代欧洲贵族通常也会享受优待地位，使他们能够避免承担一定的经济负担。我不是在为明代社会的不公正辩护，而是要指出，我们需要通过与其相称的方式来认识明代宗室，并且认识到皇朝有责任照顾其子孙，无论这些皇子皇孙的数量有多少。

《藩屏》实拍图

Q：与同时代世界其他地方的贵族与王室相比，明代藩王有何特别之处？

A：就这个问题而言，考古学和物质文化在我们的理解中扮演的角色，比我在2013年出版《藩屏》时更加令我震撼。直截了当地说，明代贵族有大量随葬品。这些随葬品种类繁多，但我始终认为这证明了明代文化中极大的多样性，并且是个人品味的表达。可以合理地推测，考古证据只会越来越多，而这必然会以新的方式影响我们对这一主题的把握。梁庄王喜欢镶有南亚和西亚宝石的奢华服饰，与帖木儿帝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英格兰等同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的贵族相似。一些学者甚至设想，当时有一种松散的贵族文化在欧亚大陆广泛传播。

梁庄王墓中出土的珠宝

然而，正如我试图在本书中论述的，明代中国的宗室贵族文化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独特，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在于他们对当时最具盛名的文化形式——书法的参与。明代早期的贵族和同时代的英国贵族都喜爱打猎和使用大量金银餐具，但作为中国“高雅艺术”的书画在西方却没有直接的对等之物，当然也没有西方贵族投身于书画之中。

欧洲精英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之处在于，由于主流的宗教力量（基督教）坚持一夫一妻制，规定统治者只能有一位女性伴侣为其生育子嗣，因此皇室和贵族世系常因没有男性继承人而面临无以为继的危机。这样做的结果在欧洲历史上随处可见，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便是英王亨利八世。他的第一位王后没能生下儿子作为继承人，而罗马教宗不允许他与妻子离婚，因此他不惜在英国发动了一场宗教改革。这在明代的中国和绝大多数前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多数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一夫多妻制产生的子嗣过多，而非过少。与之类似，统治者合法和非法子嗣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欧洲历史上屡见不鲜，但这在明代中国和大部分前现代文化中却是闻所未闻的。欧洲才是世界史中格格不入的异类，而大部分历史学者由于缺乏对其他文化历史的了解，并不总是能意识到这一点。

Q：《藩屏》的中文版最初出版于2016年，距今已过去近十年，明代藩王在历史研究中是否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呢？

A：是的，中文和英语的学术界都有了更多关于藩王的研究。我认为，这一群体较以往而言已经不太会被排除于对明代的论述了。2019年，王岗的著作《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出版，藏于日本的蜀王文集孤本《明蜀王文集五种》近年也在中国出版，就藩王的文化生产提供了更多材料。西方与中国的青年学者同样愈发认识到，藩王这个研究领域内容丰富且大有可为。而在藩王的角色获得更多关注的同时，勋臣等其他曾经研究不足的明代统治精英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

Q：明代藩王在当今还有意义吗？

A：在我2009年的中国之旅中，我确实感受到了他们及其各种形式的历史遗迹仍然是地方自豪感与地方记忆的焦点，并且证明了其藩国所在的地方在中国历史框架中的地位。

我去到这家位于太原市中心的益源庆直销店时，公司的宣传材料中说“益源庆”这个作坊专为王府而建，产品只供应王府，还展示了它在明清两代成为中国食品驰名商标之一的过程。宣传称广大群众一直在口语中把产品称为“宁化府”，所以现在“宁化府”成了这一备受好评和欢迎的产品在市场营销时的首选名称。

宁化府陈醋销售部

这种把藩王视作“地方英雄”的当代意识同样也见于湖北钟祥——兴藩所在地。当皇室血脉无以为继的时候，兴王朱厚熜入承大统，成为嘉靖皇帝。访问钟祥的学者或许都会应邀品尝“蟠龙菜”，当地传说称这是嘉靖皇帝当年最喜爱的菜肴。而他们也应该会被带往一座位于已荡然无存的兴王府旧址之上的清代建筑，其中有展示藩王和皇帝生平的模型。由于他的懒怠、残酷以及对道教秘术和炼丹术的痴迷，后世的史学家或许对朱厚熜并无好感，但在钟祥可以明显感觉到他是一位地方上的大人物，显赫身份值得纪念。

“兴王府”中表现嘉靖皇帝的模型

2009年，在迅速扩张的巨型城市武汉的郊区，明代楚王的后人带领地方社区，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资金，把楚藩墓群所在的山谷建成了一个供武汉市民一日游的景点。桂林靖江王的王府和墓葬与该地区著名的喀斯特地貌同被归入“旅游资源”。此举把明代藩王作为地方资源加以利用，以增强地方身份的认同感，而非把藩王排斥在外。意味深长的是，本书依据的大量学术研究本身就是地方性的，由地方高等教育中心出版：关于晋王的研究见于《晋阳文化研究》，而关于湖北宗藩的研究发表于《江汉论坛》，关于潞王研究的大型学术会议则是在潞藩所在地河南新乡举行的。

虽然我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努力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尽可能审慎地理解在当时有意义的概念，但我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外国人和一个现代人，必然与明代那些有意义的概念相隔甚远，将永远是藩王所处世界的局外人。这是每个历史学家都要面对的悖论。请读者来决定我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处理了这个悖论。

一部逆转“边缘”与“他者”的明代藩王物质文化史

揭示“无用”藩王的文化参与和政治贡献，构建更全面、更多元的明史叙事

柯律格经典力作“王者”归来，全新作者序，

译文插图全面焕新

巫鸿、赵世瑜、霍吉淑、赖毓芝、黄小峰

来源：世纪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