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今，此处已经成为耐克的标志性总部。在园区中心波光粼粼的池塘旁边，耐克的联合创始人菲尔·奈特，也就是《鞋狗》（Shoe Dog）一书的主人公（《鞋狗》是耐克的创始人菲尔·奈特撰写的回忆录，讲述了耐克从无到有的创业历程——译注），亲自招待这家运动鞋和服装公司最重

在耐克工作32年之后，埃利奥特·希尔选择退休。四年之后，他重返耐克，这次担任首席执行官。图片来源：Spencer Lowell for Fortune

1990年盛夏，耐克公司（Nike）在美国俄勒冈州比弗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派对，庆祝新园区开业。

如今，此处已经成为耐克的标志性总部。在园区中心波光粼粼的池塘旁边，耐克的联合创始人菲尔·奈特，也就是《鞋狗》（Shoe Dog）一书的主人公（《鞋狗》是耐克的创始人菲尔·奈特撰写的回忆录，讲述了耐克从无到有的创业历程——译注），亲自招待这家运动鞋和服装公司最重要的零售、批发及制造合作伙伴，明星运动员代言人，还有公司的高层。不过，当年只有26岁的年轻人埃利奥特·希尔还只是工作刚满三年的销售助理，显然不会在这份星光熠熠的嘉宾名单上。

希尔加入耐克的时间并不长，在公司却已经引起了一些注意。希尔在俄亥俄大学（Ohio University）读体育营销专业时，耐克的一位高管到学校演讲，希尔抓住机会得到了在耐克的孟菲斯工厂工作的机会，他以为是正式工作，结果却是为期六个月的实习。（他都没有告诉他的妈妈。）在实习期间，他拼命干活，搬箱子、填表格，什么脏活和累活都抢着干。六个月过去，他如愿入职销售，负责得克萨斯州北部与俄克拉荷马州的168个服装经销商的业务。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希尔驾驶着一辆克莱斯勒（Chrysler）的小型货车，行驶了12万英里（约193,121.28千米），拖着服装展示架，辗转奔走在得克萨斯州北部狭长地带的零售店间。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得克萨斯州，推销莱卡（Lycra）要比推销最新的耐克经典篮球鞋Air Force 1困难得多，利润也少得可怜。不过，一款迈克尔·乔丹的运动服系列还是帮助希尔还清了大部分助学贷款。

所有人都立刻喜欢上了希尔。他为人随和，充满热情，对待每一位客户都一视同仁，不管是静水市的杜普里体育用品店（DuPree Sports）的乔·鲍勃·赖特，还是拥有16家门店的FootAction连锁店的首席执行官拉尔夫·帕克斯。（这两位至今仍然是希尔的好友，帕克斯在每天早上依旧都会给希尔发祈祷短信。）当时销售员也必须自掏腰包购买样品，但希尔还是从头到脚都穿着耐克。这段经历开启了他对耐克品牌的“情有独钟”。在奔波两年之后，他终于接到了重要的电话：比弗顿总部的召唤。虽然只是团队销售部门的初级岗位，但无疑是向“大本营”迈进了一大步。

盛大的开业派对就在希尔到岗之后不久，无论收没收到邀请，他都不打算错过。那天晚上之后的几十年里，耐克园区发生了很多变化。如今，池塘对岸的一大片土地也成了耐克园区。不过在1990年时，那里还只是一片茂密的树林，而且整个园区也只有一名保安。希尔和几个同为耐克基层员工的伙伴想出了一个计划：他们带着沙滩椅和一箱啤酒偷偷穿过树林，在池塘边找了一个绝佳的位置，远观庆祝活动，同时享受他们自己的小宴会。

图片来源：Courtesy of Elliott Hill

当晚的最精彩一幕是池塘上空雷鸣般的烟花表演。在烟雾散去之后，技术人员用激光投影展示了美国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的形象。普雷方丹是耐克的灵感来源，也是精神象征，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备战期间，他在俄勒冈州尤金的一场车祸中丧生。

看着普雷方丹的形象大步跨过水面，希尔泪流满面，他知道自己找到了心之归属。他暗自发誓，将来一定要站到池塘的另一边。到时候，菲尔·奈特、传奇鞋履设计师廷克·哈特菲尔德，还有那边的所有人都要知道他的名字。没准有一天，他会掌管这家公司呢。

希尔坐在达拉斯牛仔队（Dallas Cowboys）的AT&T体育场（AT&T Stadium）的前排，讲述着他年轻时的种种糗事。2024年12月的一个周三下午，除了几名场地工作人员之外，整个体育场只有我们。希尔这次到达拉斯是为了参加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球队老板会议，而作为耐克的新任首席执行官，他在会上刚刚成功化解了第一场危机。

当天的早些时候，希尔跟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总裁罗杰·古德尔共同出席了一场简短的新闻发布会，宣布耐克与该联盟的球衣赞助协议延长至2038年，站在台上的他明显如释重负。或许当2024年秋天古德尔暗示正在与其他球衣供应商接触时，只是虚张声势。或许耐克在美国最受欢迎的体育赛事领域的地位从未真正受到威胁。但如果真失去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合作？就会是一场灾难。希尔可不敢冒这个险。

2024年12月，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总裁罗杰·古德尔（左）和埃利奥特·希尔续签了该联盟与耐克的球衣合作协议。图片来源：Desiree Rios for Fortune

“在上任后，我的第一通电话就打给了罗杰。”希尔在接受《财富》杂志的采访时说。这次他在达拉斯和比弗顿连续两天接受长时间采访，也是自2024年10月他复出执掌这家从毕业后就一直工作的公司以来，首次接受媒体采访。

当然，危机的严重性是相对的。自1990年的那场派对之夜以来，耐克已经从一家价值仅30亿美元的鞋类和服装品牌，成长为全球最赚钱的公司之一。如今的耐克不仅主导了运动鞋市场，估值更是突破了1,050亿美元。但该公司也无法粉饰这样一个事实，2024年可以说是耐克辉煌60年历史中最糟糕的一年。过去三个季度，全球各地区销售额同比持续下滑。在2024年6月令人沮丧的财报电话会议之后，股价单日暴跌20%，股东价值蒸发掉280亿美元。到2024年年底，耐克的股价较2021年11月的高点跌去了近60%。2024年7月，耐克裁员大约750人，虽然对于员工人数达到8.4万人的公司来说听起来不算多，但裁员涉及32位副总裁、112位高级总监和174位总监，显然是高层动荡的迹象。

在希尔的前任约翰·多纳霍的任期之内，耐克的困境早已超出了财务报表范畴。2024年的巴黎夏季奥运会本来应该是耐克在全球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机会，却因为一款女性田径运动员的紧身比赛服而引发了更多的关注，而且完全负面。这款服装在网上被嘲讽为酷似《海滩救护队》（Baywatch）中的泳装。风波之后又是另外一场公众危机：耐克重新设计的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球衣因为名字缩写过小而遭到球迷吐槽，而高清镜头下汗渍明显也让球员们很恼火。耐克不仅在大把亏钱，而且还沦为笑柄。

整个园区的员工的士气一落千丈。位于比弗顿的塞巴斯蒂安·科大楼（Sebastian Coe Building）是耐克高管的办公地，大家逐渐达成共识：必须有所行动了。

《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在2024年9月的一篇关于耐克的文章把矛头直指多纳霍，也让董事会接下来的行动顺理成章。2020年1月上任的多纳霍是来自硅谷的“空降兵”，拥有电商和管理咨询背景，肩负着推动耐克的数字化和直面消费者业务的重任。然而不到五年的时间，他就成为了《商业周刊》标题里的“让耐克失去魅力的人”（The Man Who Made Nike Uncool）。一周之后，多纳霍离职。（《财富》未能联系到多纳霍置评，但在2024年9月多纳霍离职时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现在显然是领导层更替的合适时机，埃利奥特就是合适的人选。我期待看到耐克和埃利奥特在未来取得成功。”）

“耐克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从外部空降的高管很难成功。”尼科·哈里森说，他在耐克工作过20年，曾经负责北美篮球部门，与科比·布莱恩特等明星球员关系密切。2021年，哈里森离职，前往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担任达拉斯独行侠队（Dallas Mavericks）的总经理。哈里森指出，在耐克的历史上，只有另一位首席执行官也是从外部空降的，即2004年的威廉·佩雷斯，但同样以失败告终。佩雷斯只坚持了两年，便由耐克的老员工马克·帕克接任。

从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内部人的视角来看，哈里森认为近来耐克的问题在于背离了其核心文化。“我认识的一些运动员感觉耐克变得功利了。我在耐克的时候虽然不完美，但只要你在耐克的篮球部门，就会成为耐克家族的一员，这种归属感很重要。如果一切都变得功利，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

在2024年12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希尔的发言相当到位。他承诺耐克将会“把运动重新置于一切工作的核心”；修复与零售商的关系，此前公司因为转型直接面向消费者和电商业务而导致零售商利益受损；调整失衡的供应链；重新追求性能创新，还有以运动员为核心的品牌叙事。他没有回避即将面临的挑战：“我明白，其中的一些举措会对短期业绩造成负面影响，但我们着眼的是长远发展。”希尔说道。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关税威胁似乎是一个重大的未知数。“人们总是担心无法控制的事情，但应该尽量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能够控制的事情上。”前首席执行官，也是现任耐克执行董事长的帕克表示。“加征关税的可能性，是很多企业都面临的问题。我们只能埋头苦干，尽最大努力来应对。”

最终的财务数据如预期般惨淡，不过在希尔主持的电话会议之后，耐克的股价保持稳定，显示华尔街愿意给这位新老板一些时间来扭转局面。不过，投资者大多是听到让耐克重新“听起来像耐克”就直觉做出了积极反应。这一迹象让人对希尔的能力充满期待，毕竟他在比弗顿多年，并且师从大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距离1990年耐克园区的盛大开业过去了八年，埃利奥特·希尔才终于与菲尔·奈特说上了话。这位联合创始人听闻希尔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挺有收拾烂摊子的管理天赋，而当时耐克刚陷入一场严重风波，公司内部称之为“堪萨斯门”（Kansas-Gate）。耐克是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的官方队服供应商，但在一场比赛当晚，篮球球衣未能及时送达，球队只能身穿上一年的队服参赛。

关于希尔如何安抚堪萨斯合作伙伴，以及在公司内部解决问题的细节并不清楚，但显然给奈特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多年，希尔一路晋升，从多个副总裁职位做到消费者与市场业务总裁，两人关系日益深厚，奈特也从商业导师渐渐变成了类似父亲的角色。在一次播客采访中，希尔曾经表示，奈特是“我最想让他感到骄傲的人”。

Air Jordan 1，这款鞋，还有迈克尔·乔丹，都改变了耐克和运动鞋行业。图片来源：Focus on Sport/Getty Images

他似乎做到了。奈特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写道：“埃利奥特回归领导耐克，既是一种圆满，也是势在必行。他对公司了如指掌，不仅熟悉公司的运营模式，更明白公司的独特之处。他的领导理念并非缅怀过去，而是靠丰富的经验、清晰的思路以及对未来坚定不移的承诺，带领公司不断前进。”

61岁的希尔下巴瘦长突出，高高的额头，一头波浪状的银发令人羡慕。他说话时的鼻音和音色经常让人联想起另一位得克萨斯州人——乔治·W·布什。对于人们熟知的每一位著名运动员，希尔都可以讲出精彩的故事。本世纪的几乎每一场重大体育赛事，他都亲临现场，而且每张门票存根都保留着。

如今，这些票根摆满了他在比弗顿办公室里的一张玻璃面咖啡桌，体育界贵宾到访时无疑是绝佳的谈资。

当2019年帕克卸任时，希尔已经在公司工作了32年，是备受爱戴且功勋卓著的老将，显然是首席执行官一职的热门人选。然而在2020年6月，希尔选择了退休，也就是在多纳霍获得任命几个月之后。希尔坚称，退休不是因为落选。他说，自己之所以成为候选人只是因为履历让他成为董事会眼中合理的人选，其实在多纳霍被选定之前，他就退出了竞争，并且宣布了离职日期。（帕克证实了这一说法。）

“坦率地说，我累了。”希尔在达拉斯的谈话中说，“我总是飞来飞去。要么在目的地倒时差，要么在家倒时差。”

当他宣布自己的决定时，第一位打来电话的人是已经荣誉退休的菲尔·奈特，急切想知道希尔为什么辞职。

“菲尔，我不是辞职。”希尔回忆当时自己的说法，“我是退休。”

“不。”奈特回答，“你就是辞职！”

希尔解释了理由。“我已经连续114个季度背着预算和期限压力。”他对自己的偶像兼导师说道，“任务指标越来越高，责任范围也越来越大。其实和我在俄克拉何马州做的工作并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范围扩展到了全球。我想休息一下，也想看看能不能翻开新的一页。”

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做到了。他搬回了家乡奥斯汀，已经成年的女儿住在那里。他和妻子在意大利的蒙特普尔恰诺买了一栋房子，获得了意大利国籍。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上午10点之前不工作。他仍旧跟耐克保持着联系，“但我总是尽量给别人留一点空间，所以我等他们打电话给我，而不是主动打过去。我会飞过去，提供想法、建议和观点，然后坐飞机回家。有一阵子我感觉挺自由。坐上飞机回家，这种感觉让我很自在。”

然后，在退休四年之后还不到60岁的希尔意识到，想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我开始蠢蠢欲动了。这还是在耐克打来电话之前。”

打来电话的是马克·帕克。那是在2024年夏天最艰难的时刻，就在多纳霍卸任的几周之前。据帕克说，董事会考虑了其他内部和外部的候选人，部分原因是一开始不确定希尔是否感兴趣。“但很明显，他的热情并未消退。”帕克说，“所以谈话很快就从轻松变得严肃。在我看来，他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适合这份工作。”

在希尔获任的消息公布之后，“蜜月期”旋即开启。消息传出，耐克的股价飙升6%。公司的老员工们在社交媒体上欢呼雀跃。“我们又回来了！”一位全球总监发帖称。“应该行动了，祈祷成真。”另外一位员工写道。耐克的创新总监约翰·霍克也是在比弗顿长期工作的老员工，他对《财富》杂志表示，老朋友埃利奥特不只是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他是引领公司再次崛起的人。”

“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我觉得耐克能够迎来他的回归真是太幸运了。”哈里森说，“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烧得很旺，他让基层员工都充满了干劲。”

“基层”也包括耐克的员工名单上最著名的名字。迈克尔·乔丹在给《财富》杂志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是埃利奥特的忠实粉丝，他绝对是当下领导耐克的合适人选。他对公司的热情、经验以及卓越的领导力都是充分的证明。”

这两个人的首次深度合作是在2010年，当时希尔的任务是说服“飞人”乔丹，将标志性的乔丹品牌（Jordan Brand）拓展到全球市场时机已然成熟。而乔丹向来执着追求胜利，担心此举会导致品牌重心偏移。

希尔回忆，当时乔丹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的鞋码。“当然知道。”希尔回答，“13码。”乔丹说，没错。接着警告说，如果希尔关于市场扩张的判断有误，一年后他就会穿着13码的Air Jordan狠踢希尔的屁股。

希尔的判断没有错：如今，乔丹品牌的业务规模可以达到80亿美元，此次扩张功不可没。希尔曾经凭借魅力与谦逊获得俄克拉荷马狭长地带的众多体育零售商的认可，这些特质丝毫未减。“他有一种能够让紧张气氛缓和下来的本事，让每个人都感到平等。”耐克的首席营销官妮科尔·哈伯德·格雷厄姆说，“他不会非要显得比你聪明，也不会故意挑错。”

好感毋庸置疑，但对于执掌处在困境中的商业巨头的新首席执行官而言，挑战在于好感究竟可以换来多少耐心。“这不是能够快速解决的问题。”鞋类行业咨询公司Spurwink River的首席分析师马特·鲍威尔表示，“上一届管理层让公司陷的坑太深了。”

耐克在2024年的惨淡业绩是一个罕见情况，不管是华尔街分析师、财经和文化媒体，还是埃利奥特·希尔本人，所有对该问题有专业见解的人似乎对失败原因达成了共识。这是典型的因为成功而受到误导，导致结果失败的案例：多纳霍对数字化销售的激进推动恰逢全球新冠疫情，时机精准却埋下了隐患。

2020年春季，在全球因为新冠疫情而封锁后不久，多纳霍的领导团队便设定了一个目标，要让耐克官网（Nike.com）的营收占到该公司总营收的50%。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司切断了很多长期合作的批发客户供应，其中包括鞋类零售商Designer Shoe Warehouse（简称为DSW）和Olympia Sports，它们都是此前希尔一直努力维护的关系。耐克还将营销资金从品牌叙事，转向了谷歌（Google）的搜索和数字广告。

由于所有人都居家隔离，远程生活和工作，耐克还解散了分布在全球12个城市的潮流引领街头团队。

这些团队的任务是确保本地的意见领袖在合适的场合穿上耐克最新的产品。或许最为关键的是，公司的产品重心从创新转向了怀旧，当然在社交隔离的背景之下，创新也变得十分困难。耐克不断推出旗下三款最畅销运动鞋系列的新复刻版本，包括Air Jordan、Air Force 1和Dunk。

希尔迅速补充道，考虑到百年一遇的宏观形势，这些举措完全合理：“顺便说一下，收入大幅增长，而且在直接零售后，收入变成原来的两倍，而不只是批发收入。”耐克的直接面向消费者（DTC）业务和数字业务迅猛发展，让股价在2021年11月达到历史峰值。事实上，就在不久之前，耐克还被视为新冠疫情期间企业界的大赢家之一。

希尔说：“我们的错误在于，当情况开始恢复正常，我们没有及时换回最擅长的打法。”尽管在耐克犯错的时候，希尔还在意大利悠闲地品着葡萄酒。换句话说，这一策略曾经奏效，但后来彻底失灵。

耐克犯下的致命错误在于，认为新冠疫情永远改变了消费者的行为，笃定实体零售已经死亡。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人们依然喜欢逛商店，看看新的款式，在买鞋之前试穿一下。当消费者走进Foot Locker、Dick's或者Designer Shoe Warehouse时，原本摆满耐克产品的货架如今放满了Hoka和昂跑（On Running）之类的新品牌。与此同时，耐克推出的所谓新品却都是旧款翻新。

“感觉就像一群人发现了废弃的校园，翻出电脑里的资料，然后随便拼凑了一些东西出来。”《15双运动鞋中的篮球史》（A History of Basketball in 15 Sneakers）的作者拉斯·本特森说。（15双运动鞋中有8双鞋是耐克。）“如果只是一味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就会失去探索的机会，而在我看来，探索对运动鞋行业至关重要。好像在说：‘我们现在只会发消息弹窗了。’”

这就点出了耐克目前的困境：前所未有的供应过剩，仓库里堆满了过气的经典款，还需要几个季度的大折扣才可以清理完库存。

“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看到现在的局面，三款鞋居然占据了这么大的份额。我觉得这并不健康。”希尔说，“我们需要更广泛的产品基础……得向前看，努力带给消费者全新的体验。”

当希尔讲述在1990年看到激光投影的史蒂夫·普雷方丹在湖面上飞奔，自己感动得落泪时，我相信他所说的。因为当希尔讲起他的父亲时，他也落泪了。在希尔的童年时期，父亲大多不在身边，后来希尔发现，父亲是因为在不宽容的时代身为同性恋者而选择了自我放逐和自我孤立。（希尔说：“他从未真正解释过，但我愿意相信，他选择离开的部分原因是想给我空间，让我自由成长，而不必面对他的身份。”）后来他讲到有一张多余的门票，那场比赛正是1997年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总决赛中迈克尔·乔丹传奇的“流感之战”，他把票给了一位父亲刚刚悲惨离世的12岁男孩。讲到这里，希尔又落泪了。

希尔容易落泪的名声在比弗顿众所周知。“我们总说，如果能够把他逗笑或者弄哭，那就算是打动他了。”哈伯德·格雷厄姆说，“有时候真的有点像玩笑，比如我们会说：这可以把埃利奥特弄哭吗？因为他很容易动感情。”耐克未来的任务需要大量的沟通和展示，没准希尔在工作结束时眼泛泪花是常事。

我们至少得考虑这种可能性，又或许为时已晚，即耐克这家拥有60年历史的公司可能已经步入黄金时代的尾声。一旦品牌变得不再炫酷，似乎就很难扭转。本特森从运动鞋文化兴起之初就一直在撰写相关内容，他有一些担心：“今年发布了Air Jordan 29，但我至今没有亲眼见过一双实物。”

我问希尔，Air Jordan的系列编号会不会像超级碗（Super Bowl）的届数一样，数字越高听起来就越滑稽，而且还显得有一些老气。他微笑着看向耐克长期负责公关的凯胡安·威尔金斯，威尔金斯回了一个大家都懂的表情，仿佛在说：“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可以说讨论还在继续，但对于即将步入退休年龄的品牌，希尔对前方的重重挑战不抱任何幻想。

优秀的销售员知道，必须不断给人惊喜，品牌才能够保持影响力。创新也有很多种形式。“有渐进式创新，比如对材料、泡沫结构、鞋带系法、外底花纹等微调。”希尔说。“也有革命性创新：突破性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让人忍不住问耐克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之类的创新。两种创新都得做。”耐克上一次发布令人惊叹的产品还是2017年的Vaporfly，这款跑鞋的重量极轻，导致一开始在某些领域甚至被认为有作弊之嫌。从那之后，运动鞋领域的新秀反而连连带来惊喜，比如昂跑在巴黎奥运会上首次亮相的喷涂概念鞋引发热议，还有色彩丰富、造型独特的Hoka等。

在2024年12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希尔直言耐克的问题所在：“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运动的执着。”他正在逐一解决问题。在我们参观耐克的总部时，恰逢波特兰寒冷多风又细雨纷飞的天气，希尔每遇到一名员工都会问，有没有抽出时间去锻炼。（耐克总部园区的健身房众多，有时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型运动场，只是恰好有一家市值达到千亿美元的公司。）我们遇到的去锻炼的人比去上班的人还多，这正是希尔希望看到的。

他认为，耐克重回领先的关键是拥有一支可以像运动员一样思考的员工队伍，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运动员。

如今，想要达到耐克曾经习以为常的文化统治几无可能。全球市场太过拥挤；社交媒体太分裂；坦率地说，体育领域变得太庞大。如今已经没有像迈克尔·乔丹那样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国英雄。勒布朗·詹姆斯年过40岁。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新王者、圣安东尼奥马刺队（San Antonio Spurs）的维克托·文班亚马是一位身高为7英尺5英寸（约2.26米）的法国人，他喜欢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小说，在纽约对阵纽约尼克斯队（New York Knicks）的比赛期间，还会去公园下快棋。文班亚马是耐克的签约运动员，与蔡恩·威廉森和贾·莫兰特等都是一代新秀的领军人物，但他与美国孩子的关系，和勒布朗或者乔丹时期截然不同。

“我们旗下有下一个乔丹吗？”希尔说，“还不知道，但我们的工作就是播下种子。”

在公司的新产品名单中，已经有一颗种子：以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WNBA）的冠军纽约自由人队（New York Liberty）的神射手萨布丽娜·约内斯库命名的萨布丽娜系列，不仅在商业上大获成功，还出人意料地成为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男球员的热门款。

以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的萨布丽娜·约内斯库命名，Sabrina这款鞋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也很受欢迎。图片来源：Adam Bettcher—NBAE/Getty Images

“至于原因，看实物就知道了，这双鞋很漂亮。”希尔回到办公室说道。一提到这款鞋，他就从座位里跳起来，冲到堆满耐克产品的桌子旁边，抓起一只Sabrina 1。“这双鞋的贴合度超棒，脚感也绝佳。就是为她设计的，为身材更娇小也更轻盈的运动员设计的。适合动作更敏捷快速的选手。所以你会看到，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控球后卫和得分后卫都喜欢穿这款鞋。顺便说一句，这就是通过体育来提升文化影响力的方式。”

凯特琳·克拉克和阿贾·威尔逊等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的顶级明星都是在美国出生的，也都是耐克的签约球员。也许在她们当中会有耐克的下一个乔丹。

约内斯库告诉《财富》杂志，Sabrina 1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双鞋：“能够得到世界级运动员的认可，非常让人兴奋，虽然我在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他们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但这并不重要。一切只因为篮球。”

耐克的一条产品线从构思到上架销售，周期大约为18个月。所以，希尔对鞋类产品系列的影响，要到2026年才会真正显现。耐克的创新总监霍克告诉我，团队正在筹备一系列产品发布，“我们希望新产品可以让运动员们惊叹，也能够震撼体育界”。

他对所谓的“超个性化”、“可以感知并预判需求”的服装和鞋类尤为兴奋。

“比如说你出去跑步，感觉热了，衣服就可以自动敞开，帮助你降温。”霍克解释道，“又或者当你在山间的小道跑步时，跑下坡和跑上坡时，鞋楔能够自动调整。”是依靠人工智能实现的吗？还是响应式材料？又或者是其他技术？霍克拒绝透露具体原理，他表示：“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做到了。”

对于希尔和整个耐克品牌而言，只是盼望未来快一些到来。（财富中文网）

译者：F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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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