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远征军撤退的路线是非常庞杂和混乱的，根据战后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资料以及老兵、缅甸老人的回忆显示，撤退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5条：

远征军撤退的路线是非常庞杂和混乱的，根据战后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资料以及老兵、缅甸老人的回忆显示，撤退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5条：

一、野人山路线——第5军军部和新编第22师残部

二、英帕尔路线——英军、史迪威司令部和新编第38师

三、葡萄(野人山)福贡路线——新编第96师残部

四、滇缅公路沿线——第5军军部部分、第200师和第66军的新编28、29师残部

五、景栋路线——第6军第93师、暂编第55师和暂编第49师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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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30日上午9点，东线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6军军长甘丽初接到罗卓英下达的撤退命令。

此时，腊戍已被日军占领，向北的退路被截断，原计划回中国境内的目标已不行，甘丽初决定向泰国、缅甸、老挝边境的景东方向转移。

这一路遭到了日军第18师团的追击。5月12日，他们追到了萨尔温江西岸塔科，第6军退到了萨尔温江东岸。

在这里，第6军虽屡次打退与日军签订协同作战协议的泰国军队的进攻，但已三面受敌，而且景东一带地形平坦，无险可守。

甘丽初直接向蒋介石和参谋总长何应钦申述意见，获准“放弃景东，退入滇南，以巩固国境”。

随后，第49师撤至南峙，暂55师撤至云南西双版纳附近的东里，第6军军部撤至云南西双版纳附近的佛海，第93师担任掩护，最后撤至西双版纳的打洛一带。

第6军在撤退之中，尽管没有受到日军的大规模阻击及追击，但因中、缅、泰、老四国边境地区亦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没有道路，时至雨季，泥滑难行，加之蚁叮虫咬，部队没有给养补充，因而饥疲交困，疫病流行，回国之路仍然充满艰辛，造成众多减员。

随后，第6军后来从景东撤退到云南的思茅、普洱一带后，全军仅存6000余人。不久，甘丽初被免去军长职务，暂编第55师的番号也被取消。

张轸的第66军中，由孙立人将军领导的新38师兵力较强，被投入前线战场，创造了“仁安羌大捷”的辉煌战史。另两师是新组建的“杂牌军”，毫无战力，是最后入缅的部队，在中缅边境担负细泡至腊戍一线的阻敌任务，只有两个团开赴曼德勒作战。

1942年4月27日，细泡被主动弃守，28日，腊戍几个小时即告失守，张轸率新29师及新28师沿滇缅公路在新维、贵街阻击日军，被日军第56师团先遣联队一击即溃，尔后边战边退，又在畹町、龙陵等地再被日军第56师团第148联队及机械化第56混成步兵团击溃，后经惠通桥撤至永平、下关地区收容整理。

由于第66军的快速溃败，远征军回国之路被堵截，导致第一次入缅作战彻底失败，不久，张轸被撤职查办。

撤退令下达时，中国远征军的主力部队大多集中于中路。因为仰光—曼德勒铁路沿线是缅甸战场的重心，准备打平满纳战役的第5军由此陷入被动。

根据命令，5月1日，中国远征军各部全部撤到伊洛瓦底江以西、以北地区。

大撤退开始时，已是一片混乱。史迪威与罗卓英率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人员由瑞保乘火车转移到甘巴罗，按原计划，他们利用火车由密曼铁路向八莫撤退。

据美国作家巴巴拉·塔奇曼记述:

“5月1日，史迪威醒来后发现，总司令罗卓英将军已经逃往密支那机场去了”，称“他(罗卓英)拿着枪征用了一辆有17节车厢的机车，在走了25英里之后，这辆未编入行车计划的列车跟另一辆车撞到了一起，结果铁路中断了两天”。

随后，他们开始徒步前进。5月5日，他们从曼西开始徒步向西的印度方向转移，与第5军和第66军的大部分完全分离。

史迪威向印度撤退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5月4日，在曼德勒通往缅北密支那的公路上，沥青被太阳烤化，车轮碾过，路面泛起许多深深浅浅和凌乱不堪的车辙印。

对于大势已去的中国远征军来说，只有回国才能使他们感到安全。士兵头顶烈日，背负沉重的武器，好像一条精疲力竭的灰色河流，沿着河谷公路缓缓行进。

起初，中国大军每天都能遇上一两次向西转进的机会，例如“（印度英帕尔）——２１５ＫＭ”，“（印度科希马）——２７８ＫＭ”，等等。

越往北进，三岔路口便越少，类似的路标牌也越稀落，但是，默默行进的中国大军对这样的机会仿佛视而不见，士兵们都步履蹒跚表情冷漠，他们毫不停留地越过这些路口继续北进。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回国的步伐。促使中国人铤而走险的精神动力不仅源于传统的民族向心力，还来自某个强大的长官意志。

此刻，驱动这条灰色河流汹涌北进的那个长官意志正埋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昏昏欲睡。

对于远征军副总司令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来说，在他已经度过的二十年戎马生涯中，再也没有比此刻心境更加复杂更加凄惶的时候了。

同古之战坐失良机，曼德勒会战化为泡影，腊戌失守，史迪威又屡屡电令远征军撤往印度。

4月30日，蒋介石电询杜聿明：

撤回国门有无把握？

杜答：

已令第五军主力抢占密支那，渴望成功。

其实，他并不知道形势的险恶，之所以这样报告，是心里明白，蒋介石能够容忍打败仗的将军，却不能容忍部下对他有哪怕一丝一毫的不忠诚。

在去向问题上，只要他表现出一丝犹豫，那么，第二天坐在军长位置上的就不再是他而是别的什么人。

但是，如果日本人抢占密支那，他将往何处立足？或者真的只有到印度去，做英国人的难民？他一想到亚历山大和史迪威盛气凌人的脸，一股不甘寄人篱下的愤激之感油然而生……

突然，空袭警报响起。吉普车猛地转向路边一片丛林，杜长官的头撞在车窗上。很快，空中传来飞机呼啸和机枪扫射声。三架“零式”飞机在公路上空追逐车辆和人群，来不及隐蔽的士兵好像割禾一样纷纷栽倒。受惊的骡马四处狂奔，好几辆汽车翻下山沟，燃起大火来，一片混乱。

当队伍重新聚拢来，公路上增加了许多横七竖八的死尸和打坏的车辆，人们小心地绕开障碍物前进。杜聿明的吉普车夹在人流中慢慢移动，经过一辆打坏的卡车时，他看见车门边仰面跌倒着一个年轻士兵，士兵看上去还是个孩子，嘴惊愕地半张开，身体保持着挣扎的姿势。

士兵的眼睛直直地瞪着吉普车里的长官，仿佛警告他此路不通。队伍默默行进，人们表情麻木，脸色沮丧。杜聿明突然大光其火。他派人找来96师师长余韶，命令他立即清除路障，掩埋所有的尸体。

前方出现一个小镇，参谋长罗又伦轻轻提醒他：

“长官，温佐到了。”

杜聿明睁开沉重的眼皮，茫然四顾。车窗外，夕阳西下，一片浓云正从山背后涌出来。公路前方，山坡上矗立着一些高高低低的红砖墙，树林背后露出教堂的尖顶。

吉普车停下来，一块红白相间的路标牌醒目地立在路边，上面那些英文不用翻译他也知道：温佐。这是缅甸通往印度的最后一天岔路口。

这时，空中又传来飞机马达声，一架涂了红膏药的侦察机盘旋几圈就飞走了。这说明日本人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中国大军的动向。

与此相比，中国人对敌人动静却知之甚少，难怪杜聿明心中老是感到不踏实和恐慌。

一辆摩托车飞快赶来，把一份电报送给杜长官，电报是盟军总部拍来的，通报日军今晨已经占领八莫，并且继续向北开进。

前面已经提到，1942年5月1日，史迪威、罗卓等人原计划退过伊洛瓦底江后，利用火车由曼密铁路（曼德勒至密支那）向巴莫撤退回国。

不料，他们乘火车开至坎巴拉车站后，再无火车北上。5月4日，得知畹町、巴莫失陷后，立即决定全军向印度境内撤退，并电告杜聿明，要求第5军（含新编第38师）也随之撤往印度。

接到盟军总部来电， 杜聿明下令:

“今晚长官都在温佐宿营。通知所有师、团长马上来司令部见我。”

夜色覆盖着缅中盆地，也笼罩着死气沉沉的温佐小镇。远征军紧急会议在教堂召开，参谋们点亮防风灯，桌子上铺开军用地图。出席会议的军官们各个表情肃然，会议气氛异常沉重。

杜聿明先宣读重庆来电，委员长指示远征军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八莫，掩护主力经密支那、片马回国，经过短暂犹豫，他还是决定隐瞒盟军总部的电报，担心八莫失守的消息会动摇军心。

但新38师师长孙立人却当即提出质疑:

“有消息说八莫今天已经失守。如果敌人先我而占领密支那，我军出路何在？”

此间，各师团均属第5军部下，唯独新38师是宋子文旧部，属6军建制，其军长张轸远遁保山，所以，孙立人并不肯对杜聿明唯命是从。

杜聿明装作十分惊讶地反问:

“孙师长消息确实么？”

他的内心非常恼火，只是碍于不是孙的顶头上司，不便马上发作罢了。

孙立人当即把史迪威电报念了一遍:

“这是我刚刚收到史迪威参谋部通报，盟军在密支那以南已经发现日本人的坦克，他们预料日本人将先于我军占领密支那。”

杜聿明冷笑着问:

“孙师长有何高见？”

孙立人回答:

“我认为立即向西转进还来得及。倘若错过机会，我军必将陷入绝境。”

杜聿明扫视部下：

“你们中间，还有谁打算赞成孙师长的高见呢？”

静场片刻。戴安澜、廖耀湘站起来，大声回答：

“我们决心遵从委员长意志，誓死北进，别无二心。”

杜聿明转向孙立人：

“孙师长何去何从？”

孙立人晃了晃史迪威的电报：

“我很遗憾，杜长官。”

杜聿明怒火中烧，这个孙立人太狂妄了，竟敢抬出史迪威来同他对抗！他说道:

“孙师长，你的史迪威将军恐怕早就坐飞机逃到印度去了。请不要忘记，只有我才是这里的最高军事长官。”

杜聿明毫不掩饰一脸蔑视，根本不容孙立人分辨，厉声下达命令：

“奉委座电谕：值此国家危亡之际，我全体军人必须同心同德，返回国门。本长官命令：

第200师戴师长担任后卫，在温佐以东阻滞敌人。第96师余师长担任先头部队，三日内必须抢占密支那并掩护长官部顺利通过。新22师廖师长和新38师孙师长，还有军部直属部队为行军中路，随长官部行动。

各部队须遵命行事，不得贻误，违抗命令者，一律按军法从事。”

次日，杜聿明电复罗卓英，希望率部返回国内，不愿入印，怕沦为英印军的附庸。同时，又发电请示蒋介石。

随后，中国大军以新编成的战斗序列向北开进。他们汹涌地越过温佐小镇，越过最后一个向西转进的三岔路口，一直向着凶多吉少的北方涌去。

孙立人被夹在队伍中间，牢牢看管起来。当晚，一支尾随而至的敌人同第200师发生战斗，戴安澜为了给军主力争取时间，主动将战斗引往科林以东地区。

7日，蒋介石电示：

“我军应即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勿再犹豫停顿”。

杜聿明遂召集各部队长及参谋长商讨后，决心仍照蒋介石命令向国境撤退，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

当天，紧追不舍的史迪威才率领他的小队伍赶到温佐，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大军决心继续北进。

于是，这位美国将军摘下他那顶老式战斗帽，遥望北方重重叠叠的山峦，迷惑不解地喃喃自语：

“莫非杜……真的不相信，密支那已经是个陷阱？”

此后，担任中路主攻任务的第5军直属部队及96师，新22师及66军新38师，在远征军副总指挥杜聿明将军的带领下，徒步轮流掩护撤退，部分以汽车分段利用牛车道转运后撤（二百师在从棠吉赶来的路上）。

这时，各部队剩余人数大致如下：

第五军直属部队（含参谋部、骑兵团、工兵、山炮、运输队等）1.35万人（入缅1.5万）；

第二百师6000多人；新22师6000多人；

第96师5000多人；

新38师7500人（各师入缅人数9000人）以及新28师驻守曼德勒的两团人马，总人数4万多人。

5月8日，日军第56师团第148联队，在坦克第14联队的配合下，占领密支那。

这里距仰光1200公里，是缅甸铁路的最北端，缅西北最重要的城市。自此东行，可达滇西的腾冲，经腾冲可转进至怒江东岸的保山。

密支那一失，中国军队彻底断了归路，如果不能夺回密支.那，远征军就只能转向野人山方向，穿越那里，进入印度的雷多。

杜聿明和他的第5军运气很糟透，本来，按照日军第15军的要求，第56师团第148联队应该向怒江一线发起攻击，而师团长渡边正夫垂涎于全歼第5军的辉煌，便擅自下令将该联队派向了密支那方向。

假如渡边按照命令行事，怒江防线可能有危险，但第5军却可以逃过一劫，但渡边却不惜抗命，偏偏要与杜聿明过不去，他实在抵御不住“全歼中国王牌军”的诱惑。

9日，第5军行至卡萨时，与日军第56师团追击部队遭遇（此为攻占腊戍后，从北面夹击之敌），同时获悉密支那已失陷（8日失陷），而此时，只有96师到达卡萨，新22师及新38师主力尚须一天半才能从正面战场撤下来。

杜聿明分析卡萨地形负山带河，形势险要，如果将敌击退通过，恐旷日持久，于是转由曼密铁路以西地区，向孟关、大洛之线北进，由余韶第96师在右翼担任掩护任务。

当天，蒋介石从日本广播中得知密支那失陷的消息后，即向前线下达指示，切勿与日军纠缠，目标就是快速摆脱日军，撤回国内。

蒋介石的指令含混不清，前线根本无法作为依据。杜聿明无奈之下，只好尝试请示史迪威与罗卓英，不料两人早已渡过伊洛瓦底江，逃到印度去了。

打开3天前的电报，罗卓英已明令杜聿明:

邦平靠近印度，撤往邦平，再相机处置，其结果只能是撤往印度无疑，杜聿明最不愿史迪威掌握中国军队，如果退往印度，第5军岂不正中他的下怀？在印度，毕竟还是英美军说了算。

深陷绝境，迫使杜聿明狠下心来：“一定要打回国去”，况且按照蒋介石5月7日的指示，也是要他们从密支那回国。

事不宜迟，杜聿明即命第96师附属军炮兵团、战防炮营，前去攻打密支那，他对第96师师长余韶说：

“将所有炮弹打在那里，不信打他不开”。

余韶立即率部星夜兼程赶到密支那以西50公里的孟拱，当即遭到日军阻击，他们比敌人整整晚到了一天。10日，第96师猛攻孟拱，未获进展。

中国远征军阻击日军攻击 图片来自网络

这时，日军第56师团增援部队开到，一批批日本飞机俯冲扫射，远征军继续受阻，杜聿明惊慌之中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命令随后跟进的各师团及军直属队紧急通过第96师侧翼，绕过孟拱，“弃车上山，进入山地与敌进行游击战，伺机进入国境。”

根据情报，密支那仅有日军第56师团两个联队。日军长途奔袭，人困马乏，杜聿明麾下有中国远征军四个主力师及直属部队约六万人，以绝对优势兵力拼死一战或许能够突出重围求得生路。

但是，他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进攻需要冒险和勇气，杜聿明宁愿选择安全的防守和撤退。

10日下午，正当远征军各部纷纷丢弃战车辎重，在第96师掩护下向胡康河谷的深山老林撤退的时候，杜聿明接到新22师廖耀湘报告，孙立人的队伍没有跟上来。

杜聿明大吃一惊，举起望远镜，朝着炮火连天的孟拱公路望去，他清楚地看见，新38师的队伍非但没有服从命令弃车上山，却反而在公路上重新集结，然后掉头向相反的来路开去。他立即与孙立人通话:

“孙师长吗？……喂喂，我命令你马上停止擅自行动，立即向我靠拢。你听见了吗？新二十二师担任你的接应……我命令你停止后撤，不惜一切代价回国门！”

孙立人故作惊讶的声音，从嘈杂的话筒里传来，那声音轻松得好象个局外人:

“喂……杜副长官吗？我并没有擅自行动……是向南开进，不是后撤……我已经接到史迪威将军和罗长官的命令，他们要我把队伍和装备撤到印度去。”

杜聿明立马觉得太阳穴一跳一跳地刺痛，血直往头上涌，只是眼下奈何不得，只好强压怒气央告道：

“孙师长还是以党国利益为重，立即随军部一道回国吧。我是这里的最高军事长官，请孙师长务必不要再自作主张了。”

孙立人回答干脆利落：

“既然杜副长官决心弃车上山，我看就不必强求了。再说史迪威将军和罗长官有令在先，我这个当小师长的想抗命也抗不起呵。缅甸的雨季眼看要到，我的马上登程。也祝杜长官保重，一路顺风。”

电台咔嚓挂断了，话筒里剩下一串单调的电频回声。杜聿明气得手直发抖，他完全能够想象出孙立人那张得意洋洋的马脸。

这俩人从此结下了不解之怨，这段官司一直打了许多年。

抗战胜利后，杜聿明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孙立人则处处冷落失意，这种鲜明的对照自然不无某种微妙的内在联系。

再后来，他们的结局几乎殊途同归：孙立人在台湾沦为阶下囚，杜副长官则坐在西山战俘劳改营的土炕上，撰写文章揭露批判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的可耻行径。

来源：子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