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大华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想（思潮）研究，以2005年发表《“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想》这篇国内学术界研究民族复兴思想史最早的学术论文之一为起点，到2023年出版《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共三卷6册），再到《中华民族复兴思想通论（
郑大华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想（思潮）研究，以2005年发表《“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想》这篇国内学术界研究民族复兴思想史最早的学术论文之一为起点，到2023年出版《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共三卷6册），再到《中华民族复兴思想通论（1840—1949）》（以下简称《通论》）问世为近期的节点，形成了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研究的学术高地，具有较为清晰重要的学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项中国思想史研究系统工程
《通论》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史上主要人物的民族复兴思想、社会思潮、民族复兴的道路等学科要素，并提出学术须服务民族复兴伟业等观点。
《通论》认为，在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想史上，孙中山、李大钊和毛泽东三位革命先驱的民族复兴思想最为重要。孙中山首次提出了大力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口号，这是“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的前提。孙中山“将萌发于清末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李大钊则初步发展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尤其是他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及其路径问题，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提倡知识阶级与工农结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他还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从此进入了新纪元。毛泽东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则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探索性的重要特征。首先，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获得新的发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独立、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人类做出新的重大贡献”。为此毛泽东提出，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大时期将完成不同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以此必须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加强党的组织和队伍建设，要将人民群众的力量作为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加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还要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立足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其次，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进行了数十年的艰苦探索，首先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要不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理论准备，奠定了物质基础。
《通论》从更长时段将近代主要人物的民族复兴思想与思潮研究进行了较好结合。《通论》认为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可分三个主要历史时期，即甲午战争后民族复兴思想之萌发、五四时期文化复兴思想的产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对于民族复兴的全面认识，进而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是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整体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浴火新生”的主要学术观点。而在“民族复兴”话语体系下，讨论“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意识”“抗战建国”“学术建国”，并开展读书运动诸问题都是近代以来民族复兴运动思潮的重要学术话题。将主要人物的民族复兴思想与思潮研究结合，使思想史的内容更加丰富而具有层次感，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超越为学术而学术的话语体系
《通论》聚焦抗战时期国民历史教育，认为当时激发民族的历史意识才是抗战建国历史教育的重要使命，只有阐扬本国史过去之荣光，注重日本侵略史实和传播民族独立复兴运动史，才能激发国人复兴民族的历史意识。但是要破除当时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民族复兴研究，必须将历史与现实和中华民族的时代使命有机结合起来。一是阐扬“国荣”振作民族自信。抗战时期从小学教育开始，“讲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以‘民族’为叙事主体，宣扬民族荣光、民族伟业、民族对世界贡献”。二是纪念“国耻”，唤起中华民族的抗争意识。“国耻”史编写划清了敌我，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和抗日斗志。最后，研究出版世界弱小民族独立复兴的历史叙事，确立复兴民族的榜样，最终明确了雪耻救国、独立和复兴的历史使命。
《通论》超越了这种旧的研究范式，集中阐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它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相结合，是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的重要理论依据。以这种科学的话语体系为载体，连接了理论与民族传统、历史与现实，充分展示了思想史研究的魅力，使科学论断建立在科学理论和历史实践总结的坚实基础上。
学术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使命
郑大华认为，学术研究服务民族复兴伟业是学者的历史使命，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学术界持续思考的重要问题。九一八事变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中“整理国故”向“国故整理”学术方式的转型，而所谓整理国故无非旧时代汉学家治学方法的当代应用。但爱国学者推动学术界主动作为，进行“国故整理”，以民族优秀文化为武器抗日救亡，引起积极响应和广泛学术抗争。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的特性、文化史、科学史、民族史上的通史与断代史、边疆史等各个领域，以历史事实和严谨科学态度全面研究，通过认识中华民族的统一形成过程、民族精神的保留，逐步奠定了“民族主义”的坚实基础，推动了全国人民融合统一的抗日思想力量发展。《通论》还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学术中国化”讨论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学术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只有“学术中国化”才能粉碎国粹主义、文化排外主义、中西文化对立论论调。一方面，充分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尤其要重视吸收民族的文化遗产，这样才能用世界文化一切优良成果丰富和武装自己。
当然，《通论》也有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首先，《通论》是在作者此前已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因此，难免有少量引文和内容的重复，个别章节之间缺乏逻辑性联系，阅读起来不很顺畅。其次，因体例关系，有关中共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内容偏少，仅只在第一章和结语论述了李大钊、毛泽东的民族复兴思想以及各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之间的继承、发展和超越的关系。实际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应是重要内容之一。希望作者今后写出专门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书，以弥补还没有这一主题的代表性著作之缺失。（李超民）
来源：文史e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