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美国Z世代逐渐步入政治与社会主导地位，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正引发广泛关注。对此，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国际知名民意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YouGov联合开展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美国Z世代更希望让美国摆脱“世界警察”角色，在全球事务中采取更克制、务实的
编者按：随着美国Z世代逐渐步入政治与社会主导地位，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正引发广泛关注。对此，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国际知名民意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YouGov联合开展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美国Z世代更希望让美国摆脱“世界警察”角色，在全球事务中采取更克制、务实的姿态。人大重阳第32期“速读美国顶级期刊”栏目（点击蓝色字体可查看往期内容）特编译该文，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研究参考。
再过不到十年，出生于1997年至2012年的美国Z世代（Gen Z）年轻人中，就将有人符合竞选美国总统的年龄条件；年龄稍长的如今已可参选美国国会议员。即使是这一代里最年轻的人，到2092年也不过才八十岁，届时仍然可能担任总统。随着他们逐步就任于企业、政府及其他决定美国全球角色的重要岗位，Z世代将在政策制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可以预见，21世纪中叶将成为由他们所主导的时代，而他们的信念与价值观将深刻影响美国的内政和外交走向。
美国Z世代在政治上的觉醒，发生在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动荡时期、美国“全球反恐战”后期、与中俄之间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压力，以及新冠疫情的全球冲击之中。俄乌冲突和巴以局势则成为他们成长阶段的重要背景事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Z世代的声音已开始对美国政治话语产生影响也就不足为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向大学校园，发起抗议行动，并连续三次在总统大选中踊跃投票。那么，Z世代到底有哪些共识？他们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以及美国在其中的定位？
尽管Z世代在人口构成和意识形态上高度多元，但他们在信念中呈现出的某些共通趋势，反映出美国公众更广泛的倾向。这些趋势也为观察在一个不断变化、充满动荡的全球秩序中，美国外交政策可能的演进路径提供了重要线索。
为深入探究这些问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美国国家治理项目”团队于2025年初开展了针对美国Z世代成年人的问卷调查。调查重点围绕当下备受争议的外交议题展开，包括中东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结果显示，Z世代总体上依然倾向国际主义，但与以往几代人相比，他们更希望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相对克制的角色。
01 Z世代普遍持有国际主义立场，
但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例外主义”认同较弱
Z世代普遍认为，美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见图1）。根据本次调查，相较于总体民众，Z世代支持“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而非“保持旁观”的比例高出8个百分点。
Z世代与年长群体之间的差异在特朗普支持者中尤为明显：Z世代中支持特朗普的受访者，比美国整体共和党人更倾向“积极参与”的比例高出13个百分点（见图2）。这一现象表明，尽管未来“特朗普主义”或“MAGA运动”的具体外交路径仍不明朗，但其方向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趋于国际主义。不过，这种国际主义会以外交、军事还是其他方式呈现，还难以预测。
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本国的对外政策已不堪重负——近一半受访者表示美国应减少国际事务参与（见图3）。但在我们的调查中，Z世代对减少国际参与的支持意愿相对较低。与此同时，Z世代比总体美国公众更倾向认为，美国完全有能力在解决国内问题的同时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然而，认为美国因其实力与财富“有责任”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Z世代比例却是最低的。
这种差异在共和党人中尤为突出（见图4）：与共和党整体相比，Z世代中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美国“有足够资源应对内外问题”的比例高出15个百分点；而在“应减少对外介入、专注国内事务”的看法上，共和党整体的支持率则比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高出19个百分点。
尽管Z世代在整体上比年长一代更具国际主义视角，但他们对美国应扮演的全球角色有着更为克制的看法。具体来说，调查显示，认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领导作用非常重要”的Z世代比例，比美国总体民众低8个百分点；在“军事领导地位”方面的认同度也低了6个百分点（见图5）。在“美国在全球传播民主价值方面应发挥领导作用”的议题上，Z世代的认同度也相对较低。接近一半的Z世代受访者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比总体公众低6个百分点。
有趣的是，Z世代中的特朗普支持者对美国军事领导地位的重视程度明显低于年长的共和党人（见图6）。尽管整体共和党人中有高达82%的人认为美国应在军事上保持领导地位，但在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中，这一比例降至67%。这一比例仍高于美国总体人口的平均水平，也远高于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的Z世代选民。然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这一代共和党人的态度出现了反转——有35%的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认为美国应在气候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而在共和党整体中这一比例仅为18%。
02 除气候议题外，
党派极化在大多数问题上依然明显
在外交与国家安全议题上，Z世代表现出明显的党派分化。例如在是否动用美军阻止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问题上，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远远高于哈里斯支持者。数据显示，75%的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赞成在该情境下使用军队，而支持率在哈里斯选民中仅为27%（见图7）。
正如2024年美国校园抗议活动所反映的，Z世代在是否动用美军介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维和行动上，整体比美国公众略显支持（见图8）。但在这个问题上，Z世代内部也存在党派分歧：支持哈里斯的Z世代选民比特朗普支持者更支持维和部队介入，但在“若以色列遭伊朗攻击时出兵支持以色列”这一情境下，他们的支持度则明显低于特朗普选民。
与此同时，60%的Z世代选民支持在北约盟国（如德国）遭受俄罗斯攻击时派遣美军支援，两党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较为一致。而当涉及北约东翼国家（如波罗的海国家）时，整体支持率略低，主要由于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的支持度较低。相比之下，无论是在“援助”韩国还是中国台湾的问题上，Z世代的支持度都显著低于对北约盟国的支持。其中，哈里斯支持者在这两个情境下的支持率都略高于特朗普支持者。
在是否重视气候变化及是否支持美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方面，Z世代比整体公众更为积极——前者将气候变化视为“严重问题”的比例高出8个百分点，支持美国采取国际行动的比例也高出9个百分点（见图9与图10）。
最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中的特朗普支持者对气候议题的关注明显高于年长共和党人（见图11、图12）。Z世代特朗普选民中，将气候变化视为“极其严重”或“非常严重”问题的比例比整体共和党人高出20个百分点；而年长的共和党人中，更多人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不大”甚至“不是问题”。这种代际差异也体现在对美国是否应参与全球气候行动的态度上——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远比年长共和党人更倾向支持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行动。
03 对关键国家的看法：
中国、以色列与乌克兰
我们还调查了Z世代对美国三大关键国家——中国、以色列和乌克兰的看法。
中国
在中国议题上，Z世代中认为“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非常重要”的比例比美国总体民众低了16个百分点（见图13）。这可能意味着他们认为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或者即便发生，他们对冲突所带来的后果并不特别担忧。
Z世代对中美竞争的态度也更为淡化。他们比整体美国公众更不在意美国是否在中国面前维持优势，尤其在高科技产业领域——Z世代认为“美国维持对中国的技术领先非常重要”的比例明显更低。这一趋势也与我们在其他问题上的发现一致：相比总体民众，认为“美国应在科技进步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非常重要”的Z世代比例少了11个百分点。
以色列
由于巴以局势及其在美国高校引发的激烈争议，过去一年中以色列成为舆论焦点。在本次调查中，44%的Z世代受访者反对美国对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另有24%表示仅支持为以色列提供防御性武器（而非防御与进攻兼备的武器）。在样本中，超过半数的Z世代哈里斯支持者认为美国不应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而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对以色列支持度最高，其中40%认为美国应向以色列提供防御与进攻兼具的武器（见图15）。
尽管2024年选举期间曾有猜测认为部分年轻选民可能因反对两党对以色列的支持而弃投或支持第三方候选人，但调查并未显示这部分Z世代对以色列的支持度更低。事实上，那些弃投或支持第三方的Z世代选民，比哈里斯支持者更不倾向于主张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
我们还询问受访者在情感上更倾向于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两者，或都无感。这一问题也呈现出鲜明的党派差异：38%的Z世代哈里斯选民表示他们更同情巴勒斯坦人；而32%的Z世代特朗普选民表示更倾向以色列人。不过，尽管Z世代特朗普选民相较其他人更倾向于以色列，但这种倾向显著弱于整体共和党人（见图16）。此外，34%的Z世代特朗普选民表示自己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没有情感关联，而整体共和党人中，有52%表示更倾向于以色列人。
相比之下，Z世代的哈里斯选民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程度高于年长的民主党人（见图17）。在Z世代哈里斯支持者中，38%表示更倾向于巴勒斯坦人；而在民主党整体中，更多人选择“两者皆有情感关联”（33%）。
总体而言，Z世代较倾向于同情巴勒斯坦人而非以色列人，但更多Z世代相比总体公众更倾向于表示“对双方都无强烈情感联系”（见图18）。
乌克兰
在对乌克兰的援助问题上，美国Z世代的看法与美国总体公众大致相似。总体人群中，认为美国“对乌援助过多”的比例比Z世代高出6个百分点，而Z世代中，认为援助“恰到好处”的比例则高出5个百分点（见图19）。
不过，在对乌克兰援助态度上，党派立场依然是最重要的区分因素，无论是在Z世代还是整体美国公众中。Z世代中的特朗普支持者比整体共和党人更支持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见图20）。而Z世代的哈里斯支持者，则更倾向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刚刚好”；相比之下，整体民主党人更倾向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援助还不够”（见图21）。
不论在Z世代还是整体公众中，共和党人更可能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过大，而民主党人更倾向认为支持力度不够。但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对乌克兰的支持度高于整体共和党人，而Z世代哈里斯支持者则比整体民主党人更温和。
04 倾向与外交议题的关注度
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我们调查样本中的Z世代选民中，投票给卡马拉·哈里斯的人占多数，支持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5个百分点（见图22）。他们的投票热情也超出外界预期——71%的Z世代参与了投票，高于全国平均64%的投票率。在样本中，投票支持哈里斯的Z世代人数也超过了弃投或投给第三方候选人的人数。
在Z世代选民中，性别差异在投票选择上表现明显（见图23）。Z世代女性支持哈里斯的可能性比支持特朗普高出10个百分点；而Z世代男性中，支持哈里斯的比例也比全国男性平均值高出5个百分点。整体来看，Z世代女性对哈里斯的支持度最高——样本中有58%的Z世代女性投票给哈里斯。
调查还发现，在2024年大选中，Z世代认为内政问题的重要性普遍高于外交问题（见图24）。但在两个议题上出现了例外：民主党选民高度关注气候变化，而共和党选民则将移民视为关键议题。在Z世代哈里斯选民中，66%认为气候变化是决定投票意向的“非常重要”因素；而在Z世代特朗普选民中，61%则认为移民议题“非常重要”。
总体而言，当被问及外交政策是否影响其投票决定或是否投票时，多数Z世代认为外交议题对他们“有一定重要性”（见图25）。
05 Z世代从哪里获取外交政策信息？
在此次调查中，我们还特别关注了Z世代是如何获取外交政策相关信息的。作为第一代“数字原住民”，Z世代从小就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据其他调查显示，Z世代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使用社交媒体，包括获取新闻信息。像TikTok、YouTube、Instagram等平台已经成为他们的“数字报摊”。他们也常通过这些平台了解并传播所支持的社会议题——从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引发的抗议，到孟加拉国要求罢黜前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的呼声，再到全球范围内呼吁加沙停火的运动，Z世代借助社交媒体跨越国界，发出集体声音。
因此，Z世代获取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信息的主要渠道正是社交媒体（见图26）。在多选题中，7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主要通过社交网络获取相关信息，其次是与朋友交流（43%）。而传统纸媒的使用率极低，仅有7%的Z世代表示使用纸质新闻；相较之下，使用在线新闻网站的人占41%。
对于各类信息来源的信任度也反映了这一代的特征——仅有22%的Z世代认为传统主流报纸（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非常值得信赖”；而认为社交媒体“非常值得信赖”的比例也仅为16%（见图27）。这说明尽管社交平台是主要信息来源，Z世代对这些平台的信任程度依然有限。
调查设计与方法说明
本报告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一项原始在线调查，覆盖800名年龄在18至27岁之间、具有全国代表性的Z世代成年人样本。该调查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设计，并由舆情调查公司YouGov于2025年1月31日至2月11日间执行。整体结果的误差范围为正负4.1个百分点，具体到不同人口子类别的误差范围则更大（例如，仅针对Z世代中哈里斯支持者的数据，误差为正负6.54个百分点；而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的数据误差则为正负8.27个百分点）。
为设计问卷问题并与美国总体公众进行比较，我们参考了其他已有调查数据。相关数据来源在图表中已标明，主要包括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对比性调查在不同时间段进行，具有各自的样本规模与误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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