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俄战争中，大约有4倍于甲午战争、共计94万的日本士兵出征东北。这些军人在各地战场上接触到中国庶民，体验了由于气候、习惯等原因造成的两国差异，并因已经带有蔑视中国的观念，而放大夸张中国的“贫困、不洁、臭气、污秽”等问题。

总的来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民众的“蔑华观”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日俄战争中，大约有4倍于甲午战争、共计94万的日本士兵出征东北。这些军人在各地战场上接触到中国庶民，体验了由于气候、习惯等原因造成的两国差异，并因已经带有蔑视中国的观念，而放大夸张中国的“贫困、不洁、臭气、污秽”等问题。

他们带着蔑华观回到了日本，并通过传闻、演讲以及报道等形式将这种态度和观念传达给了日本民众，致使更多的日本人强化了对中国的蔑视感。这种蔑视感，直接影响到其后日本的大陆政策。

“203高地争夺战”主题浮世绘

日本至今留有这些士兵写给家人及亲朋好友的书信、战场日记以及战后回忆录，并留有从军记者记录下的资料。

第三军后备步兵第一旅团的陆军上等兵大泽敬之助，在给故友的信中，将中国人蔑称为“土人”，“土人以经营农业为主，使用驴，极为肮脏，臭气熏天，简直还不如内地（日本）的叫花子”。

骑兵第九联队第一中队的老田孝作，在从军日志中如是写道：

这个城镇的四周是用土墙围起来的，即使是相当宽阔的街道，其肮脏的样子也难以用纸笔来形容。今天我们留宿在民宅。按小队分宿，拴马场也都是各自选择的。我的宿舍虽然很大，但极其肮脏，恶臭刺鼻，令人作呕。

日俄战争时期的沈阳

近卫步兵第三联队的少尉神津重太郎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可以说中国人几乎根本没有清洁与肮脏的观念，家里就不必说了，即便是庭院、房子四围也是灰积如山，四散着一种异样的臭气。

还有的日本士兵及作家将中国人丑化为动物。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的军医土肥原三千太在日记中将中国人比作蚂蚁：

有拉牛的蚂蚁，有牵驴的蚂蚁，有卖鸡蛋的蚂蚁，有捡东西的蚂蚁，无外乎是一些似人的动物。

日俄战争中的日军

第十师团兵站的炮兵大尉佐藤清胜认为，中国历史是一部专制的历史：

此前的中国人，没有感到任何不平就像蝼蚁一样贪婪他们的生命，实际上要统治那些愚昧的人民再没有比专制更好的方法了。

从属第二军的作家田山花袋，是博文馆派遣的从军写真班主任，他在从军记《圣尘》中写道田山花袋：

西洋人认为中国人是动物，不得不说他们实际上就是动物，是下等的动物，他们在生理上失去了作为人类的资格。试想一下，他们不是满不在乎地喝着水坑里的、泥沼里的、马蹄印里的积水吗？不论喝着哪儿的水，都具有不可侵蚀的肠子。因此，大概他们不需要井吧。

日俄战争中的日军

在日俄战争期间，除参战的士兵以及从军记者之外，还有不少日本著名人士以个人旅游的身份考察中国。

就拿德富苏峰来说，他不仅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还写下《七十八日游记》。下面主要以该书为例，考察日本知识分子在日俄战争中的中国印象。

德富苏峰在日俄战争期间遍访安东（丹东）、奉天、辽阳、大连、旅顺、营口、山海关、北京、天津、烟台、威海卫、上海、苏州、汉口、湘潭、长沙、岳州、武昌、南京、杭州等地。通过考察，他对中国产生了如下印象。

日俄战争时期的德富苏峰（c位者）

首先，德富在游记中列有“中国无国论”一节，认为中国人无国家观念。

他认为，中国人尽管有家的观念，但几乎不存在国的观念，所以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爱国心和“公共心”。

因此，“普通的中国人会将官吏、仆役等等视为大恶，所以不相信政府甚至不依赖政府，产生帝力于我有何哉的思想”。除此之外，“正因为这种讨厌被干涉的心态，使得自古以来法家所希望推动的变法都极难成功。”

100年前的珠江江畔

实际上，部分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就已观察到“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这一认识在日俄战争中普遍地得到了强化。比如曾作为从军记者亲赴战场的《外交时报》主编有贺长雄也就旅顺战役如此谈到：

清国人的地方心强，缺乏包括中国整体的爱国心，这就毋庸赘言了。现在位于庙堂或是处在地方掌握枢要的人，都以特定的地方为其权势根基，以之为立身之地，并为之出力。

即使是张之洞到了京畿，但他所专注的依然是南清；即使是袁世凯担任了直隶总督，但他的根基仍在山东，离开山东，就没有袁氏。其他的实力派也是如此。

且以满洲为根据地、为满洲尽力的人除了亲王之外再无他者，看到满洲遇难而如同隔岸观火的人比比皆是。

进入紫禁城的八国联军

其次，德富认为中国人是“文弱的国民”，中国是女性国。具体而言：

纵观中国古今，最为著名的就是文弱一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通患。虽说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但无论如何爱好和平，也总应该有一些防卫的力量，然而中国人连这一点都没有。

说中国人是文弱之民倒是精当。中国也不是没有个别的勇士，如关羽、樊哙、鲁智深等。然观其国乃文弱之国，其民乃文弱之民。现在也是，其容貌、风采，到处都像女性，很难找到真正的男人。

老照片中的北洋军

故中国的战争就像中国人吵架一样，只是虚张声势，百万大军只不过有一成在拿起武器真正地进行战斗。中国的文弱可以用古往今来积极防御、不思进攻来证明。万里长城、都邑、城墙、院墙，大到整个中国，小到一家一户，都是在防备侵略。

除此之外，他还如此诬蔑和挖苦中国人，“日本人像男人，故知廉耻，有力量。中国人不像男人，故不知廉耻，不辞做任何卑贱的工作。连南非的金矿里，不都是在输入中国人吗？”

在美国修铁路的华人劳工

再次，中国人重视个人利益、缺乏公德心，看重形式和面子，是“贿赂”的国民。

德富苏峰听说有中国人到战场上从死尸身上捡东西，看到手榴弹不知为何物，打开后被炸死。由此，他污蔑中国人为了利益可以不惜一切：

历经被征服命运的中国人，一直死守安身立命的祖训。中国的诸般问题，只能以一个“利”字来予以解释。如果有什么可以让中国人努力的话，并不是君父之仇，不是国家更不是宗教，而是自身的利益。为此，胆小鬼能成为勇者，怠惰者能成为勤奋家，不惜舍弃生命。

德富苏峰与同僚

他还痛骂中国人贪生怕死：

中国人无正邪标准，只有利害打算。杀身成仁只是快语，相反明哲保身才是至上的金科玉律。殉国、殉君者，在中国反倒是无法无天的表现，他们虽被不断地赞美，却也不断地被人在背地里骂作傻瓜。

总而言之，日本参加日俄战争的士兵和到中国考察的知识分子，都带着日本优越感和蔑华意识回到日本，并把这种观念广泛地传播开来。

清末民初的济南市场

坦诚说，这种蔑华观，不仅助长了日本国民不断地支持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及行动，而且还“麻痹了后来日本士兵杀害中国俘虏与平民的抵抗心理与理性，结果导致日本军人在中国犯下了无数的滔天罪行。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