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赤壁之战后的华容道场景，是《三国演义》中极具戏剧性的篇章。曹操败逃至此，与镇守要冲的关公狭路相逢。面对曾经厚待自己的旧主，关公最终“义释曹操”，成就了一段流传千古的义举。这一情节虽非史实，却深刻体现了关公“义绝”形象的文化内涵——它既是文学创作对历史人物的艺术

赤壁之战后的华容道场景，是《三国演义》中极具戏剧性的篇章。曹操败逃至此，与镇守要冲的关公狭路相逢。面对曾经厚待自己的旧主，关公最终“义释曹操”，成就了一段流传千古的义举。这一情节虽非史实，却深刻体现了关公“义绝”形象的文化内涵——它既是文学创作对历史人物的艺术升华，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义”精神的集中投射。

一、文学情节与历史真实的分野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算定曹操必走华容道，特意派关公驻守，既因“夜观天象”知曹操命不该绝，更欲借曹操昔日之恩，成就关公“义”的美名。故事里，曹操三笑引伏兵，前遇赵云、张飞，后逢关公，最终以“哀告旧恩”打动关公，得以脱险。篇尾“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的诗句，将关公甘冒军法风险、舍身取义的形象推向巅峰。

但从历史考证角度，华容道义释曹操实为文学创造。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曹操赤壁兵败后经华容道撤退，途中仅遇泥泞大风，刘备虽随后放火，却“无所及”，并未与曹操直接交锋。真实历史中，关公并未参与此战，更无“义释”之举。罗贯中之所以创造这一情节，显然是为了强化关公“义”的特质——通过让其在“忠”（对刘备）与“义”（对曹操）的矛盾中选择后者，凸显其超越功利的道德境界。

二、民间文化对“义”的精神诉求

明清以降，《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使华容道故事深入人心，其根源在于民间社会对“义”的强烈精神需求。清代学者王侃指出：“《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在儒家文化中，“义”是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而关公的“义”涵盖了兄弟之谊、君臣之忠、知己之恩等多重内涵，成为民间道德的鲜活范本。

民间对关公的崇拜，本质上是对“知恩图报”“重然诺”“轻生死”等美德的推崇。在戏曲、评话等艺术形式中，华容道场景被反复演绎，关公“提刀立马、左右为难”的形象，成为“义”的视觉符号。正如清人何刚德所言，北人对关公的崇拜“视南人为甚”，甚至融入日常生活，形成“关帝信仰”。这种信仰的核心，正是对关公“义释曹操”所体现的道德勇气的认同——在个人恩怨与社会责任的冲突中，选择遵循内心的道义准则，而非功利计算。

三、春秋义理与君子人格的文学演绎

《三国演义》对关公“义绝”形象的塑造，深层依据在于史书对其“好读《春秋左氏传》”的记载。《三国志·鲁肃传》注引《江表传》载，吕蒙称关公“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春秋》作为儒家经典，蕴含“褒善贬恶”“明辨是非”的微言大义，而《左传》对春秋时期“重信义、守礼法”的贵族精神多有记载，如“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的典故，便体现了即便在战争中也坚守道义的君子风范。

小说中，曹操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典故相激，正是点明关公对春秋义理的认同。关公熟读《左传》，其行为自然被赋予“春秋大义”的色彩：面对败亡的曹操，他念及昔日“上马金、下马银”的厚待，以及过五关斩将时曹操的宽容，最终选择“义释”——这并非简单的私人恩怨，而是对“恩怨分明”“以德报德”的义理实践。正如钱穆所言，春秋时期的战争“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关公的举动，正是这种贵族精神在文学中的延续。

在演义的情节中，关公的“义”展现出多重维度：对刘备的“忠”是“义”的归属，对曹操的“释”是“义”的延伸，对张辽等旧友的“情”是“义”的具体化。这种“义”的复杂性，使关公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将领，成为“义”的文化符号。毛宗岗评其“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正是对其义理人格的高度概括。

四、从文学形象到文化象征的升华

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情节，之所以能让关公成为“义绝”，关键在于它契合了中国文化对“义”的终极想象。在儒家思想中，“义”是“君子喻于义”的道德自觉；在民间伦理中，“义”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处世准则；在文学叙事中，“义”则需要一个具体可感的载体。关公的形象，恰好集这些特质于一身：他既有历史人物的勇毅底色，又经文学赋予了超越时代的道德光芒。

这一形象的建构过程，体现了文化传播中的“层累塑造”规律：从《三国志》的“勇而有义”，到《三国演义》的“义释曹操”，再到民间信仰中的“义财神”，关公的“义”被不断充实、强化，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正如明人张幼学所言，关公“立身行事，概在遗篇”，其行为本身已成为“义”的实践指南，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道德准则的理解与坚守。

华容道上的一次“义释”，看似是个人选择，实则是文化精神的集中迸发。关公在此处的“矛盾”与“决断”，构建了中国人心中“义”的最高境界——它超越了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在复杂的伦理困境中，坚守内心的道义法则。这种精神，正是关公能从历史人物升华为文化符号的根本原因：他用妙笔生花、扣人心弦的文学情节，诠释了中国人对“义”的永恒追求，让“义绝”之名，千载之下依然熠熠生辉。

来源：关公文化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