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河湾村的邮递员，干这行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要说我见过的人和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李支书的故事，却是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我是河湾村的邮递员，干这行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要说我见过的人和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李支书的故事，却是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是今年春天，眼看田里的油菜花都黄了一大片，李支书就突然中风倒下了。那天我正好去给他送退休金，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偏偏他家那条老黄狗一个劲地在院子里转悠，叫得凄惨。我觉着不对劲，从墙头翻了进去，才发现李支书倒在厨房里，锅里的水都烧干了。

后来村里人七手八脚把他送到县医院，医生说是脑溢血，还好送得及时，要不然这条命就悬了。

李支书今年七十有八，老伴儿早走了，儿子女儿都在外地，一个在深圳，一个在沈阳。消息传出去，他们说马上往回赶，可这一等就是三天。我坐在病房里，看着李支书干瘪的脸颊和插着的氧气管，心里不是滋味。

村里人听说李支书住院了，先是三三两两来看，后来干脆按生产队排班照顾。要知道现在哪有什么生产队啊，早就撤销了。可在我们这儿，五六十岁的人还是习惯说”你是几队的？“，好像那时光从来没走远过。

一队的张老四五点起床，骑着三轮车从十里外的集市买来热气腾腾的豆浆和油条。他把塑料袋挂在床头柜的钉子上，然后坐在窗边的小马扳上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梅烟。

“医院不让抽烟。”我提醒他。

张老四咧嘴一笑，露出两颗金牙：“谁说我要抽了？闻闻味儿解解馋。”

他盯着烟盒发呆，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膝盖。窗外有人在修剪树枝，电锯的声音一阵一阵传进来。

“李支书当年给我爹找工作的事儿，我这辈子都记着。”张老四突然说，“七八年那会儿，我爹从右派摘帽回来，全公社没人敢用他。是李支书把他安排到了砖窑。”

我知道张老四爹后来成了砖窑的技术骨干，还被评为劳模。不过这事儿我听得多了，就没接茬。

倒是病床上的李支书，听到这话眼皮动了动，也不知道是听见了还是巧合。

二队的刘寡妇接了下午的班。她带来一大袋新鲜的荠菜，说是刚从自家地里摘的，晚上给李支书做荠菜饺子。

“你怎么不去村头卖啊？这荠菜得值不少钱吧？”我帮她把荠菜放进水槽洗。

刘寡妇摇摇头：“卖什么卖，李支书当年要不是顶着压力给我家那口子平反，我家地都分不到，哪来的荠菜地？”

她洗着荠菜，忽然低声问我：“他家那老黄狗咋样了？”

“放心，我每天喂着呢，它好着呢，就是总往村口跑，像是等人。”

刘寡妇撇撇嘴：“那狗认主，李支书不回去，它心里没底。”

那天晚上我值夜班，医院走廊的灯一半亮着一半不亮，像是怕浪费电似的。李支书醒了一会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天花板。

“支书，想喝水不？”我凑过去问。

他眨了眨眼，我赶紧端来温水，小心地喂他。喝完水，他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没出声。

第二天是三队的王二喜来照顾。他退伍前是海军陆战队的，身板硬朗，动作麻利。一来就把病房收拾得整整齐齐，连窗台上的灰都擦了。

“王二喜，你这也太积极了，跟当兵时候似的。”我打趣他。

他把毛巾拧干，擦了把脸上的汗：“我家那二十亩地还指望李支书帮忙呢，他要躺这儿，全村人都得着急。”

原来王二喜家的地被开发商看中了，要建厂房。村里人都知道，没有李支书主持公道，这地怕是要贱卖了。

“对了，”王二喜突然想起什么，从裤兜里掏出个丝绒小盒子，“我大姐从县城带回来的，说是补脑的，你看看行不？”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几颗黑乎乎的小药丸。我说：“这东西靠谱吗？咱们还是听医生的。”

王二喜不好意思地收起药盒：“也是，也是。那先放着，万一用得上呢。”

就这样，全村人轮着班照顾李支书，从早到晚，风雨无阻。有人带来自家腌的咸菜，有人捎来山上采的野蘑菇，甚至还有人带来用老井水煮的八宝粥。医生直摇头，说病人不能吃这些，可村里人还是前脚被轰走，后脚又忙不迭地送来别的东西。

李支书的儿女终于赶到了，看到这阵势，又是感动又是过意不去。他们要留下来照顾父亲，可村里人硬是不让。

“你们城里人哪会照顾人啊，回去上班吧，这里有我们呢，”四队的老马头说，“再说了，你爹当年帮了我们多少忙，这点事算什么。”

李支书的女儿抹着眼泪问我：“我爸到底做了什么，让大家这么……这么念着他？”

我也说不上来，只能笑笑：“可能是因为他是个好人吧。”

这话说得太轻了。李支书在村里当了三十多年的支书，大大小小的事情经手无数。改革开放初期，他带着村民开办砖窑、建水泥厂；九十年代，他带头学电脑，把村里的账目全部电子化；新世纪后，他帮村里争取到了太阳能路灯项目……

可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

六队的老杨背着手晃进病房时，我正在给李支书量血压。老杨七十多岁了，耳朵有点背，说话声音特别大。

“支书啊，你可得赶紧好起来！”老杨坐在床边的凳子上，腿一颠一颠的，“村里那块地的事儿还等着你拍板呢！”

我赶紧对他做了个”嘘”的手势，指了指李支书。

老杨压低声音，可对他来说依然很响亮：“哦，对对对，不说这个。支书，我给你带了点好东西。”

他从怀里掏出个旧手帕包着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几片黄黄的树叶。

“这是我家那棵银杏树的叶子，今年的第一批。你不是总说我家那树是村里的宝贝吗？”

我接过来看了看，有些纳闷：“这不是秋天才黄吗？现在才春天啊。”

老杨嘿嘿一笑：“不知道为啥，今年特别早就黄了几片。我寻思着这是好兆头，就赶紧给支书送来了。”

他把银杏叶放在李支书的枕边，又从兜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红包，塞到我手里：“这是村里凑的一点心意，你帮着添点营养品。”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了。晚上点钱的时候，足足有五千多。这在我们村，可不是个小数目。

不知道是不是村里人的精心照料起了作用，李支书的情况一天天好转。先是能说话了，虽然含混不清；接着能坐起来了，虽然需要人扶着；再后来，他居然能下地走几步了，虽然脚步蹒跚。

医生都说是个奇迹，照李支书这个年纪和中风的严重程度，能恢复到这种状态已经很不容易了。

转眼三个月过去，李支书终于可以出院了。出院那天，全村出动了十几辆车，敲锣打鼓地把他接回家。他家那条老黄狗听到动静，一路狂奔出来迎接，绕着李支书的轮椅转个不停，高兴得直摇尾巴。

李支书的院子早就被村里人收拾得干干净净，门口还挂起了大红灯笼，跟过年似的。刘寡妇蒸了一大笼荠菜饺子，张老四带来了自家酿的米酒，王二喜甚至抱来一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说是要给李支书补身体。

李支书坐在他那张旧藤椅上，望着院子里忙进忙出的乡亲们，眼睛湿润了。他用手势示意我推他进屋。

“支书，有事？”我弯下腰问。

“我书房……抽屉里……有个本子……”他吃力地说。

我按他的指示，从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找出一本发黄的账本。这本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封面上印着”人民公社工分记录”几个已经褪色的字。

李支书接过账本，手有些颤抖。他慢慢翻开，指着里面密密麻麻的字迹，对我说：“念……念给大家听。”

我疑惑地接过账本，发现这哪里是什么工分记录，分明是李支书写的日记和记事。最早的一页竟然是1972年的！

我搬来一把椅子，坐在院子中央，清了清嗓子。村里人渐渐停下手中的活计，围了过来。

“1972年8月15日，大旱，全村断水，带领社员挖水井，连夜打出水，解决全村饮水危机。张老四父亲冒雨送来一碗热面，不收钱。记下：欠张家一碗面。”

院子里安静下来，张老四愣在那里，他父亲早在十年前就去世了。

我继续往下读：“1976年冬，刘家男人被错划右派，村里要没收土地。我以个人名义担保，保留其耕种权。记下：帮刘家保住二亩水田。”

刘寡妇低下头，默默擦泪。

“1985年，老杨家遭水灾，银杏树差点被冲走。带人连夜加固，保住村里这棵百年老树。记下：守护村宝一次。”

老杨使劲点头：“对啊对啊，就是那年，差点把我家祖传的银杏冲走了，多亏支书带人来帮忙……”

“1994年，王二喜参军,家里缺劳力。我安排生产队帮忙收割水稻三亩。记下：欠王家三亩收成。”

王二喜站在那里，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念着，每一条记录都是李支书这几十年来为村里人做的事情。有大事，比如争取项目资金、平反冤案；也有小事，比如谁家盖房子帮忙抬了几块砖、谁结婚借了一副桌椅。

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些事情背后，李支书总是加上一句”记下”或者”欠”，仿佛他不是在帮别人，而是别人在帮他，他欠着村里人的情。

念到最后一页，我的声音已经有些哽咽。那是三个月前，也就是李支书中风前一天写的：

“今年春收在即，身体不适，恐难尽责。幸有村民多年相助，才得安度晚年。此生所欠，无以为报，唯愿村兴民富，人人安康。”

我合上账本，院子里鸦雀无声。不知是谁先抽泣了一声，接着便是此起彼伏的啜泣声。

李支书坐在轮椅上，拍了拍我的手，示意我再说一句。

“乡亲们，”我擦了擦眼泪，说道，“李支书说，这一辈子，是他欠了我们的，不是我们欠他的。他说他这一生，受了村里人太多照顾，这次生病，更是让大家操心了。他想说……”

李支书突然开口，声音虽然沙哑，但比前些日子清晰多了：“谢谢……大家。”

这一声谢谢，说得全村人泪如雨下。

张老四的儿子，一个在县城开小超市的年轻人，问道：“李支书，您都记了这么多年，为啥不早拿出来给大家看？”

李支书笑了笑，摇摇头，没有回答。

但我明白了。这本账不是用来讨的，而是用来记的。记住恩情，记住责任，记住与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的联结。

太阳西斜，老黄狗趴在李支书脚边，院子里的人渐渐散去，各自回家准备晚饭。留下几个老伙计，围在李支书身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村口的大喇叭响起来，播报着明天谁家的拖拉机可以借用，哪块地需要集体灌溉。生活继续着，就像这五十年来的每一天一样。

而那本老账本，被李支书重新放回了抽屉，锁了起来。也许再过几十年，当我们都已经老去，会有人偶然发现它，了解这个普通村庄里不普通的故事。

关于那五千块钱，李支书后来悄悄告诉我，全部捐给了村小学，专门用来资助那些家境困难的孩子。他笑眯眯地说：“以后我每年都记账，看看这笔投资能结出什么果子来。”

现在，每天傍晚，你能看到李支书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身边趴着那条老黄狗，看着夕阳西下，村民们陆续从田间归来。有人路过，总会停下来寒暄几句。李支书的轮椅旁边，常常放着一个破旧的收音机，播放着新闻或者戏曲。

而在他书房的抽屉里，那本记录了半个世纪恩情的账本，正在继续书写着新的故事。

有时候，我会想，人这一辈子，到底应该记什么账？是记别人欠我们的，还是记我们欠别人的？李支书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是懂得感恩；真正的富有，是懂得付出。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小山村里最宝贵的财富吧。

来源：秦国的梦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