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塑料袋勒得手指发白，丝瓜的藤蔓从袋口探出头，像条绿色的小蛇。我习惯性地用肩膀顶开那扇总是要踹两脚才会乖乖打开的防盗门，电话就在这时候响了。

电话响起的时候，我刚从菜市场回来。

塑料袋勒得手指发白，丝瓜的藤蔓从袋口探出头，像条绿色的小蛇。我习惯性地用肩膀顶开那扇总是要踹两脚才会乖乖打开的防盗门，电话就在这时候响了。

“喂，是吴师傅家吗？”

接电话时，我右手还提着菜，左手忙着把钥匙从锁孔里拔出来。空调坏了三天，房间里闷热得像蒸笼。

“哪位？”我问道，同时用肩膀和耳朵夹住电话，腾出手来把菜放到桌子上。桌面上还摊着昨晚喝剩的半瓶啤酒，瓶身已经没了冰凉，覆盖着一层水珠。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传来一个我做梦都会记得的声音。

“老吴，是我，春花。”

我的手顿时僵在半空中，像被人按了暂停键。袋子里的豆角掉在地上，滚到了十多年前她织的那双毛线拖鞋旁边——这双已经洗得发白的拖鞋，我一直舍不得扔。

春花啊，我的老婆，我女儿小雨的妈妈。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她带着刚满五岁的小雨离开了这个家，从此再无音讯。

“你们…还好吗？”我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是许久没用过。

“我们很好，”她顿了顿，“我想带小雨回家看看。”

我住的还是我们当年的那套房子，县城边上的小区，两室一厅，客厅朝南，阳台上还放着她当年养的那盆绿萝。绿萝早就枯了，但我买了新的，一直没换花盆。

“你们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我急切地问道。

“后天下午的火车，到县城大概四点多。”她说。

挂了电话，我站在那儿好一会儿，然后像个疯子一样开始打扫房子。说是打扫，其实更像是一场毫无章法的混乱。我拖地的时候把那半瓶啤酒打翻了，液体浸湿了放在茶几下的旧鞋盒——里面装着小雨从小到五岁的所有照片。

我一张张擦干那些照片，手指颤抖。最上面的一张是她三岁生日，戴着纸做的皇冠，嘴角沾着奶油。照片背后有春花的字迹：小雨三岁，爱笑爱闹，最爱吃妈妈做的肉丸子汤。

照片下面还压着一张六合彩的彩票，是她走的那天我买的。我一直留着，虽然知道早就过了兑奖期。也许是一种念想，也许只是忘了扔。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趟县城最大的商场。

收银台前，我手足无措地站着，不知道该给二十岁的女儿买什么礼物。最后拿了条项链、一件连衣裙和几本畅销书，也不知合不合她的尺寸和口味。

“女儿多大了？”收银员是个戴眼镜的小姑娘，看我挑得纠结，随口问了一句。

“二十岁了。”我说，突然意识到，我甚至不确定她现在是什么样子。

“您挑的裙子尺码偏小，”小姑娘善意地提醒我，“现在年轻姑娘都喜欢宽松款式。”

我点点头，又换了一件大一号的。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当年我和春花常去的那家面馆。老板已经换了，但门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干上的伤疤比十五年前更深了些。我们曾在那棵树下拍过合影，那时小雨还没出生，春花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

县城的天气和我的心情一样阴晴不定。下午突然下起雨来，我撑着伞去修理店取修好的空调遥控器。

“老吴，你那遥控器太旧了，配件难找。”修理店老板递给我一个崭新的遥控器，“我给你换了个新的，不过你那空调也快不行了，趁这几天有活动，换个新的吧。”

我摆摆手：“等过几天再说。”

回家路上，我又去了趟理发店。刘师傅给我理发时唠叨个不停：“你这头发，都半个月没理了吧？”

“有那么久吗？”我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确实长了不少。左鬓角的白发也比上次多了。

“明天有重要的事？”刘师傅的剪刀在我耳边飞快地动着。

“嗯，家里人要回来。”我点点头，声音里有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

“家里人？”刘师傅诧异地看着我，他知道我一个人住了很多年。

“我女儿，还有她妈。”

刘师傅了然地点点头，却什么也没问。这就是小县城的好处，大家都知道你的故事，但不会刻意去提。

“那得理个精神点的。”他说着，拿出很少用的那把进口剪刀。

第三天下午三点半，我已经在车站等了一个小时。

等待的时候，我想起春花离开的那天晚上。那天下着大雨，我加班回来，发现家里锁着门，她和小雨都不在。桌上有一张纸条：别找我们，我带小雨走了。

起初我以为她只是一时生气。我们那段时间确实经常吵架，主要是为了钱。我在县城一家不大的机械厂做技术员，收入一般。她想带小雨去大城市，说县城没有未来。

我到处找他们，问遍了她所有的亲戚朋友，甚至去警局报了案。但仿佛她和小雨人间蒸发了一般，没有任何消息。

警方后来告诉我，他们可能是自愿离开的，不符合失踪人口的条件。我只能日复一日地等，等一个或许永远不会来的消息。

月台上人来人往。有人拿着矿泉水瓶接水喝，有人推着行李箱匆匆走过。我的视线在每一个女人和女孩身上逡巡，试图从陌生面孔中寻找熟悉的轮廓。

广播里通知火车晚点半小时，我松了口气，又紧张起来。手里拎着的蛋糕盒有些变形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长椅上。那是小雨小时候最爱吃的奶油蛋糕，不知道她现在还喜不喜欢。

终于，那趟期待已久的列车缓缓驶入站台。

我死死盯着出站口，心跳快得像是要蹦出胸膛。无数次在梦里，我想象过这一刻。春花还是那个爱笑的女人吗？小雨还记得她小时候骑在我脖子上看花灯的情景吗？

人流中，我终于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春花的头发短了，染成了栗色，脸上的皱纹比记忆中多了些，但眼睛还是那么亮。她身边站着一个高挑的姑娘，一头乌黑的长发，五官像极了年轻时的春花，但眼神坚定得多。

那是我的小雨吗？上一次见她，她还是个只会喊”爸爸抱抱”的小丫头。

我站在原地，不敢上前。

她们也看见了我，迟疑了一下，然后朝我走来。

“老吴。”春花的声音和电话里一样，带着些许我熟悉的柔软。

“爸爸。”小雨轻轻喊了一声，眼睛里闪着泪光。

我没忍住，一把抱住了她。二十岁的女儿，身体瘦瘦的，但结实有力，不再是记忆中那个软绵绵的小不点了。

回家的路上，我开着前年贷款买的二手车，车里很安静，只有导航女声偶尔提醒转弯。

春花坐在副驾驶，小雨在后座。后视镜里，我看见女儿好奇地打量着窗外的风景，眼神中带着陌生。

“县城变化不小。”春花打破了沉默。

“嗯，修了地铁，通了高铁。”我点点头，指着路边一栋高楼，“那是前年新建的商场，听说还有电影院。”

“爸爸，”小雨突然开口，“您这些年过得好吗？”

我从后视镜看了她一眼，笑着说：“挺好的，工作稳定，前年从厂里退休了，有退休金，生活没问题。”

没告诉她的是，这十五年我换了三次工作，住过地下室，当过保安，只为了一直住在这个她们可能会回来的地方。

到家后，我提着行李走在前面。打开门的那一刻，有些紧张。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但终究是老房子了，墙皮有些剥落，家具也旧了。

小雨环顾四周，目光落在墙上那张她五岁时的照片上。那是她离开前不久我给她拍的，穿着红色的小裙子，扎着两个羊角辫。

“这是我？”她走近看那张照片，语气里带着惊讶。

“是啊，你五岁生日那天拍的。”我放下行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房间一直给你留着，就是可能有点旧了。”

春花站在客厅中央，目光在每一件家具上逡巡，像是在寻找记忆中的痕迹。

“你还留着这个？”她指着角落里那台旧电视机。那是我们结婚时买的，早就不用了，但我一直没扔。

“嗯，坏了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扔。”我笑了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饿了吧？我去做饭。”

厨房里，我手忙脚乱地切菜炒菜。以前都是春花做饭，她走后，我才慢慢学会了照顾自己。

门口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是春花。

“需要帮忙吗？”她问，声音里带着一丝我听不懂的情绪。

“不用，快好了。”我手上动作不停，“我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还有小雨小时候喜欢的番茄炒蛋。”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吴师傅，我有事要和你说。”

她很少叫我”吴师傅”，一般只有在正式场合或者有外人在场时才这么称呼我。我心里咯噔一下，转身看她。

“小雨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她直视着我的眼睛，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谈论今天的天气。

锅里的油突然迸溅起来，我的手背被烫了一下，却感觉不到疼。

“什么意思？”我听见自己问，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们走的那年，我怀孕了，但孩子不是你的。”她低下头，“我和小雨的生物学父亲去了深圳，后来又去了加拿大。”

我手里的铲子掉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

“那小雨…她知道吗？”

“她一直以为你是她爸爸。”春花的声音里带着歉意，“她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我一直告诉她，我们是因为生活所迫才离开的，说你一定在家里等着我们。”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机械地弯腰捡起铲子，继续翻炒锅里已经有些糊了的排骨。

“为什么突然回来？”我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

春花深吸一口气：“我们在加拿大生活得不错，他是个成功的商人。但前年他出了车祸，去世了。”她顿了顿，“小雨一直想回国看看，特别是想见见你。她心里，你始终是她的父亲。”

晚饭桌上，气氛诡异地和谐。

小雨天真地讲述着她在加拿大的生活，学校，朋友，还有她对中国的向往。而我，只是微笑着听，偶尔应一声，心里却翻江倒海。

“爸爸，您的手怎么了？”小雨突然问道，指着我手背上的那块红印。

“没事，做饭时不小心烫的。”我随口答道。

“我去拿药膏。”她站起来，然后疑惑地停住，“药膏放在哪儿？”

“就…挨着卫生间那个柜子，最上面一层。”我说，心里涌起一阵陌生感。自己的女儿，却不知道家里东西放在哪里。

她很快回来，小心翼翼地给我涂药。那双手，修长白皙，指甲上涂着淡淡的粉色指甲油。她专注的样子，像极了小时候认真糊纸风筝的模样。

那一刻，我几乎要忘记春花刚才告诉我的事实。

饭后，春花去洗碗，我和小雨坐在客厅沙发上。老旧的电视机播放着一档我常看的综艺节目。

“爸爸，这些年，您有怪我们吗？”小雨突然问道。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摇摇头：“怎么会呢？你妈妈带你走，肯定有她的理由。”

“妈妈说，当年是她的错，不该带我走。”小雨咬着嘴唇，“但她说您脾气倔，不肯原谅她，所以一直没敢联系您。”

我苦笑了一下。春花给小雨编造的故事里，我成了那个不肯原谅的恶人。

“不是那样的，”我轻声说，“我一直在等你们回来。”

小雨的眼睛亮了起来：“真的吗？那我们可以留下来吗？”

我愣住了：“留下来？”

“是啊，妈妈说我们可以搬回来和您一起住，如果您愿意的话。”

那一刻，我的心情复杂得难以言表。这个不是我亲生的女儿，渴望和我这个”父亲”生活在一起。而她的母亲，我深爱了那么多年的女人，欺骗了我整整十五年。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春花睡在小雨房间的床上，小雨睡在我给她新买的折叠床上。我躺在自己的卧室里，听着隔壁偶尔传来的低语声和笑声。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起身，轻手轻脚地走到阳台上抽烟。

月光下，小区里的老槐树影子斑驳。二十年前我们搬来这里时，那棵树就在那儿了。树下长椅上坐着一对老夫妻，男人搂着女人的肩膀，不知道在说什么。

那本该是我和春花的未来。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吴师傅，我是春花的表姐。听说她回来了，你可得当心点。那女人没安好心。她在国外欠了一屁股债，又惹上了赌场的人。听说她盯上了你的房子和退休金。小心为上。”

我点燃第二支烟，静静地看着楼下。大概半小时后，春花推开阳台的门走了出来。

“还没睡？”她问，声音轻柔。

“嗯，有点睡不着。”我掐灭烟头，“你呢？”

“也是。”她靠在栏杆上，和我一起看着远处的灯光，“老吴，对不起。”

“为什么突然回来？”我直接问道，“真的只是因为小雨想见我？”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们在国外的日子不太好过。他去世后，留下了一些债务。房子被收走了，我们几乎一无所有。”

果然。

“所以你想要什么？”我问，声音很平静。

“我知道你有这套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退休金。”她直视着我的眼睛，“我们可以一起生活，就当是…弥补这十五年。小雨很喜欢你，她真的把你当父亲。”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出门了，留下字条说去买早餐。其实我去了趟银行，又去了房产局。

回来时，带了热腾腾的豆浆和包子。小雨已经起床了，正在帮我擦桌子。春花在厨房里忙活，像是要证明她还记得这个家的一切。

“爸爸，您去哪儿了？”小雨接过早餐，关切地问。

“去买早餐啊，尝尝，这家的包子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我笑着说。

吃完早餐，我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春花面前。

“这是什么？”她疑惑地问。

“房子的一半产权证，已经过户到小雨名下了。还有一张银行卡，里面有二十万，是我这些年的一点积蓄。”我平静地说，“够你们重新开始生活了。”

春花愣住了，小雨也惊讶地看着我：“爸爸，这…”

“小雨，你不是我亲生的，但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女儿。”我看着她的眼睛，“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骄傲。”

“你妈妈昨晚告诉我了一切。”我继续说道，“我不怪她，也不怪你。但我们不能住在一起，那对谁都不公平。”

春花的眼睛红了：“老吴，我…”

“不用说了。”我摆摆手，“房子的另一半我留着，毕竟我也需要个地方住。你们可以卖掉你们那份，或者我可以租个小房子住，把这里留给你们。”

小雨突然哭了起来，扑到我怀里：“爸爸，对不起，对不起…”

我轻轻拍着她的背：“傻孩子，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你永远是我的小雨。”

一周后，春花和小雨搬了出去，在县城租了套小公寓。

小雨经常来看我，有时候带着她做的菜，有时候就是来坐坐。她决定留在国内上大学，已经在准备明年的高考了。

至于春花，我们偶尔在小区门口遇见，点头打个招呼，再无其他。

有天下班回家，我在信箱里发现一封信，是春花寄来的。信很短：

“老吴，对不起，我骗了你。小雨其实是你的亲生女儿。当年我背叛了你，但孩子确实是你的。这些年，我一直很后悔。希望你能原谅我，如果不能，我理解。”

我拿着信，站在楼道里很久很久。

然后我拨通了女儿的电话：“小雨，爸爸给你做了糖醋排骨，来吃晚饭吧。”

电话那头，她开心地答应着，声音清脆得像是二十年前春花第一次告诉我她怀孕时的样子。

我不知道春花说的是真是假，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小雨，永远是我的女儿，无论血缘如何。

这才是这十五年来，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没有被骗。

来源：荷叶聊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