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晨五点半，老李头摸黑起床。院子里100多只鹦鹉已经开始扑腾，饲料盆被撞得哐当响。他裹着军大衣蹲在笼子前，抓一把小米撒进去，嘴里习惯性念叨：“省着点吃，这月饲料又涨了。”

早晨五点半，老李头摸黑起床。院子里100多只鹦鹉已经开始扑腾，饲料盆被撞得哐当响。他裹着军大衣蹲在笼子前，抓一把小米撒进去，嘴里习惯性念叨：“省着点吃，这月饲料又涨了。”

这是商丘市郊一个普通村庄的日常。全村600多户人家，超过一半靠养鹦鹉为生。三年前，这里还是提心吊胆的“灰色产业村”，如今虽然挂上了“合法养殖示范基地”的牌子，但养鸟人的日子依然不轻松。

“2021年4月，村里张老二被抓时，我家三天没敢开灯。”54岁的王秀云说起往事，手里的菜刀剁得案板咚咚响。那天她在自家后院埋了50多只种鸟，埋完才发现手抖得连铁锹都握不住。

转机来得突然。那年10月，村里大喇叭突然通知开会，说是国家要给鹦鹉戴“身份证”。养殖户们挤在村委会门口，看着技术员演示怎么给鸟爪套上带二维码的铝环。“扫这个码，能看见鸟爹鸟妈是谁，打过啥疫苗。”村支书的话让现场炸了锅。王秀云记得清楚，那天她领了2000个脚环，回家就给每只鸟都拍了“证件照”发朋友圈。

走进村民陈建国家，空气里飘着谷壳和鸟粪混合的味道。四十平米的院子里挤着三十多个铁笼，刚满月的小鹦鹉缩在保温箱里，像一团团灰绒球。“温度得保持在28度，湿度不能低于60%。”他指着墙上的温湿度计，“前年没注意，一晚上冻死80多只雏鸟，媳妇心疼得三天没吃饭。”

最熬人的是喂雏。凌晨两点，陈家西屋还亮着灯。陈建国媳妇用针管给早产鹦鹉喂奶粉，每两小时一次。“比带孙子还费劲。”她苦笑着掀开保温箱，十几只光秃秃的雏鸟张着嫩黄的大嘴，“这批再养二十天就能卖了，一只保底28块。”

在虞城鹦鹉交易市场，老主顾们见面第一句话都是：“今天啥价？”批发商赵金柱的账本上，牡丹鹦鹉的收购价从2021年的85元跌到现在的65元，最便宜的虎皮鹦鹉批发价只剩8块钱。“前年闭着眼赚钱，现在得抠着饲料算利润。”他抓起把混合粮，“进口滋养丸涨到25块一斤，都不敢多掺。”

市场角落里，养殖户老刘蹲着抽烟。脚边两笼虎皮鹦鹉蔫头耷脑，羽毛脏得看不出颜色。“养了三个月，饲料钱都收不回。”他狠狠踩灭烟头，“明天再卖不掉，就按肉鸟处理，五块钱一只卖给餐馆。”

村东头的老仓库里，24岁的陈小雨正对着手机直播。镜头前，蓝和尚鹦鹉“豆豆”歪着头学唱《孤勇者》，弹幕里不断跳出打赏。“直播打赏比卖鸟挣钱。”她展示上月收入：卖鸟赚了4200元，直播打赏倒有5800块。

更年轻的00后开始搞“鸟咖”。村民李强把自家院子改成咖啡馆，20元门票能撸一小时鹦鹉。“城里人开着宝马过来拍照。”他擦着沾满鸟粪的桌子苦笑，“就是打扫起来要命，一天得扫三遍。”

虽然戴上“合法脚环”，养殖户们心里还是不踏实。去年冬天，隔壁村老王家因为养殖证过期被罚了2万。“政策说变就变，谁敢扩大规模？”养殖户张建军家后院空着两个大棚，“原本想搞种鸟繁育，现在宁愿空着也不敢投钱。”

更头疼的是变异品种。村民赵伟花三万块引进的白化玄凤，养了半年突然被通知“可能违法”。“林业局的人说还在研究认定标准，让我先把鸟藏好。”他蹲在自家地窖前发愁，“这要真不让养，全家一年白干。”

傍晚收市时分，交易市场满地鸟毛。养殖户老周数着手里皱巴巴的钞票：37只牡丹卖了1665元，扣除饲料、脚环和运输费，净赚不到300块。“够给孙子买奶粉了。”他小心把钱塞进内衣口袋，跨上三轮车时突然回头：“记者同志，能不能帮问问，那种会说话的鸟现在行情咋样？”

村道上，满载鹦鹉的货车轰鸣而过。落日把鸟笼的影子拉得很长，像在地上画满了格子。每个格子里，都关着一户人家的柴米油盐。

来源：自由哥鹦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