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份照会后来被认为是海约翰第一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其内容包括三点：第一，在中国这个“所谓的利益半球”之中，列强们要承认彼此通过条约享有的通商口岸、租借地以及其他所有既得利益；第二，中国的关税将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列强，并由中国官员征收；第三，列强在自己势力范围
作者：[美]罗伯特·佐利克 译者：余乐
第一份“门户开放”照会
1899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发出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外交照会。收件方名单里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俄国，却没有中国。
这份照会后来被认为是海约翰第一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其内容包括三点：第一，在中国这个“所谓的利益半球”之中，列强们要承认彼此通过条约享有的通商口岸、租借地以及其他所有既得利益；第二，中国的关税将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列强，并由中国官员征收；第三，列强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征收码头税或铁路运输费用时，不得优待本国公民。海约翰敦促各国政府认可他的理念，并向其他国家推广。这份照会中并没有出现“门户开放”的字眼。海约翰绕过了麻烦的领土完整问题。这份照会中的内容涉及范围并不广，但它却造成了广泛的乃至出人意料的影响。
日本和意大利很快就同意了。英国首先澄清军事港口不属于“租借地”，然后表示同意。法国在铁路运输费用问题上的表态模棱两可，但也没有反对。德国更关心的是欧洲政治，因而表示如果其他列强都同意，自己也会照办。俄国表示拒绝，认为这份照会中包含着一个限制俄国在东方的扩张步伐的阴谋。最后，美国国务院告诉俄国公使，如果对方再拖延下去，“[美国]人民将会对俄国产生误解，两国的友好关系也将受到极大损害”。俄国不愿为此破坏与美国的关系，也不愿被其他国家孤立，因而不再坚持反对。俄国政府的判断是，海约翰提出的几点原则都有很大的弹性，也没有强制力，所以同意了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到1900年1月4日，海约翰已经收到了所有列强的回复。他由此在世界跨入新世纪之际宣布这个非正式的条约“已经最终定案”，而且“证明了……商业和工业在中华帝国内将自由发展”。中国意识到了海约翰照会的实际作用，那就是：如果其他列强想要关上中国的门户，那么美国就会出面阻拦。
西方公众的反应以庆祝为主。多家媒体都在标题中将这一事件称为一次伟大的外交胜利，并将“门户开放”政策视为19世纪的“门罗主义”在20世纪的延伸。持反帝国主义立场的《纽约邮报》认为这是海约翰和美国外交的创新：“没有条约，只是一次官方照会的交换；没有联盟，没有列强之间的钩心斗角；只是悄无声息地就把它们全都纳入了一个通用的政策里。”《泰晤士报》展望未来，认为美国“不可能费了这么大的劲得到纸面上的保证后，还允许这些保证只停留在纸面上。美国的意思是，这些保证必须落实”。海约翰创造了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将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一检验很快就会开始，但将要持续一个世纪。
1900年的世界
19世纪末，美国已经是一个正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强国。这个国家拥有7000万人口，国土从大西洋到太平洋。1898年，美国因古巴问题与西班牙打了一仗。这场战争时间不长，美国取得了胜利。战争期间，美国海军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湾击沉了一支西班牙舰队，使西班牙在太平洋殖民地的统治摇摇欲坠。7月底，海约翰给比他年轻许多的朋友西奥多，罗斯福上校写信祝贺，后者因在古巴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在政坛上快速上升。海约翰写道：“这是一场漂亮的小胜仗，出于最崇高的动机，且受到……命运的……眷顾。现在，我希望这场战争能以这样美好的性质结束，这种性质是美国特征中一个突出的优点。”3个月之后，海约翰就将成为威廉・麦金利的国务卿，肩负起在变化的世界秩序中指引美国政策的责任。
当时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除了“大企业”和托拉斯的垄断之外，还有美国的国际角色问题。美国公众对国际地位的提升感到骄傲，但不知道该如何使用美国的权力。机智的讽刺作家芬利・彼得·邓恩（Finley Peter Dunne）用他塑造的角色“杜利先生”（Mr.Dooley）表现出了公众的这种情绪。“杜利先生”是一位富有市井智慧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阿奇路9009号开了一家酒馆，并喜欢用带有爱尔兰口音的英语发表评论。“我们是伟大的人民，”杜利先生说，“我们就是。而且最好的一点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杜利先生对外国人特别是英格兰人，还有那些受了太多教育的绅士——他们总想错误地把美国的权力用在自私的、可疑的目的上——总是有点警惕。
国际权力关系正在快速变化之中。拥有显赫家世的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在他的《美国经济霸权》(American Economic Supremacy）中阐述了这些变化。英国在称霸世界100年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俄国似乎将从世界秩序的失衡中受益。英国在布尔战争中经受的磨难似乎显示出了这个国家的虚弱。德国在1871年大胜法国之后终于完成了统一，对美国的威胁也更加直接。但是，亚当斯警告说，对美国威胁最大的还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帝国。亚当斯相信，由于俄国正在把手伸向摇摇欲坠的中华帝国的北部，美国必须像英国以前所做的那样，扮演起权力制衡者的角色。
美国的国土两面临海，商业和航海传统深厚，太平洋又非常广阔。因此，第一个提出新时代战略构想的人是一名海军军官也就不足为奇了。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于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成为经典著作。马汉希望美国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海上霸权。与西沃德一样，马汉也认为海权的起点在于美国海军对加勒比海的主宰。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西海岸地区的安全需求也促使其谋求在太平洋上的霸权。马汉预感到，太平洋另一侧也就是亚洲的权力竞争将会继续“存在争议，且可以争议”。美国不会像主宰加勒比海那样主宰太平洋，但马汉希望美国能在太平洋的水域中建立强大的海军。
马汉的战略构想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外交因素。他希望能促进贸易的发展，包括进口和出口。马汉在1890年指出，关税就像“一艘现代的铁甲舰，外面披着厚重的装甲，但里面的引擎和枪炮却较为逊色，防御力极强，攻击力孱弱”。贸易的自由化将扩大美国的影响力。他观察到，西沃德和夏威夷签订的贸易互惠条约最终将这个群岛拉进了美国的轨道。马汉进而相信，美国的“道德影响力”——它的价值观——将逐渐鼓励政治自由化和各国建立本土的共和政权，这将有助于国际秩序向更加安全的方向发展。
1900年，马汉在《亚洲问题》(The Problem of Asia）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他写道：俄国的扩张引起了各国的恐慌，加剧了世界各国的敌对状态。这种敌对实质上是陆权和海权之间的竞争，前者的代表是俄国，后者的代表则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可能还有德国。俄国、美国，以及欧洲大陆上的国家都已经将自己的自然疆界拓展到了极限，它们之间的边界之争也因此而被激化。
同盟关系在欧洲和亚洲纵横交错之后，这种紧张态势的循环就愈演愈烈了。法国一方面害怕德国，一方面还梦想着复仇，因而和俄国走到了一起。日本在1902年和英国结成防守同盟，以抵御俄国的扩张。英国和法国则于1904年出于对德国的忧虑而签署《挚诚协定》(Entente Cordiale，即《英法协约》)——虽然还称不上是同盟，但两国希望用这种合作从彼此长达数个世纪的冲突关系中走出来，甚至克服由来已久的互不信任。
在这个新时代，国家领导人们还需要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者充满自豪感、竞争性和侵略性。“杜利先生”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和自己想法类似的爱国者，只不过他们爱的国不一样而已。德国和意大利都完成了统一，使得这两个地区原先分布着的那些弱小的、被其他国家操纵的小国整合成了新的强国，并有能力向它们的邻居发起挑战。日本则证明了亚洲人也可以快速建成现代化的强大国家。民族主义狂热不仅存在于大国；在中东欧，包括巴尔干地区在内，到处都充斥着爱国主义群体。他们怀念着各自拥有的光荣而血腥的过去，同时憧憬着辉煌（但仍然血腥）的未来。
瓜分中国
据说，海约翰曾谈到过美国外交的一大挑战，这一挑战从他的时代到现在都是美国外交的最大挑战之一：“世界的风暴中心已经逐渐转移到了中国。谁理解了这个巨大的帝国……谁就有了解开未来500年世界政治问题的钥匙。”
虽然海约翰对欧洲也十分熟悉，但他的名字还是永久性地和美国外交在东亚遇到的一个新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他就任国务卿之时，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外国列强都在威逼中国设立租借地，或者允许它们建立殖民地。海约翰把这一现象称为“强取豪夺的大角逐”。欧洲列强刚刚完成对非洲的瓜分，它们把这里的3000万平方千米土地和1.1亿人口分成了30个新的殖民地和保护国。这些强国现在又把中国当成了下一个瓜分的对象。
瓜分中国之争的第一枪已经打响了，只不过打响它的不是西欧国家，而是日本和俄国。1894—1895年，中国和日本因对朝鲜半岛的争议而爆发了甲午战争，正在快速崛起并现代化的日本击败了中国的舰队和陆军。近期的一位历史学家在研究这次冲突时解释道：“这次战争像地震一样，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平衡，击碎了……儒家世界的和谐，留下了持续发生余震的土地和政治断层。”日本占领了台湾岛和邻近的澎湖列岛，获取了中国港口的通行权，并将朝鲜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已经在中国东北立足，并且正在觊觎黄海边的一个不冻港。俄国向日本施压，希望对方出让一部分侵占中国的利益，由此产生的分歧导致10年后日俄战争的爆发。
各国开始以冲刺般的速度抢夺中国的港口和特权。德国占领了青岛，并取得了采矿和修筑铁路的权利。为了防止俄国控制旅顺，英国在海湾对面抢占了一个基地，并要求长期租借香港北边的九龙半岛。法国则坚持在其印度支那的新殖民地以北租用土地。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在50年间变得越来越脆弱。中国的人口从1700年的1.5亿猛增到1850年的4.3亿，但清朝政府却无力让基础设施的扩展和食物生产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贫困、饥饿和土匪问题导致社会崩溃、起义频发，包括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破坏性的运动与美国的南北战争时间大致重合。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之后，英国和法国又在1860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由此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到了1898—1899年，清朝已经在蹒跚着走向生命的终点。中国人民感到失望，并且越来越绝望。外国列强正在中国的地图上展开对东亚的争夺。
《华盛顿邮报》用一个标题总结出了正在浮现的危机：“中国已经被扼住了咽喉。”一位居住在北京的欧洲老人对《纽约时报》说：“外国控制中国的时候已经到了。”
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与欧洲、俄国和日本的都不一样。美国早就沉溺于对中国商业潜力的梦想中。1784年，那位向华盛顿推荐汉密尔顿做财政部部长的罗伯特・莫里斯派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船从阿巴拉契亚驶向广州，船上运载了40吨西洋参。这趟航行让莫里斯获得了400%的利润，效仿者蜂拥而至。到1790年为止，美国人已经向广州发出了28航次的商船。拿破仑战争爆发前，美国发往中国的商船数已经排名第二位，仅次于英国。为了获得通航权，“扬基佬”们需要巴结清廷官员，或是跟在英国皇家海军和商人们的后面。1844年，美国使节顾盛（CalebCushing）与清廷签订条约^*，使美国获得了与那些“最惠国”相同的商业权利。英国东印度公司对美国人的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将其称为“胡狼外交”（Jackal Diplomacy）——“只想吃肉，却从来不参与猎杀”。
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似乎总是让美国人充满梦想。1895年，对华贸易额只占美国贸易总额的不到1%，但这个数字在过去的10年间已经几乎翻了3倍——从2600万美元上升到7300万美元。19世纪90年代，美国出口的棉花有一半都卖到了中国。出售煤油、小麦、面粉、钢铁和纺织品的公司都赚到了钱。1898年，美国与华南主要贸易入口香港的贸易额翻了一番。
受权刊发，选自《论美国：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美]罗伯特·佐利克 著余乐 译中信出版社 | 新思文化 2025年3月。
美国人除了想挣钱外，还想“拯救”人类的灵魂。到1898年为止，已有超过1000名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基督教。这些勇敢的宗教说客有男有女，他们给中国人带来的除了《圣经》外，也有关于现代世界的信息。他们想改变中国人的今生和来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传教士和他们的子女成了中国人与其他美国人之间的翻译——不管是在小镇的主日学校、大学还是外交使团里。他们翻译的作品包括书籍、杂志，甚至还有电影。
到了1899年，威廉·麦金利总统和海约翰国务卿又在中国获得了一项新的利益——与商业和宗教方面的利益形成互补，那就是亚太地区的安全。美西战争期间和之后，美国占领了一系列向中国方向延伸的岛屿：夏威夷、萨摩亚的帕果帕果、威克岛、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以及菲律宾。美国外交需要整合这些新的地理空间——这些空间已经远超北美甚至整个美洲的范畴。虽然美国还是不想卷入欧洲内部事务，但是它已经卷入了亚洲事务，并且在太平洋的水域上和欧洲针锋相对。
海约翰
海约翰能言善辩。南北战争期间，他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两名私人秘书之一，协助林肯处理海量的信函和一些特殊任务。海约翰写过诗、一本游记、一篇小说和若干报纸社论，以及一部十卷本的林肯传记（与他的前白宫同事约翰・尼科莱合著），还写下了许多文字优美的信件。他的通信者中包括其在文学界的友人马克·吐温（Mark Twai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亨利・亚当斯等。与殉国的总统林肯一样，海约翰也是著名的演说家和讲故事者，他的言辞给美国的对华政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为美国制定出长期的对华政策，那么海约翰不像是这样的一个人。海约翰终生都没看到过太平洋，他到达过的最靠西的地方只是黄石公园而已。1865年林肯遇刺后，国务卿西沃德帮助海约翰离开华盛顿，到美国驻法国的公使馆担任秘书。海约翰后来也在马德里和维也纳担任过外交官，但是他的外交经验更多表现为书面的观察报告，而非战略思考。1874年，海约翰和克利夫兰一位富有的实业家之女克拉拉・斯通（Clara Stone）结婚，这使得海约翰以富人的身份重新崛起。
在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圈子里，海约翰遇到了一位正处于上升期的人才，这就是众议员兼州长威廉・麦金利。在麦金利人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海约翰都给予了他资金方面的支援。麦金利于1896年当选总统，随即任命海约翰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后来的情况表明，麦金利的这个选择是一步妙棋。
英国和美国长期保持着竞争，时而发生冲突。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两国的关系已经开始向接受彼此乃至互相合作的方向发展。海约翰有能力既迎合英国人的自负心理，同时又坚持维护英国在美洲的表兄弟——美国——在北美和加勒比海的主宰地位。维多利亚女王在她漫长的在位时间里和无数外国使节打过交道，但她对英国驻美公使说过，海约翰是“我认识的所有大使里最有意思的一位”。
现代的一位海约翰传记作者认为，海约翰拥有“调停、解决问题和参谋”的才华。此外，海约翰有魅力、智慧和口才，这使他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同伴。这位政坛元老的身上承载着从历史和悲剧中习得的经验。
美西战争余波未平之际，美国要处理的外交问题快速增多，包括加勒比海、欧洲列强以及亚太事务。麦金利发现，自己正需要一位能在这些问题中给予建议和协助的国务卿。他把海约翰从伦敦召回，并于1898年9月30日任命他为国务卿。一位当时还是学生，后来成为外交官的人总结道：“海约翰和麦金利很配。两个人都很友善而慷慨，在政治上也都是实用主义者。”
海约翰的国务院在华盛顿有接近90名雇员，包括文书在内，还有1200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公使馆和领事馆。自林肯和西沃德的时代开始，总统们就在白宫里使用电话和电灯泡。海约翰的办公室就在白宫旁边的一座法兰西帝国风格的大楼里。这栋大楼位于17街西北段，由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共用（今天仍在使用，名为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
海约翰需要帮手。他找到了35岁的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这位学者、外交家兼冒险家后来成了美国第一个被载入史册的“中国通”。海约翰是于1898年3月在希腊访问时遇到柔克义的，当时后者正在那里担任外交官，并且“无聊到死”。为了给柔克义在华盛顿找个位置，海约翰任命他为美洲共和国商务局——美洲国家组织的前身——干事长。作为交换，精力充沛的柔克义也需要腾出时间来担任海约翰的东亚事务顾问。
柔克义和中国人之间没有特殊的感情，对于帮助美国企业在“天朝”发展业务，他也没有格外的兴趣。后来，铁路大亨E.H.哈里曼（E.H.Harriman）想要和同伴到紫禁城里逛逛，但柔克义拒绝为他向清廷寻求许可，导致二人成为仇敌。柔克义的战略目标是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因为他认为这对美国长期维持与东亚的开放关系至关重要。
对华政策的种子
驻英国的时候，海约翰就表现出了好奇心，也喜欢和思想家们为伍。这帮助他结识了英国的两位中国问题专家。一位是柯乐洪（Archibald Colquhoun），他在1899年出版了《转变中的中国》(Chinain Transformation)，海约翰读起来津津有味。柯乐洪提倡“利益均沾”原则。海约翰的另一位英国朋友是贝思福（Charles Beresford）海军上将、议会议员，并著有《贝思福考察记》(The Break-Up of China)——他曾在中国旅行，然后又到美国去宣传他的“拯救中国”的方案。在中国考察期间，贝思福给海约翰写信说：“无论是从美国的利益还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出发，‘门户开放’政策都必须维持下去。”在与一批商业团体访问美国时，贝思福提出“‘门户开放’，或者机会均等”。这些有想法的英国商人都认为他们的政府行动太缓慢。而美国是唯一在中国没有实行殖民统治也没有租界的强国，因此最有资格出面阻止列强的瓜分行为。
海约翰怀疑英国是在利用美国阻挡俄国的扩张，并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还记得吗？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3年面对英国的伙伴关系提议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怀疑。）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表示，美国反对列强瓜分中国，而且美国的公众意见也不会支持“强取豪夺”“但是就当下而言，我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警觉地保护我们的商业利益，而不是正式结盟”。在美国，无论是刚刚从爱尔兰和德国过来的移民，还是坚持外交政策传统的人，都不会欢迎美国与大英帝国结盟并让后者受益。
1899年夏天，在中国海关担任稽查员的英国人贺璧理（Alfred Hippisley）在休假期间与老朋友柔克义和海约翰见了面。贺璧理随后给柔克义写了一封信，并提出了一个实用的建议。列强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都控制着中国的关税收入，贺璧理呼吁美国促成列强达成一致协议，平等地使用中国关税。这一计划既提倡了无差别对待的原则，又认同了列强的既得权力。康奈尔大学名誉校长、反帝国主义者雅各布·舒尔曼（Jacob Schurman）发现，中国已经处于被列强分而食之的边缘。他说，中国的未来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阴影重重的问题”：中国必须维持独立，同时“其门户应该保持开放”。
海约翰和柔克义决定采取行动。柔克义让贺璧理准备一份备忘录，里面列出列强可能会达成一致的条款。他要求贺璧理提出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问题，但是英国人贺璧理表示反对，他认为备忘录应只列出“少到不能再少”的内容。贺璧理的思路是寻找列强之间的共识，然后小心翼翼地以此为基础，不提出过多的要求，最终在微弱的国际合作气氛中让各方达成一致。海约翰欣赏他的处理方法。这位国务卿要求柔克义吸收贺璧理备忘录中的精华，再补充一些其他内容，形成一份新的文件。这两个美国人认识到，他们需要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初创者——不管这个政策以后会演变成什么样。一周之后，柔克义拿出了第一份“门户开放”照会，也就是海约翰在9月初发出的那份照会。
中国的动乱
几个月之后，中国决定对在国内的外国人表达自身的态度。慈禧太后在1898年软禁了自己的侄子、维新派皇帝光绪。由保守派控制的朝廷和军队最近刚被崛起中的日本所羞辱，更无力对抗那些厚颜无耻的外国人。一系列的事件对大清朝的尊严构成了挑战，很像是历代王朝灭亡前的那些不祥之兆。1899年的大旱让整个华北陷入饥荒，加重了人民的绝望情绪。
华北地区的山东省出现了一个叫作“义和团”的组织——根据这个组织的武术套路，外国人将其称为“拳民”——它就像一阵迅疾、猛烈的风暴，对“洋鬼子”发起攻击，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苦难是“洋鬼子”造成的。1900年，义和团进入直隶地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声势浩大。慈禧太后虽然声称要镇压义和团，后来却决定暗中支持他们，并要求朝廷的军队与拳民并肩作战。
这次暴力运动的发展速度极快，使得那些外国使节来不及认清它的危险性。1900年6月5日，拳民切断了港口城市天津到北京的铁路。清军加入拳民的队伍，使攻击者的人数大增。6月15日，美国公使埃德温·康格（Edwin Conger）报告称，“我们被包围在北京”，然后电报线就不通了。
华南地区出现了一丝希望。广东和长江以南其他省份的中国官员没有执行清廷下达的攻击外国人的命令。美国官员与华南的中国官员进行秘密谈判，以图维持和平，挽救被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7月3日，华南的官员对海约翰表示，也许只有美国有能力阻止全面战争的发生。这一表态标志着美国的新地位得到了承认。
第二份“门户开放”照会
当天，海约翰（在总统缺席的情况下）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他表示，美国不认为自己和中国处于交战状态。他还发布了一份后来被称为第二份“门户开放”照会的声明。
海约翰这是在外交领域“走钢丝”。他需要救出被困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美国人，同时尽量避免冲突。帝国主义列强正紧盯着中国的虚弱之处，一心想要报仇，而海约翰不想让美国加入其中。海约翰虽然支持出动军队完成救援任务，但他也和中国官员保持着联系，向他们表明列强的目的只是镇压义和团，并救出自己的公民。如果事态升级，中国就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义和团运动和列强们对北京及其他城市的围困，可能会开启一个新的、丑陋的剧情：中国的解体。美国既不想要中国领土，也不想推翻清政府。对于国内政治而言，海约翰既需要拯救美国传教士的生命，也要避免干涉中国事务的时间过长，以免反帝国主义者在当年秋天的总统大选中对意图连任的麦金利投下反对票。
海约翰在7月3日发出的第二份“门户开放”照会再次在列强中传播开来。在当时那种极端、危险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形势之下，这份照会解释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份照会的抬头是外国列强，但海约翰在正文中的前几句话却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他表示，对于任何错误对待美国公民的人，美国将追究“最大限度的责任”。然后，他又给了清政府一个保留颜面的台阶：只要中国政府不公然和叛军勾结，并“用他们的权力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富”，美国就会“认可他们代表中国人民，并力求与他们继续保持和平和友好的关系”。
之后，海约翰解释了美国政策的直接目的：“与其他列强同时行动，首先与北京恢复联系，然后救出美国官员、传教士和其他处于危险中的美国人；其次，尽可能地在中国各地为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提供保护。”
最后，海约翰展望了未来。他利用这个机会拿出了柔克义想要写进第一份“门户开放”照会里的基本观点：无论义和团运动的结局如何，都应当“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维护列强在中国商业活动中的均等地位。
海约翰没有要求列强对此照会做出回复。他的外交行动是一种建议，并为中国和与其缔约的列强指出了适当的短期和长期结果。
解救外交使团
这个时候，行动比语言更重要。7月5日，《纽约时报》报道称“北京的所有外国人都死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海约翰焦急地工作着，试图与北京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重新取得联系。在整个危机期间，海约翰一直与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保持着互相尊敬的关系。伍廷芳通过一位反对包围使馆区的清朝将领，让美国给处于围困之中的公使康格送去了一封密电。康格在回电中描述了使馆的悲惨处境，并请求美国政府尽快施以救援。为了验证回电的真实性，美国方面要求康格写出他姐妹的名字“阿尔塔”（Alta）。海约翰于7月20日从“阿尔塔”那里得到了好消息。
美国需要决定派什么部队参加救援行动。在北京的公使馆里，已经有50名来自美国海军“纽瓦克号”的海军陆战队成员把守院墙（当时使馆区内的外国军人总计435人）。麦金利的政府勉强避免了与缔约列强结成正式同盟，但美国需要派出军舰和部队。麦金利从菲律宾调集了2500名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这一行动使得美国在南洋建立前哨基地的好处在20世纪初就体现了出来。
约2万人组成的多国部队解救出了天津城内的外国人，包括当时还是一名矿业工程师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和他的妻子。为了避免给外界造成美国正在和中国交战的印象，美国人把他们的行动称为“中国救援任务”。
8月14日至15日，多国部队攻破了北京外城的城墙。在猛烈的抵抗之下，各国的部队全都独自行动，向使馆区进发。在战斗的最后几天里，义和团对包围圈中的幸存者发动猛攻，但各国的援军抵达后，叛军就向郊外四散奔逃了。使馆区内的守军中有65人死亡，150人受伤，美国海军陆战队有7名士兵阵亡。接着，八国联军就开始了抢劫、破坏，并屠杀无辜的中国人。柔克义在危机期间动身前往中国，准备主持即将开始的谈判。他用厌恶的语气写道：“那些‘纪律严明’的欧洲军队在各个地方的所作所为，与13世纪的蒙古军队没什么两样。”
和平条款
美国想要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纽约时报》称，麦金利的目标是“[使中国]对过往事件进行赔偿并保证未来的安全”。8月28日，麦金利主持了其总统任期内时间最长的一次内阁会议，然后发表了一份声明，重申了海约翰在中国问题上的原则。这位总统想要立即撤出美国军队，但海约翰说服他让美军再停留一小段时间，以便向其他列强传递一个重要的信号。海约翰还阻止了海军占领舟山群岛的行动——他们想要在这个长江入海口南边的群岛上建立一座基地。若干年后，美国官员忘记了海约翰当时的这一明智之举，他们将美国在太平洋的活动范围延伸到中国大陆，并造成了惨痛的后果。
10月19日，中国的代表拿出了条款，其中承认中国违犯了国际法，接受赔偿要求，并承诺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安全。美国立即同意将这些提议作为谈判的基础。
几乎整整一年之后，清廷和外国列强于1901年9月7日签订《辛丑条约》。义和团杀死了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德国为了复仇，提出将所有支持义和团的中国官员处以死刑。柔克义和康格劝德国收回了这一要求。最后，只有4名中级官员被处死。美国人还阻止了其他国家在紫禁城边上修筑一座国际要塞的计划。条约允许列强在华北地区驻军。美国20世纪初期驻扎在天津的第15步兵团培养出了许多未来的将军，包括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和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上述几人后来都回到亚洲，并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
最后，美国外交官将清朝的赔款总额压低到3.35亿黄金美元，相当于现在的约70亿美元。
美国分到的赔款约2500万美元，占总额的7.5%，是所有列强中最少的。1908年，在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驻美公使的斡旋之下，美国国会同意以奖学金和办学的形式返还1400万美元的赔款，清政府利用这笔资金设立了一所学校，即现在中国的顶级学府清华大学的前身。第一批50名中国留学生于1909年抵达美国，后来前往美国的留学生总计约3万人。庚子赔款奖学金计划（The 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Program）——富布赖特学者计划（Fulbright Fellowships）的前身——客观上对中国的现代化和独立做出了一定贡献。
柔克义还呼吁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他要求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开放，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制度，并保护美国的商标——直到今天，中美两国还在争论这几个问题。1903年，美国和中国签订了一份商业条约*。可惜的是，两国之间的商业前景因美国反对中国劳工的问题而被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人将华工称为“黄祸”，对他们施行驱逐、禁入乃至杀害等行为。美国国会在1904年通过了《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此举违反了美国与中国的条约。上海开始抵制美货，珠江上的船主也拒绝运送美国货物，美国的行为激发了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第一场政治运动。1905年，罗斯福总统曾试图阻止排华浪潮，他解释道：“如果我们不能给中国以正义，那就没法要求中国给我们以正义。”但是，排华运动造成的损害已是覆水难收。
海约翰“门户开放”外交的重要性
关于海约翰“门户开放”外交的重要性，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存有争议。当时，海约翰意识到自己拿到的是一手差牌：“我们自己不想劫掠中国，我们的民意也不允许我们用军队去干预中国事务，以阻止其他人劫掠中国……有文章说‘我们杰出的道德立场给了我们指挥世界的权力’，那纯粹是痴人说梦。”
外交工作也包括塑造外交政策的框架——无论是从国内的支持者还是从国际社会的视角出发——这种工作往往并不是通过运用霸权完成的。国家面临的形势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权宜之计即使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也可以让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表明意图和方向的声明可以演变为信条，影响未来的评估和决定。
美国当时的意见领袖和公众都认为，中国曾经对世界很重要，今后可能也是如此。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他们是对的。战争部部长伊莱休・鲁特（后来接替海约翰成为国务卿）对他的妻子说，中国如果解体，那么“这将是自罗马帝国衰亡后对人类造成最大影响的事件”。
迈克尔·格林发现，美国既关注中国本身，也希望抑制列强在中国境内的竞争，以免引起太平洋地区的敌对形势。马汉将军在数年后指出，“门户开放”政策取决于“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在中国事务上的利益冲突”。马汉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强的实力对比会发生变化，事实也确实如此。他总结道，能够对美国的实力提供持续支持的，是美国的“海军力量”。
西奥多・罗斯福在给他的总统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的信中总结了海约翰创造的这个战略术语：“在中国问题上的‘门户开放’政策是非常出色的，我希望这个政策在未来也适用，至少现在它仍能获得外交上的一致认可并维持下去；不过,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日本的侵占下——已经证明，只要列强中有一个国家决定抛开‘门户开放’政策，并愿意为此冒战争的风险，那么这一政策就将化为乌有。”
下一章将会讲到，西奥多・罗斯福破解这一难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在日本和俄国的竞争中保持好平衡。英国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于1902年与日本结成海军同盟。“一战”之后，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试图通过一系列条约和海军的军备控制来维持平衡，因为美国不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动用海军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在国际条约谈判中也运用了“门户开放”政策，而此时距离海约翰首次提出这一政策已过了25年。
上述这些外交努力最终失败，这促使乔治·凯南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缺乏现实主义考量的问题之最典型案例。“这就像是跟所有人说，谁相信真理谁就站起来，那么那些说谎的人势必要第一个站起来。”凯南还指出，美国也缺乏用行动支持自身表态的决心。“美国人对这个政策不够重视，不愿以任何坚定的行动去支持它，也不愿意在实施行动后为其造成的结果承担任何特定的责任。”
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从另外一个角度发现了“门户开放”政策的缺陷。在他的《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中，威廉斯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设想的是一种“非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扩张……其目的是扫清障碍，创造条件，让美国凭借其占优势地位的经济实力将自己的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还不让传统的殖民主义陷入尴尬和无效的境地”。威廉斯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没有什么依据。虽然美国的一些资本主义者早就看好中国市场的潜力，但是直到1890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仍只占美国出口总额的0.3%，对体量巨大的美国经济贡献不大。而且，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贸易和外商投资都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那么这个概念就失去了意义。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依靠贸易和外商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加快技术融合并推进其他方面的合作。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退出国际贸易和投资，这当然没有促进中国的发展，也对欧洲无益。实际上，不同时期的自由主义者一直在扩展“美国制度”的范围，将人权、信仰、妇女权利等概念都加进来，与民主和善治相提并论。
与那些批评者相反，经济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反映了“一个貌似简单，实则深刻的原则”——“商品和资本准入方面的平等”。这一原则正是美国的战略目标与殖民主义强国或1900年时正在崛起的国家的目标之间的不同之处。图兹解释说，美国拒绝瓜分世界，相反，美国正是通过“门户开放”政策来扩张自身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软实力的。
“门户开放”确实反映了多种利益：经济利益肯定是有的，但也有美国的安全利益，还有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现代化、对其他列强侵略的遏制，以及传教士们拯救灵魂和生命的渴望。在1900年的世界里，海约翰的言辞和手段说明，美国已经进入了强国的行列。但是，在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世纪开始之际，国际体系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摇摇欲坠。
本文为《论美国：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一书的第5章，原题“ ‘门户开放’与中国问题：海约翰”。注释略去。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