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主理论作为拉丁美洲（以下简称“拉美”）本土的国际关系理论，历经半个世纪的演变，始终围绕“如何摆脱依附、实现自主发展”这一核心关切展开。从对抗霸权的激进主张，到融入全球化的多元策略，其变迁折射出拉美对自主与发展的不懈追求。在大国博弈加剧、“全球南方”崛起的当下
自主理论作为拉丁美洲（以下简称“拉美”）本土的国际关系理论，历经半个世纪的演变，始终围绕“如何摆脱依附、实现自主发展”这一核心关切展开。从对抗霸权的激进主张，到融入全球化的多元策略，其变迁折射出拉美对自主与发展的不懈追求。在大国博弈加剧、“全球南方”崛起的当下，该理论不仅为拉美的自主实践提供理论解释，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自主道路贡献了思想资源。
从依附到自主的理论突破
拉美国际关系学者对自主理论的探索和讨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而实现自主则是拉美国家在19世纪相继独立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自主思潮，其背后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
首先，第三世界发展壮大是自主理论兴起的时代背景。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拉美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实践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较大调整，这基于以下三方面的战略判断。其一，国际格局出现多极化趋势，在美国和苏联两极格局下，包括西欧、中国和日本在内的新的力量中心开始崛起并限制了美国的影响力。其二，由于卷入越南战争，美国对西半球的国际事务关注受到限制，为拉美国家行使独立自主权营造了空间。其三，亚非拉国家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事务中开始显示其力量，为第三世界国家反对依附、争取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一时期拉美国家对外关系的特点表现为，一方面，联合自强的趋势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开始寻求对外关系多元化。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拉美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密切关注和探寻通过自主道路实现国家利益的可能性以及制约条件，由此形成了以“自主”概念为研究核心的学术共同体。
其次，发展主义和依附论是自主理论兴起的思想渊源。这两大拉美本土理论基于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并运用体系论的观点来考察和分析拉美与世界的关系，以解释拉美欠发达的深层次原因。其中，发展主义为自主理论主要贡献了结构主义分析框架。
依附论则是自主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20世纪60年代的依附论沿用“中心—外围”结构为分析框架，提出在以资本主义体系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中心—外围”结构决定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区分。拉美的欠发达是依附性资本主义的直接后果。依附是自主理论的逻辑起点，自主理论在部分继承依附论观点的同时，批判了其中的对抗性。
从对抗到多元的范式演进
自主理论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发展与活跃，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的沉寂，以及21世纪初的多元化发展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展与活跃期。巴西学者雅瓜里贝的“外围自主”和阿根廷学者普伊格的“非正统性自主”是重要代表。雅瓜里贝基于“中心—外围”框架，将国际体系细分为四个等级层次，即全面支配性国家、地区支配性国家、自主性国家和依附性国家。作为依附性国家，雅瓜里贝认为，拉美未来发展有三条道路：继续依附、革命，或者自主发展。他提出，鉴于拉美国家面临的国内和国际条件，可以选择外围自主战略，即“发展和一体化的自主模式”。
普伊格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非正统性自主”，进一步发展了自主理论。他反对将依附视为资本主义体系引发的不对称的自然结果。普伊格认为，外围国家在依附和自主之间拥有四种外交策略选项：类殖民性依附、国家性依附、非正统性自主和脱钩性自主。其中，拉美国家的自主，例如庇隆主义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属于非正统性自主。他认为，外围国家可以通过联合自强，以集体方式参与对不合理规则的改变，对中心国家形成一定制约，从而为本国利益服务，并最终摆脱依附地位。普伊格的自主性理论在两个方面有重大突破。一是分析对外政策时的“去意识形态化”；二是理性看待外围国家依附性的顽疾，不主张激进革命，属于温和派自主。
第二阶段：沉寂期。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机、地区一体化进程受挫，自主理论开始进入沉寂时期。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拉美国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地位大大降低。国际格局这一根本性转变，使得外围国家如何在单极世界里获得发展，成为拉美自主学派亟须解决的问题。
阿根廷学者卡洛斯·埃斯库德创建“外围现实主义”的同时，主张对自主进行再定义，为此提出了“投资式自主”概念。埃斯库德学说有三个假设，一是同样认为大国和弱国之间是分等级的；二是外围国家的国际关系应以经济发展和民众福利为导向；三是外围国家应该接受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务实地看待自身缺乏绝对自主的现实。
基于此，对于外围国家来说，自主不应成为外交政策的目的，而是用以交换更大收益的手段，从而获得更高的成本—收益比，这就是“投资式自主”。埃斯库德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两种利用自主的方式，即消费式自主和投资式自主。外围国家应该投资自主，谨慎实施外交政策，限制与大国在经济方面的对抗，减少成本和风险，从而增加国家权利和民众福利。
尽管埃斯库德对投资式自主的阐释引起拉美学界的诸多异议，但外围现实主义仍被视为是对自主理论辩论的一种延续。
第三阶段：多元化发展期。后冷战时期，全球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拉美民主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极大改变了拉美国家的国际条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拉美自主理论开始复苏，并呈现多元化特征。关联性自主、参与式自主、融入式自主、多元式自主、区域性自主等观点相继被提出，不断丰富着自主理论。其中，阿根廷学者罗伯托·罗素和胡安·加夫列尔·托卡特廉所提出的“关系式自主”概念颇具代表性。他们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多极世界是中性的，外围国家应该充分利用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织成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互相牵制、互相利用，以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关系式自主认为，自主存在于多元化合作和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因此，需积极倡导联合自强的对外政策。
自主理论的新挑战与新思索
面对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自主理论的发展正面临新的范式转变，并呈现新的变化趋势。
一是积极探索新的理论解释。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提出“积极不结盟”观点，认为在大国竞争烈度上升的背景下，拉美国家应推行对冲策略，以自身利益为重，对外推行自主外交。二是积极探索拉美自主发展的新道路。其中，中国式现代化在拉美的传播力不断提升。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中国崛起为拉美提供了“不依赖于军事扩张的自主发展范例”。未来，中拉合作或为自主理论注入新动能，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拉美自主诉求形成共鸣。若拉美能有效协调内部差异、强化区域机制，并善用多元国际伙伴关系，自主理论或将引领该地区走向真正的自主，走向真正的“拉丁美洲人的拉丁美洲”。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