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当前最显著的社会变革与实践创新，就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人工智能”的社会存在，既改变了我们赖以为生的现实生活世界，也深度重塑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工业社会的社会学，建立在人完全支配机器的基础上。而智能社会的社会学，只能建立在人支配智能体并与智能体互动的基础上。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网络虚拟人、具身机器人与人的紧密联系等，逐渐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语言大模型文本量的迅速上升，以及智能体生成的语料、图形、声像等在网络世界的传播及其对虚拟世界的再造，也改变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所形成的社会化环境。家庭和学校对人的社会化，正在演变为网络与语言大模型对人的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勇立时代潮头，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与改善为目标，以社会学的创新发展为担当，以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推进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发展，建构以“人+人工智能”为特征的社会学。

第一，我国的科技进步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一直在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创新上领先于东方。这使西方易于在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和建构上领先于东方，且以西方对东方的研究而形成“西方的东方学”，经由学历教育与考试制度的规训生产出学术殖民霸权，形成西方对东方的解释话语。在“西方的东方学”中，西方是现代的，而东方是传统与蒙昧的，东方不能自我建构现代化，只能借助西方导引现代化。当时东方在科技与生产力方面的落后以及偏重学习西方，很容易导致其怀疑自己的历史并丧失文化自信。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使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赶上了时代步伐。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我国不仅与西方形成“并跑”之势，而且在某些新质生产力方面处于领先优势。我国制造业包含了所有工业种类，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备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与此同时，我国还是人工智能与语言大模型的“领跑”国家。科技进步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使传统生产力快速升级换代。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为我国社会学家提供了参与观察、亲身体验和深入思辨的绝好机会，夯实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

第二，智能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发展的沃土。在各种智能体竞相生产文本的时代，社会学家正在以我国迅速转型的社会现实为中心，以新时代的社会理想型建构为基础，以本土化社会学想象力思考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在大模型的发展中，我们不可能拒绝人工智能对研究的辅助作用。正如我们曾经成功以工业革命促动社会学大发展那样，现在也应在拥抱智能体的过程中推进社会学的创新发展。即便智能体能像社会学家那样进入田野探索社会结构的奥秘，也不能替代社会学家的思考与书写。算法工具只能服务于田野调查的深度解释，而不能替代社会学家作为人的思辨。我们要坚持以社会学家的主体性探视人工智能发展对社会运行逻辑与社会秩序的重构。应该认识到，工业社会范式下的社会学理论已难以解释和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中国社会学需要形成新的超越格局和新的理论突破态势，即需要与时俱进地构建中国特色的“智能社会的社会学”。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中，社会学要研究“算法权力”与自媒体的意识形态问题，要研究网络平台在资源分配、机会获取中的宰制问题，要研究无人工厂崛起过程中新工人阶级的生成问题，要研究智慧社区建设与社会稳定的维护问题，要研究“数字身份”的群体认同问题，要研究“数字人”与“现实人”的社会互动问题，要研究“智能体”如何改变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问题，要研究“智能体作为爱的对象而形成的新的情感依赖”问题——研究这种新型亲密关系对人类社会家庭与生育趋势的影响。在智能时代，不同的数字身份可能使个体对所属群体产生不同的认知和归属感。只有紧跟时代步伐，回答时代之问，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创新发展，获得重大突破。

第三，以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在“人+人工智能”社会，社会学研究只有将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结构性判断”与日益演化的人文精神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推陈出新与创新发展。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确拥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能够对海量文献进行检索与概括，构建社会运行模式并分析社会发展规律。但另一方面，语料库的质量在根本上决定智能体的“智能程度”。人创造的文本的多元化、人的诉求的多元化也会造成智能体产出的多元化。以人为主体、以社会学家为主体对人工智能的使用能力，也决定了人工智能的产出效力。人工智能的“幻觉”及其推理自洽的模型设计，往往会生产出新的、非人类社会所生产的“智能体”语料，有些甚至可能是智能体自己“编造”的语料，而这些语料会海量增加新的非人类生成的语料库，并以此反噬人类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提升了虚拟世界的复杂性。因此，在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我们越是处于人工智能大发展的时代，越要重视社会学家对人工智能作为应用对象的支配性，即以人的主体性方法创新驾驭智能体的“创新”，或识别智能体的虚假“创新”。

第四，在推动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跨界合作中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工业社会的社会学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已经形成了学科体系，呈现为众多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这些学科之间本身就具有交叉性。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要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就必须以社会学为基础，发展出进入智能时代的计算社会学与法社会学，深入研究人工智能社会的伦理问题，超前研究人工智能是否会产生自主性的问题。社会学家要密切与计算机科学家合作，观察人工智能的每一次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社会学家也要密切与法学家合作，研究智能社会的秩序与活力问题，研究“机器人的就业”与“劳动力的就业权”问题，研究人工智能使用的边界与人类社会的私密性保护问题——社会学研究必须使无所不在的人工智能给人的活动留下一定的私密空间。社会学也必须与其他学科合作，设计虚拟人在网络社会的活动规则。总之，“公域”与“私域”、“就业”与“休闲”、“空间结构”与“时间安排”、“机器人生产的剩余分配”与“人生产的剩余分配”、“AGI的普遍性”与“社会个体的特殊性”、“AGI知识的易获性、通识性与社会个体学习的意义”、“工业社会的科层制与智能时代的扁平化治理”等是一系列崭新的问题。社会学只有在与其他学科的跨界合作中，才能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中形成强大的复合性话语影响力。

第五，在本土化与国际对话中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我国形成了丰富的社会思想史。只有继承这些储存在我们血脉中的学术资源，以人工智能社会的时代特征汇通古今，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进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才能既彰显文化逻辑与历史逻辑，也体现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形塑我国社会学的理论范式。“数字乡土性”“技术赋权下的社会重构”等概念的出现，体现了人工智能与数字下乡对我国传统村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反映了社会生产方式、社会消费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结构性变化趋势。当然，在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教材体系建设中，还需要加强全球对话，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唯有通过比较、对照、吸收与升华，才能批判性地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使我们建构的社会学理论既具有民族自主性，也更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需要，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总之，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应积极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也应深深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丰富养料，通过学术共同体的自我革新，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成功经验，以人工智能为表征的新质生产力的大发展与大应用凝练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推进社会学从“知识消费”向“理论创造”和“理论自觉”转型发展。可以说，中国实践已经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现在需要我们化中国实践为中国理论，向国际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现自主知识体系的独特魅力，为构建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智慧和力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