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机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枪杀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

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机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枪杀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四）幸运回归大陆的台电总经理刘晋钰烈士的四子一媳

在《台海两岸谍战回眸（23）刘晋钰烈士及子女“同门为国七英雄”》一文中，我们介绍了刘晋钰烈士（1898—1950）的生平及事迹，其中刘晋钰烈士就义前双手被绑，胸前挂着名牌，被灌“断头酒”的照片，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震撼的印象。

好在他先后赴台从事“隐蔽工作”的三个儿子、一个儿媳都于1949年幸运地返回了大陆（小儿子当时还在台湾上中学，但已秘密入党，还有一个女儿在大陆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1）长子刘登峰：1924年生于上海，抗战期间在云南大学入党，1946年冬，受组织派遣化名“王健”入台，负责接收延安的新华社电台广播，抄送给蔡孝乾领导的“台湾省工委”，用以指导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及宣传。

他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动员父亲刘晋钰为党组织工作，使本就对共产党的主张和作为不排斥、有好感的刘晋钰，在儿子的鼓动和现身说法下，逐渐同意为党秘密搜集情报，并答应在解放军武力攻台时，保护台电的设施及资产。

台电首任总经理刘晋钰烈士

（2）次子刘登元、儿媳匡敏：刘登元1926年生于上海，受大哥影响，刘登元1946年在武汉华中大学物理系就读时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并与同学匡敏相识相知，成为恋人。

1947年，凭借父亲的这层关系，21岁的刘登元化名“黄坚”来到台湾，通过考试插班进入台湾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匡敏则插班进入台湾大学化学系一年级，并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3）三子刘登明：1928年生于上海，1946年跟随母亲一起来到台湾与父亲团聚。1947年考入台湾大学化学系，在校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有意思的是，大哥刘登峰后来转入台湾省立宜兰中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其他秘密工作，按组织要求交接工作给“黄若海”同志时，才发现“黄若海”竟然是自己的三弟刘登明，之前兄弟俩不知道彼此的地下党员身份。

1949年4月6日，台湾发生“四•六事件”，大批军警到台大和台湾师范学院抓捕进步学生，导致300多名学生被捕入狱（后经审讯计有七位学生被枪毙、多位学生被判刑或取消学籍），台大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为保存力量，上级决定从台湾大学撤离一批骨干回大陆。刘晋钰次子刘登元与准儿媳匡敏、三子刘登明都在撤离名单上，他们幸运地躲过了接下来的台湾全省大戒严及漫长的白色恐怖时期。

5月20日台湾颁布全省戒严令时，刘晋钰的长子刘登峰仍在省立宜兰中学坚持地下斗争。随着8月份“基隆中学案”的爆发，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形势更加严峻，与刘登峰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身份暴露，隐蔽在宜兰中学的刘登峰接到了撤离台湾的命令，也辗转回到了大陆。

（4）四子刘登胜：1932年生于上海。也是1946年随母亲赴台与父亲团聚，1950年7月17日凌晨，刘晋钰与台电公司职员严惠先英勇就义时，刘登胜只有18岁，还是个中学生，但已秘密入党。

1951年，刘登胜考入台湾大学数学系，硕士毕业后到台湾“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工作。1958、1959年曾两次获得美国大学的攻读博士全额奖学金，但因父亲及撤回大陆哥哥们的“特殊身份”，出国读书的申请被台湾当局两次拒绝。

1960年，刘登胜再次收到美国麻省理工的邀请信，只得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求助。爱才心切的胡适老先生亲自向陈诚写信，要求实行“罪人不孥”的法意（即不可因为父亲犯罪而剥夺他的儿子出国进修的难得机会）。最终刘登胜得以前往美国攻读博士，毕业后留美成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数学系的终身教授。

直到1974年，刘登胜以美籍数学家身份赴北京讲学，受到中联部的高规格接待，三个回到大陆的哥哥，才第一次知道了四弟的真正身份。改革开放后，刘登胜还与内地大学有学术研究合作。

天津大学出版的刘登胜学术论文

就这样，在宝岛台湾白色恐怖蔓延的前夕，活跃着刘晋钰父子、儿媳共六位党的地下工作者，这绝对是赴台“隐蔽战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回国后，刘晋钰的长子刘登峰在华东局、中央统战部工作，次子刘登元先后在上海科学院、中科院工作，三子刘登明先后在上海及北京工作，后任齐鲁石化党委副书记。

刘晋钰烈士留在大陆的次女刘逸同（二十岁成为地下党员）

（五）徐懋德、顾孟勤夫妇

徐懋德（1920—2018）出身苏州的名门望族，在上海读高中时已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考入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加入共产党。大学毕业后在江苏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至1947年，任中共苏州苏昆段特派员，中共苏州市工委委员。

顾孟琴是江苏南京人，东吴大学化学系毕业。俩人是相差4岁的表兄妹，小时候因不在一个城市，彼此并未见过面，1937年日本入侵时都逃到上海才相识、结婚。

1945年，担任中共苏昆段特派员的徐懋徳（前右二）与进步学生

1947年11月，徐懋德因身份暴露化名“李洁”，与夫人顾孟琴受中共华东局派遣一道前往台湾，挂名在一家有地下党背景的建筑公司做掩护，担任“台湾省工委学生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因此与台籍青年学生吴克泰、陈炳基、李登辉等人相熟相知，一同工作（1948年曾以学生工委会领导人身份，两次劝阻李登辉不要第二次退党无果，遂与李登辉取得口头承诺——绝对保守机密，日后不得相互攻击，以维持同志情分）。

而顾孟琴来台时已怀孕，生育后在台北《和平日报》当临时会计补贴家用，平时在家带孩子，并负责发放地下党的宣传资料。

1948年初，徐懋德参加林英杰领导的台湾省工委宣传小组，兼任《光明报》编委、发行工作，是台北市工委委员。

1949年8月发生基隆中学案，《光明报》被查获，身在台北的徐懋德接林英杰通知，成功躲过特务们的搜捕，并通过台籍地下党员李苍降与林英杰保持联系。

1950年1月—3月，随着林英杰、李苍降、蔡孝乾的相继被捕，台湾省工委遭到严重破坏，地下党组织要求徐懋德把学委会的工作移交给台籍党员李水井，夫妇俩随即于3月15日撤离台湾转澳门去到香港，找华东局驻港联络站负责人万景光接洽。

徐懋德、顾孟勤夫妇到港后，参加了华东局对台工作，徐懋德先后担任华东局香港联络站副站长、站长，于1955年7月调回天津工作，先后任天津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科研处处长等职。

老年徐懋徳（右）与陈炳基（台籍党员、台盟领导人）

1981年天津市组建对台工作机构， 徐懋德就任中共天津市委对台工作办公室首任主任。与台盟、台联保持紧密联系，协助台商在天津投资开办企业，为台商的权益保护问题奔走协调。

1986年，徐懋德任天津市政协常委、市政协港澳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于1987年退居二线，仍一直关心岛内形势，祈盼两岸和平统一。2018年，徐懋德老人病逝，享年98岁。

2012年的徐懋徳与妻子顾孟琴合影

（六）“情报世家”的何世平

何世平是国民党元老、曾任黄埔军校代校长何遂（1888—1968）的次子。何遂自己虽未加入共产党，但其长子何世庸（1914－2008），次子何世平，三子何康（1923－2021），其女何嘉，皆为中共地下党员，故有“情报世家”之称。他们利用何遂在国民党政府中的特殊地位，获取了大量秘密情报，为国共合作，解放战争及策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做出重要贡献。

何遂与“密使一号案”主角吴石同为福建老乡、关系非同一般，他是策反吴石将军的关键人物（1947年，时任国防部史政局中将局长的吴石，在何遂的牵线下，开始与中共接触，并与上海瑞明公司总经理为掩护身份的何遂三子何康单线联系，为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建国后，何遂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司法部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起定居北京。

何遂夫妇与子女合影（后排左起：女儿何嘉、次子何世平、长子何世庸、三子何康、四子何达）

何世平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坚持抗日的父亲送到延安参加革命的，1938年5月在抗宣二队入党，毕业于延安抗大四期。1946年末，经组织安排，何世平带着母亲陈坤立及妻、子来到台湾，在三弟何康岳父、何遂好友缪秋杰的安排下，先后在台中、高雄国民党盐务机关任职，秘密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1949年4月，吴石将军南下赴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前，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张执一、何康和夫人缪希霞三人在上海霞飞路一个白俄咖啡馆，曾为吴石举办了小型饯别宴。

吴石于8月16日抵台，此前6月，何遂受命已和女儿何嘉以探望在台生活的夫人及次子何世平为名赴台执行秘密任务。随后，何遂与吴石取得了联系，党组织准备安排何世平作为吴石的秘密交通员来传递情报。

位于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公园的何遂、吴石铜像

然而，上海解放后，外电和香港媒体都报道了何世平三弟何康出任上海军管会农林处处长的消息。消息很快传到了台湾，就连何世平的台湾同事都知道他弟弟是共产党高官，还有人公开散布说：“何家弟兄都是老资格共产党员。”

这使何遂及儿女失去了在台湾继续工作的基础，于是党组织急令何遂一家迅速撤出台湾。

曾任农业部长的何康（1923—2021）

在吴石的催促下，1949年9月1日，何家夫人陈坤立携次子何世平一家及女儿何嘉，乘船由基隆返回还未解放的广州，再转往香港。而何遂于9月5日由吴石代买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并亲送其登机离台（此后华东局派遣朱枫与吴石联系）。

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吴石将军于1950年6月10日就义于台北马场町刑场，何遂日后每提到牺牲的吴石将军都声泪俱下，他认为挚友是替自己赴难的。何康后来在纪念吴石的文章中写道：“对这位生死知己的死，父亲怀着复杂难言的隐痛，这伴随了他整个晚年。”

北京福田公墓何遂与吴石墓相伴为邻

很遗憾，我没有找到何世平的生平，也没查到他的更多潜伏资料。只知道何世平从台湾转广州来到香港后，留在华东局香港联络站工作（即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队，工作重点是情报搜集与策反活动）。

1951年，何世平接替万景光担任香港联络站负责人，何世平返沪后由徐懋德担任负责人（1955年7月徐懋德调回国内，华东局驻港联络站完成其历史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何世平还有回忆文章见诸报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再挖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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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鸡独立7Z7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