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摘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下)，成文日期为1962年，出版日期不详)，作者赵子立，当时系国民党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兼第一二七军军长，原标题《我从破坏张轸起义到率部起义的经过》

引子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下)，成文日期为1962年，出版日期不详)，作者赵子立，当时系国民党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兼第一二七军军长，原标题《我从破坏张轸起义到率部起义的经过》

正文

1948年12月，我（时任国民党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副司令官）在安庆和驻在信阳的张轸（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华中“剿匪”副总司令、第五绥靖区司令官）通电话时，张首次对我说明他有和平解放的意图。对此我是同意的，这与我当时的处境和对形势的估计有关。

1948年约7月下旬，我以国民党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名义，率保安第一、第二旅共六个团和两个大队由开封、商丘一带南逃。当时不敢走真线，怕沿一个方向逃窜被解放军截击，于是通过蚌埠一直向西逃，好像要沿淮河南岸直奔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信阳，抵正阳关附近时又突然南转，我想这样就不会被截击。逃至桐城附近时，当地有桂系部队，我始放心，孰料解放军就在桂系部队驻地——大关镇南边设有埋伏。当我率部进入伏击圈后，手部负伤，落荒而逃。此后，我思想上认为解放军无论在战略、战术、战斗力方面都不简单，这仗以后难打了，因之产生怕战和厌战的情绪。

当时我和陈诚、顾祝同的关系是：过去我在第九战区任参谋长是受陈诚系薛岳的控告吃了官司下来的。(原注：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5月13日免除陈诚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的职务，同年12月29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948年5月13日，国民党政府任命顾祝同为参谋总长。薛岳曾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后在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任参谋长是受陈诚亲自打击下来的；我认为，顾祝同当了国防部参谋总长后不会打击我。但我由开封、商丘带出两个保安旅后，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给我请求编一个军，顾不惟不准，反要把我带的这两个保安旅拨补国民党正规军。我认为顾欺人太甚，不能接受。但我的保安第一旅旅长王琛串通顾的国防部第五厅厅长沈发藻和第九十二军军长胡长青（王、沈、胡三人都是陆军大学九期毕业的）(原注：胡长青当时任第九十九军军长。该军当时驻安徽蚌埠，先后属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和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午）。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兼）属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第十七兵团（司令官候镜如）。由此可见，本文之“第九十二军”为第九十九军之误。下同，不再注。)，要把部队拉到第九十二军去。我一路上遭到上、下两方的夹击，虽未把部队搞垮，但十分作难，憋了一肚子气，常想设法报复陈、顾以泄恨，同时希望蒋介石系垮台，桂系能迅速发展。因为过去薛岳控告我失守长沙的时候，桂系白崇禧证明我未负指挥责任；我去第五绥靖区任副司令官，是张轸请求白崇禧派的；这次我把两个保安旅带到安庆，白不仅满意，而且令当时驻安庆的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夏威给我补给，并派船接我的部队去汉口。

至于我同张轸的关系，是不即不离，有感情也有矛盾。因为过去张轸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时，我曾任绥署参谋长，替他活动；他任第五绥靖区司令官时，约我任副司令官，但我到职后却不让我看他司令部的文件；以后我带两个旅由豫东到安庆，半年期间无衣无粮，他不给我发保安经费。比较起来，我对白崇禧近，对张轸远：在张和白一致时，我听张的话；在张和白不一致时，我听白的话。此次在安庆与张轸通电话时，他最后说：“……我有重要的事情，在电话上不便讲，你赶快来信阳面商。”当时我知道张所说的“重要的事情”就是指“和平”。因为我过蚌埠时从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到安庆时从第八绥靖区，先后获悉桂系主和，并了解到河南省参议会已发出反主和的通电。尤其是诸葛曙（夏威的参谋长，和我是陆大同期同学）对我说得清楚：“你不要怕他们（指顾要拨补我的部队事），我们要用‘和平’撵他们滚蛋，我们来干。”当时我想：和平对国家来说是大事，对个人来说何去何从也是大事，不能不仔细考虑。

当时我对时局的估计是；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政权如无国际有效援助，就一定要灭亡；共产党如不受国际特别压力，就一定要成功。我认为：淮海战役后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有的已被消灭，有的正被消灭，此后再无有力部队可用。我还看到：蒋介石多年以来在作战上是极端糊涂和个人独裁，一切重要计划都由所谓“官邸会报”决定；每当解放军发动攻势时，他除了拿棍子打收音机，摔茶杯以外，其他啥办法都没有；只要战事是由他指挥，别说没有可用的部队，即使有也得陆续被消灭；至于政治、经济各方面，更是贪污、无能、自私、腐朽达到极点，国内外早有定评。所以我认为：除了像十月革命后十几个国家联合武装干涉苏俄的历史能在中国重演才有办法外，否则国民党一定要灭亡。至于共产党方面，当时我从自己亲身经历的进犯江西和鄂豫皖苏区战争，尤其是日本投降后在河南境内几次进犯和抗拒解放军的战争中，感到共产党在军事方面确实有一套，不易对付，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已经不是共产党的敌手了。但因共产党当时才占半个中国，还有半个中国在国民党手里，所以我幻想：如果资本主义国家能利用中国这半壁河山，联合向中国出兵，或美国单独向中国出兵，如果苏联不出兵参战，仅中国共产党尚不能独力抗拒；如苏联出兵，就要打起世界大战，当时苏联尚没有原子弹，胜利仍是属于资本主义国家。

此外，在1948年末，淮海战役虽未结束，但胜负已成定局，解放军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因此我估计：在战争指导上，解放军会采取速决战，使国民党军没有时间重建、补充休整和向国际求援，也使国际上没有时间酝酿出兵援蒋的决议；反之，国民党军应采取持久战，争取时间来做出上面解放军所不让做出的事情，但从以往战例来看是做不好的。不过我认为：当时苏联等国是劣势，美、英等国是优势，如果听任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并加入到苏联方面，双方力量的对比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美、英、法等国（尤其是美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决不会轻易地让国民党丢掉整个中国大陆。上述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对我以后的行动影响很大。

就国内形势而言，当时我估计桂系会利用共产党反蒋，共产党会利用桂系反美，因我经过徐州和蚌埠时刘峙曾对我说：“中央有叫白崇禧统指一挥徐州和华中两方面的部队参加徐州方面作战的意思。”“白不同意在这方面指挥作战，除了黄维的部队（因黄维部是蒋、陈的嫡系部队，白控制不住）外，白不放其他部队来参加这方面的作战，李、白是要搞和平的。”这是因为桂系要利用共产党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打垮，再利用国人所渴望的和谈取蒋介石的总统宝座而代之。我认为：在共产党方面，为了使美、英等国在中国找不到合作的对象，有利用桂系的必要；按当时的状况，如桂系领导国民党与共产党和谈成功，国民党内部绝大多数人都会因害怕被解放军彻底歼灭而跟着李、白走和平的道路，这样就可能彻底搞垮蒋介石；至于美国等国家，虽然不想让共产党掌握整个中国政权，但又找不到有力的合作对象，这样美国不仅不能霸占中国的大陆，就连中国的沿海岛屿和台湾、海南岛等也不能霸占。因此，我当时估计：共产党有利用桂系彻底瓦解蒋介石集团，以达到在中国所有的领土上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的可能，同时桂系也有和谈成功的可能。

根据上述估计，我对个人前途有如下的设想：首先，幻想桂系和谈成功后能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认为桂系利用和谈将美、蒋彻底搞垮后，共产党可能对桂系好，在将来的新政权中会给桂系一定的地位。张轸和我是桂系的外围，当时河南尚未全部解放，张轸和我以一个省的地位积极拥护和平，这样虽不敢妄想前途有什么发展，至少自己的政治生命也不会由此断绝，因此必须把持实力作为政治资本。自1948年秋，我以豫东家乡子弟为基干，自己的人、自己的枪组成两个旅，认为这就是自己的政治本钱，跟桂系走和平的道路也能发生一定的作用，不跟桂系走和平的道路更要本钱才能生存。这就是我以后不愿放弃这支部队并拉拢其他部队的主导思想，也是后来和张轸产生矛盾的根源。为此，我自1948年12月到1949年2月，先后去南京、武汉、信阳等地积极活动。

我由安庆去南京是顾祝同派人打电话找我去的，为的是商议编部队的问题。这时我想，大概是顾祝同看我到了安庆系的范围内不能硬截我的部队了，但又不愿让这两个旅投靠桂系。我想利用顾的这种心理，要求他编个军，等编成后何去何从还是由我决定，反正部队在安庆，夏威比刘峙还保险，他无奈我何。我抵南京后会见顾祝同、沈发藻，他们仍是要以一个旅编为第十纵队，让我兼该纵队司令，拨出一个旅给第九十二军。我要求他们编一个军，他们不同意。这时，我的同乡、同学姚升瀛（即后任第一二七军副军长的姚江冷，当时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的处长）对我说：“编军不可能，你把部队带到白崇禧处吧!”这时，我的好友张乃恒（原注：当时任军需署长，后去台湾)(原注：据民国档案资料：国民党政府军政部（1928年设，1946年5月撤销）设有军需署，但历任署长、副署长中均无张乃恒其人；张乃恒曾任国防部（1946年6月设）预算局局长。)更明确地告诉我：“顾对你不存善意，你快把部队带到武汉吧！”他俩的话使我意识到，顾截我的部队固然不可能，但他扣我是可能的。于是，我不辞而别回安庆了。

我从安庆乘船去武汉的前夕，张世希（顾的亲信，曾在第三战区及徐州、郑州两绥署当顾的参谋长。他在陈诚任参谋总长的前夕从徐州往郑州给我打电话鼓励我反陈；到第二天顾决定联陈出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我再和他通电话，他主张听蒋的命令。从此我很讨厌张。)(原注：陈诚于1946年5月31日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顾祝同于1946年5月31日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从芜湖打电话给我，说：“你把部队带到我这里来（那时他发表了皖南方面的第七绥靖区司令官)，咱俩合作，你还不放心吗？甚至扩编为军都不成问题。”我猜想：他们是想先套住我，然后下手。我当然不理他。我临上船去武汉前对诸葛曙说：“昨天张世希打电话劝我不要去武汉，当然我不理他。但东流、马当方面听说还有他的部队，我怕船过那里时他会送我两炮。”诸葛曙说：“你真是胆小如鼠！吓死他们，他们不敢，走吧！”

从我当时的行动上看，与陈、顾似有决裂的决心，其实是巴结不上、无可奈何。尤其我对蒋有留恋之意，认为蒋对我原是好的，但受别人从中破坏。这时我认为，离安庆去武汉跟白崇禧、张轸走和平道路，没有和蒋见面的余地了。因此，我给林蔚打电话说：“你有机会对蒋先生说：我对蒋先生是忠诚的，只是陈诚、顾祝同压迫我太历害了；他们没有能力打共产党，只会摧残自己的人。”

1949年初，我由安庆到汉口去见白崇禧。白对我把部队带到武汉表示很满意。我乘机向白诉说了顾祝同、张世希等如何以软硬兼施的手段要拨补、扣留、使用我带的部队，对白表示我不愿长时间离开他，愿意在他左右“挽救国家的危难”。白说：“蒋无论在政治、经济、人事、作战各方面，都极端自私、专横、无能，国家大事都坏在他手里。现在没有力量了，还打什么仗？只有和谈，大家才有前途。”我说：“蒋、顾对徐州方面作战的指导如此拙劣，既不能战，又不能走。”经过这次谈话，我和白的关系近了一步，但仍未能进人桂系的核心。

我在汉口见白后，就去信阳见张轸。张对我千辛万苦地把部队带来（这两个旅由汉口坐火车开信阳）很满意。我从1月到3月共去信阳两次或三次，其余时间都在汉口我家养伤。张轸也常去汉口，见面谈话的机会很多，彼此都愿谈，啥话都说。兹将有关和平问题的谈话和事件扼要叙述。

张轸说过：“你来得好！蒋介石不成了，我们要和平了，李、白也要和平，不走这条路，没路走。”“河南省参议会刘积学等已发出主和反蒋的通电。(原注：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的这个通电是1948年12月31日在河南信阳发出的，故称为“亥世电”。)共产党也会知道，如果我不同意，这个电报是发不出的。共产党现在会了解我们的态度。”“我们内部朱其平（张的副司令宫）不同意和平，总认为蒋介石有办法。他的看法很错误。龚梦涛（张的参谋长）与军统有关系，也不会跟我们走。我现在劝说他们，如果他们将来实在不同意，我们给些钱让他们走。”

有一次我在信阳时，武汉和平使者李书城由汉口公开经信阳北上与共产党联系。(原注：1948年，李书城等人在湖北发起“和平运动”，成立和平促进委员会，得到湖北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白崇禧出于通蒋下台的目的也一度表示支持。李书城曾带着白崇禧写的信去河南解放区见刘伯承等解放军将领。)张轸在信阳设宴招待李，可见张对和平确实是很拥护的。

有一次张轸对我说：“李、白和我们主张和平，如果蒋的嫡系部队反对时，我们就打它。”我说：“打陈诚那个狗东西！”他说：“我们不打胡琏的十八军（因胡归第五绥靖区指挥时间很长，与张和我相处均好），我们去江西打方天。”(原注：1944年起，胡琏先后任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整编第十一师师长、整编第十八军军长等职。1948年，胡琏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所辖第十八军军长是杨伯涛。同年12月15日，该兵团在安徽省宿县（今宿州市）双堆集被人民解放军全歼。1947年4月，方天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协助陈诚指挥作战。1948年任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1月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等职。)

另一次他对我说：“我们搞和平，不能让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在此地。”说着就拿笔下条子驱逐他们。这件事当时似未实现，我估计可能是因朱其平的反对而中止了。朱是张的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在张未酝酿和平以前对张是言听计从的。他们不让我看第五绥靖区的一切文件，是在张酝酿起义前期主要反对分子朱其平和范绍尧（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委员）二人的主张。

还有一次，张叫我说服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跟他一起走和平的路。我尽力劝鲁，但鲁不同意，还主张不得已时退至滇越边境。鲁说：“就是实行无政府主义，也不实行共产主义。”

总之，在这期间，我看李宗仁代理了国民党政府总统，有和平的希望，并且认为我在安庆所作的估计可能实现。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下)，成文日期为1962年，出版日期不详)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