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与弟弟陈家明一左一右站在父亲的遗像前，接受着前来吊唁的亲友们的慰问。

＂我不缺钱，弟弟这是干啥？＂我推开他的手，葬礼上众目睽睽，多尴尬。

＂哥，收下吧。＂他执意把信封塞进我口袋，眼里含着我读不懂的东西。

那是1994年初春，父亲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我们。

乍暖还寒的风裹着细雨，打湿了灵堂前的白幡。

我与弟弟陈家明一左一右站在父亲的遗像前，接受着前来吊唁的亲友们的慰问。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记忆却如潮水般涌来。

我叫陈家顺，比弟弟大七岁，今年三十有五。

八十年代初，我高中毕业时一举考上了省城重点大学中文系。

那年月能考上大学是何等光彩的事，十里八村的人都来我家道贺，村广播站还专门播了消息。

父亲是镇上供销社的会计，那时候戴着黑框眼镜，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上下班，在当地也算是体面人物。

母亲在公社小学教语文，是远近闻名的女先生，总是穿着藏青色的确凉衬衫，衣兜别着钢笔。

在那个还有粮票布票的年代，我们家条件算是不错的——砖瓦房，缝纫机，收音机，甚至还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院子里栽着月季和石榴。

弟弟小我七岁，从小就聪明伶俐，眼睛大大的，嘴巴甜，谁见了都喜欢。

但我与父亲的关系却一直不太融洽，像隔着一层若有若无的窗户纸。

他性格严肃，对外寡言少语，对内却事事过问，尤其对我这个长子要求极严。

＂长子长孙，将来顶门立户，不严不行。＂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记得高三那年冬天，我迷上了篮球，常常放学后与同学在学校的土操场上打到天黑。

那天回家晚了，推开家门，饭菜都凉了，煤油灯下父亲脸色阴沉。

＂现在学习不抓紧，将来有你后悔的。＂他放下筷子，指着墙上贴的＂宁可累死在高三，也不能后悔在高考＂的标语。

我不服气：＂打个球怎么了？整天学习学习，人都僵了。＂

他二话不说，拿起门后的竹扫帚就朝我腿上抽。

母亲心疼我，上前阻拦，被父亲一把推开：＂你别护着他，不管教，将来能成什么样？＂

那一夜我躺在冰凉的土炕上，听着隔壁房间父母的争吵声，心里酸涩难当。

＂你对老大太严厉了，孩子也需要放松。＂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

＂严师出高徒，我不严厉，谁来管他？你看隔壁李二家的儿子，整天疯玩，现在还不是去拖拉机站当学徒工？＂父亲的声音低沉而固执。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时，发现书桌上多了一双新球鞋，是当时很流行的回力牌，一看就知道是父亲趁集市从县城带回来的。

我愣住了，心里五味杂陈，父亲已经去上班，我没机会道谢。

考上大学后，我寄宿在省城，与父亲的直接冲突少了，但心里的隔阂并没消减。

每次写家书，总是给母亲和弟弟写得多，给父亲只有寥寥数语。

大学期间，我每学期都回家一次，坐着绿皮火车，提着行李走回家，路上要大半天。

每次回家，父亲总是先问学习，再问生活，一板一眼，像查户口。

＂大学不比高中，别以为考进去就万事大吉。＂他总这样说，然后掏出皱巴巴的钱，塞给我做生活费。

那时乡镇企业刚兴起，供销社的效益开始下滑，但父亲从不说家里困难。

大学毕业后，1987年，我被分配到省城一家国营出版社工作，每月四十多块钱工资。

两年后，赶上改革开放的浪潮，我辞了铁饭碗，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书店。

九十年代初，随着私营经济逐渐活跃，我的书店扩大成了文化用品批发部，生意越做越大。

我很少回家，即使春节回去，也是匆匆两三天就走。

每次回家，父亲总是问这问那，指手画脚，仿佛我还是那个需要他管教的孩子。

＂你那生意靠谱吗？＂——这是他见我第一面必问的话。

＂小心别被人骗了。＂——这是他送我出门必说的话。

＂钱多了别忘本啊。＂——这是他的口头禅。

这些话在我听来总是刺耳，像是不信任，也像是瞧不起我做的事业。

弟弟不一样，他对父亲从不顶嘴，总是笑嘻嘻地应着，像春天里的一汪水，让人舒心。

我与弟弟的感情一直很好，从小到大都是我罩着他。

他聪明，学习好，初中毕业那年以全镇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父亲高兴得破天荒开了一瓶二锅头，给左邻右舍都倒了一杯。

可就在他高三那年，意外发生了。

弟弟在一次篮球比赛中摔断了腿，需要手术。

那是1991年，父亲已经从供销社调到镇政府当了文书。

那时候家里刚给我攒了一笔学费准备去职工大学进修，全都用在了弟弟的手术费上。

父亲四处奔波，找了镇长开介绍信，把弟弟送进了县医院骨科。

那段日子，父亲每天早出晚归，骑着自行车去十里外的县医院照顾弟弟。

中午吃的是从家里带的冷馒头，晚上就睡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

一个多月下来，他瘦了一大圈，原本黝黑的脸色变得蜡黄，鬓角的白发一下子多了起来。

弟弟伤好后复学，但因错过了大半学期，高考只上了个地区师专。

我能感受到父亲的失望，看着他对着弟弟的录取通知书发呆，眼里有说不出的落寞。

＂没事，能上专科就不错了，好好学，将来当个小学老师挺好。＂父亲拍拍弟弟的肩膀说，声音里有掩不住的疲惫。

弟弟毕业后在县教育局找了份文书工作，每月工资一百多，勉强糊口。

我时常接济他一些，寄钱回家，但他总是很坚持，说自己能行。

＂哥，你的钱不容易，我自己能过。＂电话里，弟弟的声音硬邦邦的，倔强得很。

转眼到了九十三年，国企改革大潮席卷全国，下岗潮开始涌现。

我的生意渐入佳境，在省城的印刷一条街上颇有些名气，有了些积蓄，便在单位分房时买了套两室一厅的楼房。

那时候，父亲所在的镇政府也不景气，经费紧张，有时候发不出全额工资。

父亲年过五十，身体大不如前，常常感冒咳嗽，却舍不得去医院。

母亲已经退休在家，每月退休金只有一百多，家中经济条件每况愈下。

我虽然常常汇钱回家，但父亲总是推说不需要。

＂我们又不缺吃喝，你自己留着用吧，年轻人要多攒点钱，将来娶媳妇、买房子都要钱。＂每次电话里，父亲总是这样说。

我知道他是嘴硬，便托弟弟帮我照看老两口，每月偷偷塞些钱给他们。

＂爸妈嘴上说不要，但上个月交电费时，我看到他们把家里的电视机都停了，省钱呢。＂弟弟在电话里悄声对我说。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阵刺痛，却也拿父亲的固执没办法。

1993年冬天，辽东的寒风呼啸，室外白雪皑皑。

我忙着一笔教材印刷的大生意，有个多月没给家里打电话。

那时候手机还是稀罕物，我刚买了一部大哥大，整天揣在怀里，就是不知道该往家里打什么电话。

直到腊月二十九那天下午，正在我指导工人装箱发货时，印刷厂的前台小姑娘跑来说：＂陈总，您弟弟的电话，说很急！＂

我的心咯噔一下，赶紧接电话。

＂哥，爸住院了，心脏有问题，你快回来吧。＂弟弟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连夜乘长途汽车赶回县城，凌晨三点多才到县医院。

病房里，母亲趴在床边打盹，弟弟站在窗前发呆，而父亲，躺在窄小的病床上，脸色苍白，插着氧气管，看上去消瘦得不成样子。

＂爸，您怎么不早说身体不舒服？＂我责备道，心里又气又疼。

父亲摆摆手，艰难地摘下氧气面罩：＂咳咳...小毛病，不碍事。你忙你的去吧，家里有你弟弟呢。＂

他的声音比我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要虚弱，眼睛却依然有神，直勾勾地看着我。

医生说是心肌梗塞，差点没挺过来，需要长期休养和吃药控制。

＂不能情绪激动，不能劳累，药物必须按时服用。＂医生叮嘱着。

那个春节，我留在了家里，帮母亲收拾屋子，陪父亲说话。

家里的老房子还是我小时候住的那套，青砖黛瓦，木质结构，冬天阴冷潮湿。

墙角的老式木柜上摆着我和弟弟的奖状，都泛黄了；客厅的墙上挂着我大学毕业时全家的合影，照片已经褪色。

院子里，父亲种的石榴树依然挺立，只是枝干更粗壮了，冬天里光秃秃的，显得有些孤寂。

除夕夜，我们一家四口围坐在炕上，盖着大红色的棉被，吃着团圆饭，看着春晚。

父亲难得地喝了两杯米酒，脸色红润了些。

他看着电视里的歌舞升平，忽然感慨道：＂国家越来越好了，你们兄弟俩也都有出息，我和你妈就满足了。＂

我听了这话，心里一酸，想起这些年对父亲的怨气和不理解，忽然觉得自己太不懂事了。

＂爸，我准备在县城买套新房子，您和妈以后就住新房子，冬天暖和，也方便看病。＂我提议道。

父亲摇摇头：＂老房子住惯了，搬来搬去折腾啥。＂

＂陈书记，春节快乐啊！＂门外传来喊声，原来是村里的几个老人来给父亲拜年。

我这才知道，父亲退休前是镇里的文书组长，大家都尊称他＂陈书记＂。

＂陈书记腿脚不方便，我们来看看。＂一位白发老人笑呵呵地说，手里提着两瓶二锅头和一袋花生米。

＂来来来，坐下喝两盅。＂父亲高兴地招呼着，像是忘了医生的叮嘱。

看着他们围坐在一起，说着镇里的变化，村里的趣事，我突然意识到，这才是父亲的世界——他熟悉的人，熟悉的地方，和他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土地。

春节后，我本想多留几天陪父亲，但生意上的事情催得紧，只得匆匆返回省城。

临走那天，父亲硬是从柜子里翻出一条崭新的围巾，说是去年从县城百货大楼买的，一直没舍得戴。

＂你到省城，早晚温差大，围上吧。＂他笔直地站在我面前，像个执勤的老兵。

母亲在一旁抹泪：＂常打电话回来，有空就回来看看，你爸整天念叨你。＂

＂知道了，妈。＂我点点头，喉咙发紧。

父亲送我到村口的公路边，看着我上了长途车，一直站在那里，目送班车远去。

我从后窗望去，看到他的身影在寒风中渐渐变小，直到消失在视野中。

谁能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父亲。

正月十五刚过，我正在文具批发市场谈一笔新生意，口袋里的大哥大突然响了。

＂喂，哥...＂弟弟的声音哽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的心沉了下去：＂出什么事了？＂

＂爸...爸走了，突发心梗，抢救无效...＂

电话那头，弟弟失声痛哭。

我如遭雷击，连夜赶回老家，看到的却是父亲安详的遗容和母亲哭红的双眼。

＂他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母亲抹着眼泪说，＂前天晚上他还说想你了，问你什么时候有空回来看看。＂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插进我的心里。

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来，在我心里筑起的那堵墙，或许只存在于我这一边。

父亲已经穿上了他那套灰色的中山装，那是他最郑重的衣服，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去县城开会才穿。

他的脸上没有痛苦的痕迹，如释重负般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

葬礼按照农村的习俗办理，乡亲们纷纷前来吊唁，村里的广播站还播了讣告。

我这才知道，父亲在当地很有威望，不少人都受过他的帮助。

＂你爸当年给我家贫困户指标，要不我闺女上不起高中。＂一位大娘抹着眼泪说。

＂陈书记帮我写申请书，我家才拆掉危房盖了新房。＂一个老汉握着我的手说。

听着乡亲们的话，我心中愧疚难当，原来我对父亲的了解如此之少。

葬礼那天，阴云密布，寒风凛冽。

亲朋故旧都来了，连县里的领导也派人送了花圈。

我和弟弟站在灵堂前接受吊唁，空洞的哀乐声中，我的心如刀绞。

人群散去后，弟弟悄悄拉我到一旁，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我。

＂这是啥？＂我疑惑地问。

＂爸留给你的。＂弟弟低声说，眼圈通红。

我不解地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叠发黄的纸张和几张陈旧的人民币。

纸张最上面是父亲歪歪扭扭的字迹：＂家顺，这是爸这些年给你攒的钱，本想等你结婚时送给你，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现在给你，希望你不要嫌少。＂

我翻开下面的纸张，竟是我从上大学起的每一笔开销记录：学费、生活费、买书的钱、回家的车票钱……所有细节都一一记录在案，连我大一时买的那件呢子大衣多少钱都清清楚楚。

最后几页记录的是我工作后寄回家的每一笔钱，父亲都原封不动地存了起来，一分没动。

最令我震惊的是，每笔记录旁边都有父亲的小批注：＂家顺寄的钱，他自己不容易，不能动。＂

最下面一页写着：＂家顺出息了，有能力了，不需要我们的钱了。但这些钱是他应得的，一定要还给他。老话讲，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手中的纸张被泪水打湿。

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父亲严厉的外表下，藏着多少对我深沉的爱。

＂爸从没动过你寄回来的钱，＂弟弟的声音哽咽，＂他说那是你辛苦挣的，不能浪费。他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没舍得花你的钱。＂

＂那他们这些年怎么过的？＂我颤抖着问。

＂就靠爸妈的工资和退休金，＂弟弟擦着眼泪，＂爸生病这段时间，医药费花了不少，都是东借西凑的。我工资低，帮不上多大忙，爸也不让我告诉你，说不想让你担心。＂

冬日的阳光穿过云层，落在父亲的灵堂上。

我一步一步走到父亲的遗像前，双膝一软，扑通跪了下来。

＂爸，儿子不孝...＂我的声音梗在喉咙里，泪如雨下。

这些年，我以为自己多么孝顺，每月按时往家里寄钱。

却不知道，父亲宁可自己过苦日子，也要把我的钱一分不少地留着。

而我，却因为些许年少时的不愉快，对父亲心存芥蒂，疏于陪伴。

院子里的老槐树在风中摇曳，落下几片枯黄的叶子，飘到了父亲的遗像前。

雪片般的悔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想起父亲送我上学时佝偻的背影，那年他才四十多岁，却已经驼背了。

想起他在我考上大学时罕见的笑容，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开怀。

想起他在我创业初期的叮嘱与担忧：＂别被骗啊，现在外头什么人都有。＂

所有这些，都是爱的表达，只是我从未真正读懂。

丧事办完后，我休了长假，留在老家陪母亲。

晚上，我和弟弟整理父亲的遗物。

在他的床头柜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旧皮箱。

弟弟翻出钥匙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我从小到大的照片、奖状、成绩单，甚至还有我寄回家的每一封信。

我稚嫩的钢笔字迹在发黄的信纸上依然清晰可见：＂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在学校一切都好，请不要挂念...＂

＂爸经常拿出来看，＂母亲抹着眼泪说，＂每次看你的照片，他都说＇我儿子出息了＇。有客人来，他总要拿出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给人看。＂

弟弟从箱子底部找出一个笔记本，递给我：＂哥，你看这个。＂

我翻开泛黄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从我出生那天起，父亲对我的每一份期望和担忧。

＂1959年11月8日，家顺出生了，七斤六两，很健康。我和他妈妈太高兴了，盼着他快快长大，将来有出息。＂——这是第一页的内容，字迹工整有力。

翻到高考那年的记录：＂家顺考上大学了，是我陈家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将来一定有出息，我虽然管教严厉了些，但都是为了他好啊！今天买了两斤猪肉，炖了红烧肉给他补补。＂

再往后翻，看到了我大学毕业那年的记录：＂家顺毕业了，分到了好单位。他现在不太爱回家了，可能还在怪我以前对他太严厉。其实我就是嘴笨，不会表达，心里多么为他骄傲啊！＂

最后几页，记录的是我创业后的点滴：＂家顺在省城买房子了，说要接我和他妈过去住。我们哪能去添他的麻烦？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在老家挺好的。只要他过得好，我就满足了。＂

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

原来，我一直误解了父亲。

他不是不爱我，而是爱得太深沉，太笨拙，不善表达。

而我，却因为些许芥蒂，浪费了与他相处的宝贵时光。

葬礼后的第三天，我和弟弟带着母亲去了趟县信用社。

父亲的存折上，竟有两万多元——在九十年代初，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是你爸这些年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柜员笑着说，＂老陈同志隔三差五就来存钱，说是给儿子攒的。＂

我和弟弟面面相觑，心中既感动又心酸。

＂这钱怎么处理？＂柜员问。

我看了看弟弟和母亲，坚定地说：＂全部取出来，一部分给弟弟添置婚房，剩下的给母亲养老。＂

母亲摇头：＂你爸的意思是都给你...＂

＂不，妈，＂我打断她，＂爸活着的时候，我给他的太少了。现在，这钱应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从信用社出来，走在县城的水泥路上，春风柔和，吹拂着路边初绽的柳芽。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和弟弟去河边钓鱼的情景。

那时的他，身板硬朗，眼神温柔，教我们如何下钩，如何等待，如何在对的时机收线。

＂钓鱼和做人一样，＂他说，＂要有耐心，要懂得等待，更要懂得什么时候该放弃，什么时候该坚持。＂

如今想来，父亲的一生，不正是这样的坚守与等待吗？

他等待着我们兄弟长大成人，等待着我们能理解他拙劣表达下的深沉爱意，等待着有一天，我们能懂得他所有的严厉与固执，都是爱的另一种表达。

回到家里，我在父亲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一封未寄出的信。

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和地址，邮票都贴好了，就是没寄出去。

颤抖着打开信封，里面是父亲熟悉的字迹：＂家顺：你好！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挂念。昨天电视上说，做生意要注意合同陷阱，你要多留个心眼。妈妈腰不太好，但不要紧。你弟弟工作挺稳定，就是工资低点。你自己多保重，天冷加衣服。——爸爸 1993年12月10日＂

信纸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写了又觉得啰嗦，怕打扰你工作，还是不寄了。＂

我捧着这封信，泪流满面。

这就是父亲，爱在心里口难开，关心则乱，笨拙又真诚。

父亲去世后的第七天，我决定暂时不回省城，留在老家，陪母亲和弟弟一段时间。

那段日子，我整理了父亲的全部遗物，读完了他所有的日记和笔记。

透过那些泛黄的纸页，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父亲——内心柔软，充满爱意，只是不善表达。

晚饭后，我常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心中百感交集。

弟弟端着两杯茶走过来，递给我一杯，自己在旁边坐下。

＂哥，其实爸一直很为你骄傲，＂他轻声说，＂只是他不善于表达。每次村里人问起你，他总是挺起胸膛，说他儿子在省城做生意，有车有房，多有出息。＂

我苦笑着摇摇头：＂可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他知道你忙，＂弟弟拍拍我的肩膀，＂他常说，家顺有本事，比我们强，将来是要做大事的人。＂

我们兄弟俩并排坐着，望着天上的星星，一时无话。

远处传来收音机里的戏曲声，是父亲生前最爱听的评剧。

＂记得爸教我们钓鱼时说过的话吗？＂弟弟忽然问。

我点点头：＂＇钓鱼和做人一样，要有耐心＇。＂

＂不只是这个，＂弟弟笑了，＂他还说过，鱼儿吃不吃饵，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父子在一起的时光。＂

我愣住了，这句话我竟然没有印象。

＂那时候你总是心急，钓不到鱼就烦躁，爸就教训你来着。＂弟弟回忆道。

月光下，弟弟的脸庞与父亲年轻时惊人地相似。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坐在我身边，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孩子，别怕，爸爸一直在。

我掏出钱包，从里面取出那张父亲与我的合影——那是我大学毕业那年唯一的一张合照。

照片上，我笑容灿烂，而父亲则是一脸严肃，却又掩饰不住眼中的骄傲。

＂家明，你还记得爸小时候教我们的那句话吗？＂我问。

弟弟望着夜空，轻声回答：＂＇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

＂是啊，＂我点点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记得。只是没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告诉他，他的教诲我一直铭记在心。＂

夜色渐深，院子里的老槐树沙沙作响，仿佛是父亲温柔的低语。

我知道，有些遗憾无法弥补，有些话来不及说出口。

但从今往后，我会用行动证明，父亲的爱与教诲从未白费，他的精神会通过我们兄弟俩，继续传承下去。

第二天清晨，雾气笼罩着小小的院落，我起得很早。

院子里，母亲正在侍弄她心爱的月季花。

看到我，她露出疲惫却温柔的笑容：＂起这么早？＂

＂妈，以后您和弟弟就搬到省城去住吧，和我一起。＂我直截了当地说。

母亲摇摇头：＂我们在老家住惯了，不想折腾了。再说，你有自己的生活，不用管我们。＂

＂不，妈，＂我坚定地说，＂咱们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我已经错过了太多和爸爸相处的时间，不想再错过和您在一起的日子。＂

母亲眼圈红了，沉默良久，终于点点头。

整理行李时，我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小木盒。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旧怀表——那是爷爷留给父亲的唯一遗物。

父亲生前最珍视这块表，从不离身，每天早晚都要擦拭一遍。

盒子底部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留给家顺，希望他记住，时间不等人，珍惜当下的每一刻。＂

我捧着怀表，泪如雨下。

父亲走了，却把最宝贵的东西留给了我，还有他最后的叮嘱。

表盘上的指针仍在滴答走动，仿佛是父亲的心跳，从未停止。

一个月后，我把母亲和弟弟接到了省城。

为了方便照顾母亲，我卖掉了原来的房子，在市中心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大房子，离医院和公园都很近。

弟弟也辞去了县里的工作，在我的公司做了采购主管。

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不再像从前那样拼命工作，而是学会留出时间陪伴家人。

每天晚饭后，我都会和母亲、弟弟一起喝茶聊天，听母亲讲述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

＂你爸其实是个很感性的人，＂母亲说，＂他写了很多信给你，但都没寄出去。他怕你嫌他啰嗦，怕打扰你的生活。＂

听着这些往事，我心中既温暖又酸楚。

原来父亲和我一样，都有说不出口的爱，都有表达不出的情感。

＂你知道吗，你爸每次看到你寄回来的照片，都会偷偷抹眼泪。＂母亲说，＂有一次，你寄回的照片里，你站在你公司门口，穿着西装，他看了好久，然后说：＇家顺终于不用受我的气了，他过得比我强多了＇。＂

我沉默了，心中翻涌着无尽的复杂情感。

弟弟在省城找了新工作，日子渐渐好起来。

第二年，他和县城一位小学老师相恋，我们一家为他操办了婚礼。

婚礼上，看着弟弟幸福的笑容，我不禁想，如果父亲在场，该有多好。

我们兄弟俩的关系比以前更亲近了，常常一起回老家看望父亲的坟墓，一起忆起儿时与父亲相处的点滴。

每年父亲的忌日，我都会带着全家人回老家祭拜。

站在父亲的坟前，我总会想起那个信封，想起那些发黄的纸张上记录的点点滴滴，想起父亲那双粗糙却温暖的手。

时光荏苒，转眼又是十年。

1994年的那个春天仿佛就在昨日，而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

如今，我已为人父，有了自己的孩子。

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我更加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心情。

有时候，我也会对孩子严厉，但我会确保他们知道，在严厉的背后，是我深沉的爱。

我经常给孩子们讲述他们的爷爷的故事，告诉他们爷爷虽然没能见到他们，但一定会为他们骄傲。

每当夜深人静，我会取出父亲的怀表，听着那滴答的声响，仿佛能听到父亲的心跳。

时间流逝，但爱永不消逝。

父亲离开了，但他的爱和精神一直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在我们的行动中延续。

＂爸，您放心，我懂了。＂我轻声说，＂您的爱，我都懂了。＂

窗外，春风拂过柳枝，月光如水般倾泻而下。

在这宁静的夜晚，我仿佛看到父亲站在远处，向我微笑点头，然后转身，渐行渐远，融入那片星光之中。

来源：活泼葡萄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