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对翻译文化研究进行历时梳理基础上指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问题”可分为“文本际”“文本外”和“文本后”三类：文本际研究关注翻译内部发生的文化含义或色彩转换，文本外研究着眼于翻译外围各类社会文化语境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文本后研究则聚焦翻译后产品在目标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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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瑞
摘要：本文在对翻译文化研究进行历时梳理基础上指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问题”可分为“文本际”“文本外”和“文本后”三类：文本际研究关注翻译内部发生的文化含义或色彩转换，文本外研究着眼于翻译外围各类社会文化语境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文本后研究则聚焦翻译后产品在目标语社会文化中所产生的影响与效果，三者共同构成翻译研究中的翻译文化系统。作者提出，翻译文化研究应当精准定位，遵循系统观、整体观和融通观三原则。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问题；文本际；文本外；文本后
0引言
从表层看，翻译是不同语言或文本之间的转换活动，但从深层看，它更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方式与途径。因为翻译不仅可促成源语语言、文化、文学、思想等向目标语传播，增进目标语文化对源语文化的认识，同时也会对目标语语言、文化、文学、思想等产生一定影响，是一种互惠行为。Koller(1979/2004：59)指出，从广义上，翻译始终是一项文化工作，从狭义上，翻译则是一项语言工作，是一种与他人合作并在自己文化中与自己的语言一起进行的工作，因此翻译任务是一项交际挑战，必须从文化接触和语言接触两方面来看待。由此可见，翻译活动中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Toury(2012：20)将翻译视为目标语中的“文化事实”(cultural facts)。意在说明，翻译行为及其产品在目标语中所发挥的社会文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目标语文化所赋予它们的。
翻译中对文化问题(cultural issues)的关注由来已久，古今中外诸多翻译理论都对文化问题有所关照，但这些理论中讨论的文化问题是一回事吗？不同理论框架下所讨论的文化问题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如何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问题进行更系统地讨论？本研究认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问题，不仅包括语言层面所蕴含的文化含义或色彩，也包括翻译活动所处语境中影响翻译活动的各类社会文化因素，还包括翻译活动或产品在目标语文化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这些均是翻译研究应关注的“文化问题”。基于此，本文拟对翻译研究中涉及的“文化问题”从不同视角加以梳理，并尝试构建一个翻译文化研究框架，供未来研究借鉴。
1翻译研究中“文化问题”的层级性
“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而复杂的概念，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371-1372)。文化也表现出一定的层级性和系统性。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整体文化包括：(1)社会风俗、行为习惯、实践风格；(2)规则规范体系；(3)社会(共同体)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4)核心价值或基本理念等四个层面(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编辑委员会 2021)。人类学则将一系列不能归因于基因遗传的人类现象统统归入“文化”这一范畴。
由此可见，一方面，文化几乎涵盖人类生活方方面面，表现出一定共性。另一方面，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其各自文化也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不同文化共性与个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翻译中“文化问题”所关注的对象，同样表现出一定的层级性和系统性，具体可包括文本际(inter-textual)、文本外(extra-textual)和文本后(post-textual)三类文化问题，三者共同构成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文化系统(translational cultural system)。在讨论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对涉及的文化问题进行准确定位，才能采用正确的方法与对策精准解决此类问题。
1.1 文本际文化问题
文本际文化问题(也称语言内文化问题)是指具体翻译实践中，原作文本/语言层面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在面对不同目标语文化时，应如何进行转换的情况，这是译者首先要关注的问题。语言学取向的翻译研究以语言对比为基础，关注翻译中的各类“对等”问题，其中不可避免会涉及不同文化对等与否的问题。通常认为，不同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对等关系，折射到语言层面，即语言所负载文化信息在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不对应问题。根据Koller(1979/2004：59-60)，每个文本都根植于特定交际背景即文化中，并且不同文化中的文本生成与接受规范亦存在差异，交际背景彼此间差异越大，译者面临的交际挑战就越大，因此译者必须设法弥合这种交际背景的差异。
具体而言，此类文化问题聚焦源文本本身所构建的文化信息，译者的职责即在目标语文化中呈现源文本的文化信息，传达“译内”之力。例如，Nida提出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策略，是针对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形式对等(formal correspondence)策略会在文化层面引起误会，或达不到成功交际目的情况下，译者可选择改变原文中的文化意象，以目标语中类似的文化意象加以替换，使译文在目标语读者身上产生的效果与原作在源语读者身上产生的效果相似，即“等效”。这里，动态对等策略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译文接受者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译文的可接受性，更关注译文所传递的文化信息在接受者身上产生的影响(Nida & Taber 1969：22)。对文化问题的这一关注视角，使动态对等策略与翻译实践密切相关。
除动态对等策略外，Venuti(1995)提出的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是应对语言内文化问题的又一种策略。所谓归化，即译者在译文中采用目标语读者更容易接受的话语方式，将原文中的文化信息传达给读者，有时会以牺牲原文的文化意象或形式元素为代价。异化则相反，指译者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文化意象或形式元素，使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以一幅 “陌生”面孔呈现，让读者更多领略外来新鲜的“异域”文化。
Appiah(1993/2021：349)针对文学翻译中用于文学教学的“学术性”翻译类型，提出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的概念，此种翻译通过大量注解和注释，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中，从而帮助目标语读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译文与原作在文化层面的联系，助力读者理解原作。Hermans(2020：588-589)认为，厚翻译不大关注译文在新环境中的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而是更尊重原始话语及其上下文的完整性。也就是说，译文尽管从语言层面可达到充分型译文的标准，却并不一定能够使目标语读者达到有效的理解，因为脱离了源语言文化语境，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完整性就遭到了破坏。因此借助厚翻译，可重新建立译文与原文语言文化背景之间的联系，保证信息传递的完整性和有效性。Cheung(2007：32)将厚翻译作为一种表达跨文化概念翻译的有效翻译方法，在Cheung看来，翻译是一种文化表征，而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交流，其所表征的是整体文化身份，厚翻译可以为文化表征带来深度和广度，也有助于塑造一种文化的多面性和多层次身份。
由以上可见，对翻译中文本际文化问题的关注焦点，在于源文本文化信息在向目标语传递过程中涉及的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与再语境化、信息增益与信息删减、尊重源语文化与尊重目标语读者接受等矛盾，以及译者针对这些具体问题所采取的翻译策略。除上述动态对等、归化与异化、厚翻译外，还包括文化适应(cultural adaptation)、文化借用(cultural borrowing)、文化替代(cultural substitution)、文化移植(cultural transplantation)、文化换位(cultural transposition)等宏观或微观策略与方法。限于篇幅，此处不作赘述。
1.2 文本外文化问题
20世纪初，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开始关注语言、语言使用者与外部世界之间关系，发生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文社科领域出现了将文化概念以及意义、认知、情感和符号概念置于方法论和理论焦点中心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文化研究开始成为人文社科研究的热门话题，尤其在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文化视角的研究备受关注。受这一风潮影响，文化转向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翻译研究中兴起。1990年，Susan Bassnett和André Lefevere合作编辑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成为翻译研究领域文化转向的标志。这本论文集展示了翻译研究中的一种革命性转变，即从关注文本/语言转换的形式主义讨论，转向关注更广泛的语境、历史和传统等影响，或限制翻译行为/活动以及影响译本生成的种种文本外因素。
Bassnett和Lefevere(1990：Preface)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重写。所有的重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并因此操纵文学以特定方式在特定社会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翻译现象，不应仅将其视为一种语言/文本转换活动，更应将其作为发生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事件(event)。不应仅关注译文是否忠实于原作，或在语言/文本各个层面与原作对等与否，而更应关注哪些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翻译活动，使得哪些文本被翻译进来，促使译者做出特定决策，使译文以特定方式呈现。此类认识将翻译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关注“译外”之力。纵观翻译的历史，不忠实或不对等的译文往往在目标语文化中占据一定比例，亦可在目标语文化中发挥相当作用，此种不忠实或不对等的程度通常也是由目标语文化需求及其对翻译的认识所决定。
Lefevere(1998：13)指出：“简言之，翻译实践是一种文化为应对所谓‘他者’(the Other)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因此翻译策略的发展变化能够很好地说明我们所应对的社会类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应关注，在特定文化的特定时期，哪些人做翻译？做了哪些翻译？他们如何进行翻译？其目的何在？谁选择了所要翻译的文本？哪些人还介入了翻译活动？对翻译活动产生了何种影响？翻译文本是以何种形式呈现？为什么会如此呈现？
根据文化翻译学派的思想，将翻译作为文化事件的考察，可从如下一些方面入手：第一，翻译活动赞助人(patron)、委托翻译或出版翻译的个人或机构。翻译活动的发起者或赞助人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其所认可的翻译，也可以阻止其不认可的翻译活动。同样，出版商也可根据本行业对翻译作品呈现方式和读者期待的认识，对译作进行一定介入，造成出版的译作与译者本人译本存在一定差异。第二，意识形态(ideology)因素对翻译的塑造。翻译并非发生在真空里，而总是处于一定文化时空内，因此译者对其自身及其文化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翻译方式。译者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会影响其选材，影响对原作的理解和诠释，他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选择特定方式来表达原文中的概念或意义，从而使译文呈现出特定的意识形态偏向。译者也可能受其立场影响，选择特定译文形式来表达特定观点，译者个人的社会背景也会影响其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第三，诗学(poetics)因素，即某一文化对特定艺术形式的认识。译者往往会根据本民族文化对特定文学艺术形式的认识来重新诠释原作，目的在于满足目标语读者期待，以确保译文能够真正被阅读。例如，同样讲一个故事，不同文化讲故事的方式存在一定差异。也就是说，叙事方式会因对叙事的认识不同而不同，翻译当中同样应当关注此类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差异。
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还借鉴了女性主义(feminism)、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的一些思想，将其作为翻译研究的视角，关注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不平等话语方式、话语背后的权势关系、自我与他者关系、意识形态因素、意义不确定性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均反映了外部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与影响，促成译本以特定方式呈现，而这些都是以往翻译研究较少关注的问题。从这些视角出发的讨论，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丰富了翻译学研究方法，提高了翻译研究的学科交叉性，推动翻译研究向前发展。
此外，就文本外的翻译文化问题，研究者还借鉴并发展了一些研究范畴，如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同化(assimilation)、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等，这些范畴为研究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提供了多元化视角。其中，文化适应是指两种不同文化在长期接触过程中，一种文化的某些方面被纳入另一种文化，并进行调整和适应的过程或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文化群体之间，从本质上维持着一种相对平等和互惠的关系。相对而言，同化现象则是文化适应的一种形式，即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一种文化进入处于支配地位的另一种文化，并且被改变以适应支配地位的文化。而陌生化则是指译文在目标语中的呈现，尽可能保持源语言文化的异质性，从而带给读者一定的审美差异。
民族中心主义则是指从自我文化的角度审视和接受外来文化，并且接受者通常会认为，自己的种族、民族或文化群体及其文化优于其他群体，因而会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对翻译作品进行评价、衡量、阐释与呈现，将其“译入语化”。可见，对语言外文化问题的研究更注重翻译活动对原作的操控(manipulation)，即针对翻译是重写的认识，对从原作到译作的变化从宏观与微观做出解释。
1.3 文本后文化问题
翻译研究除应关注文本/语言本身涉及的文化问题，以及文本/语言外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与影响外，从传播的视角还应关注翻译产品在目标语文化中的接受与影响，聚焦这一过程中涉及的种种文化因素，以及翻译产品的社会文化功能，即文本后的文化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一视角下我们需要跳出“翻译”来看“翻译”，关注翻译的“译后”之力。如特定时期翻译活动对目标语语言、文学、文化、学科、思想等方面的影响，特定作品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历时译介与接受，翻译对目标语文学传统和文学发展的作用，翻译推动目标语社会发展的作用，以及翻译如何塑造或影响目标语特定文化群体的文化认同与认知和知识建构，等等。
王克非(1994：58)提出“翻译文化史”研究分支，指出此研究分支“重在研究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译入文化)的意义和影响，它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制约”。也就是说，从历时发展视角，通过描写、分析和解释，探究翻译在目标语语言文化系统中的作用、影响和功能。翻译文化史研究超越了单纯的语言/文本层面，也不限于源语语境下对翻译活动的种种制约因素，而是更多关注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的传播与接受。翻译文化史的研究课题可包括对译本“不同的传播和不同影响加以考察”，“考察翻译文学对于某国、某个时期的文学的激发或推动作用，评价翻译家的文化使者角色，估量通过翻译介绍的新思想新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整体发展的意义”(王克非 1997：10)等。由此可见，这与之前所关注的翻译文化问题已有了很大差异，即超越了语言/文本的文化问题。
近年来，翻译学与传播学的交叉产生了翻译传播学的研究分支。谢柯和廖雪汝(2016：15-16)指出，翻译传播学是将传播主体、传播信息、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传播学概念和范畴引入翻译学领域，形成了翻译研究的新参照系，借此实现对翻译活动传播本质属性的新认识。根据吴赟和林轶(2023：34)，翻译传播学是翻译研究中社会转向与媒介转向的交汇合流，在此思想指导下，“‘场域理论’‘行动者网络’等理论和共时、在场的互联视角对翻译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不仅能够阐释意识形态、诗学等形而上因素对翻译传播的约束，也能够描述和解释市场、社会关系等形而下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与制约，帮助构建更加全面的翻译传播分析视角”。由此可见，对社会学、传播学思想的借鉴，进一步拓展了翻译研究中“文化问题”的关注范围，使其更加“多维化”和“立体化”。
文本后的翻译文化问题更多聚焦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的传播、接受与影响，现有此类讨论的参数包括译本销售量、图书馆收录与借阅数量、主流媒体对译作的评价、评论家的翻译批评、读者批评或在线反馈、译作的多模态传播等等。采用的方法包括文献计量、统计分析、文本数据挖掘、数字人文分析等。
2翻译“文化问题”的历时演变
由以上对翻译研究中“文化问题”的梳理，从早期传统译论到现代语言学取向的翻译研究，再到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化转向”，直到今天从社会学和传播学视角对翻译“文化问题”讨论的梳理可发现，尽管各种理论均关注文化问题，但关注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从本质上均属于对跨语言、跨文化交流效度的探讨，但其出发点与关注视角存在一定差异。翻译研究对文化问题的历时讨论如图1所示。
翻译研究中对“文化问题”的讨论从历时发展看可分为三种类型：(1)文本际文化问题，即面对两种语言系统差异，如何将源文本中的文化意义有效传递到目标语文本中，促成目标语文本对源文本的文化“忠实”或文化“对等”。此类讨论通常遵循规定性原则，要求译者必须或应该如何处理翻译中遇到的文化问题。传统翻译理论和语言学取向的翻译研究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即属于这一类型。(2)文本外文化问题，关注源语和目标语社会、经济、历史、文化、文学、意识形态等因素如何影响翻译活动，哪些因素会促使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哪些文本被翻译、哪些人从事翻译、他们如何翻译、译作以何种方式呈现等。此类研究中，研究者会同时关注两种文化，聚焦它们之间平等或不平等的相对关系，探究翻译背后的动因。(3)文本后文化问题，关注翻译文本生成以后，译作在目标语社会中发挥的功能，即翻译作品带给目标语语言、文学、学科、文化、社会的影响，通常更多聚焦翻译的传播与接受效果。我们可以对三类“文化问题”作如下总结(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看出，翻译研究中对“文化问题”的关注，经历了一个由源语言取向到目标语取向、由文本内向文本外、由微观到宏观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也体现出翻译学性质的历时变化。文本际的文化问题更多是将翻译研究视为语言学的一部分，关注语言转换，注重解决语言转换过程涉及的文化差异问题，即如何从语言或文本层面尽可能实现文化的“忠实”或“对等”，或者针对翻译活动中的文化立场采取异化或归化的翻译策略，达到推介源语言文化或满足目标语读者期待的效果。文本对比分析是核心手段，对文本外因素考虑相对较少。
文本外的文化问题往往将翻译视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更多关注行为的环境、目的、方式，等等。如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志方法或书写，就是从文化视角“对他族文化阐述性的描述过程，或称翻译的过程”(段峰、刘汇明 2006：91)。民族志视角下的翻译不仅仅着眼于语言之间的交叉，更关注他族文化的他异性(alterity)，并负责对此种他异性予以承认，加以理解，进行传递，其所涉及的翻译更注重语言之间的权力等级关系，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他族文化的特定阐释(Maranhão 2003: xv)。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则是将翻译视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关注翻译的文学性与文化性。谢天振(2011: 142-143)指出，对其他民族或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还是译者对反映在作品里的这个民族或国家现实生活和自然的翻译，包括译者自己的理解、接受和阐述。从这个意义上，翻译更像是一种阐释或重写。因此，比较文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更多关注转换过程中两种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包括相互理解和交融，也包括相互误解和排斥，以及相互误释而导致的文化扭曲与变形等，且不对此类现象作价值判断(同上：143)。比较文学将翻译作为文化事件，更注重对制约翻译事件的各类跨文化限制性因素的影响。
文本后的文化问题则聚焦翻译产品在目标语社会文化中的功能，将翻译视为文化传播方式的一种。如传播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不再将目标语读者作为单向线性过程的终点，而是以其为中心，将翻译过程作进一步延伸与扩展，关注翻译在目标语社会文化中的影响与效果。翻译类传播既具有一般传播的共性特征，同时又有其作为跨语言文化传播的个性特征。谢柯和廖雪汝(2016：16)借鉴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指出，翻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翻译传播主体、翻译传播内容、翻译传播媒介、翻译传播受众、翻译传播效果、翻译传播目的和翻译传播环境七个方面。在这个框架下，除翻译传播内容和目的外，相对于传统翻译研究，对翻译传播主体的研究更加多元化，对翻译传播受众的研究更为全面，翻译传播媒介、效果和环境的研究则大大拓宽了翻译学研究视野。
读者反应论认为，阅读、创造意义是一个主动过程，而非被动过程，读者作为文本意义构建的参与者，会根据文本内容和自己的主观体验，形成对文本的解释(Klages 2012：72)。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活动中作为读者的译者也是译作文本意义的构建者之一。Nida以“等效”为核心的动态对等思想，从译文效果评价视角也可归于读者反应论的范畴，即将目标语读者对译作的感受与源语读者对原作的感受相比对。接受美学亦将读者置于文学创作与接受的中心地位，认为作品的意义既包含作品本身的意义，还包括读者赋予该作品的意义，读者会积极主动地进行审美再创造。借鉴读者反应和接受美学理论的翻译研究，则以作为读者的译者为切入点，聚焦译者在其译作中所赋予原作的意义、其呈现形式以及其在目标语读者身上所产生的效果。知识翻译学则改变了以往翻译研究过多关注语言转换细节和过度阐释文化影响的做法，“聚焦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产变迁，把翻译置于不同知识共同体的历史视野和格局下考察，科学分析不同语言面对不同知识如何选择、加工、改造的实践和经验及其语言转换、概念生成等知识生产和传 播的文化背景、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杨枫 2021：2)。
以上三种类型翻译文化研究的共性在于，本质上它们均关注跨语言跨文化交际问题，但关注视角和侧重点不同，文本际研究关注翻译内(internal-translation)发生的文化转换，文本外研究着眼于翻译外围(external-translation)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限制，文本后研究则聚焦于翻译后(post-translation)的影响与效果，三者共同构成翻译研究中的翻译文化系统。
3翻译文化研究三原则
如何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问题进行更精准地讨论呢？我们认为，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系统观。在“大文化”语境下，梳理翻译文化研究谱系，以及不同层次或类型文化问题之间的关系，从特定视角精准定位，聚焦特定文化问题。徐黎(2024：149)指出，自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已经从静态的语言符号研究转向系统性的文化研究，单纯聚焦语言问题的翻译研究已经转向涉及历史、 社会及政治等重大问题的文本语境研究。翻译文化研究所涉及的文化系统中至少可包含本土文化系统、异域文化系统和杂合文化系统三种类型。其中，杂合文化系统既包含从异域文化向本土文化的“输入”，也包含从本土文化向异域文化系统的“输出”。翻译研究中对“文化问题”关注，首先需要确定翻译活动所采取的是本土文化取向(native culture-oriented)还是异域文化取向(foreign culture-oriented)原则，其产出则分别呈现为充分型文化翻译(adequate cultural translation)或可接受型文化翻译(acceptable cultural translation)②。其次，从操作层面译者的翻译策略则介于以本土化翻译和外来化翻译为两端的连续统(continuum)之间，本土化翻译策略如本地化(localization)、改编(adaptation)等，外来化翻译策略如完全译音(transliteration)、借用(borrowing)等。此外，可针对不同的翻译目的，对不同文化翻译策略的效果进行评估。
第二，整体观，即文化问题并非孤立的非连续体，对特定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将其放在更大的语境下，翻译转换亦不例外，需要将源文本中所包含的源语言文化体系在目标语文本中予以整体统一呈现。Hardwick(2000：22)在讨论古典作品的跨文化翻译时指出，翻译文字的行为也“涉及将古代文本所蕴含的文化框架翻译或移植到接收文化中”，她将翻译视为一种变革工具，翻译古代文本译者的任务是生成超越文本直接性的翻译，以“移植”等方式表达文本所蕴含的文化框架(参见Bassnett 2007：15)。也就是说，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在涉及文化问题时，为了达到目标语文化受众更好的理解和接受效果，译者有必要超越文本，对源文本中的文化框架在目标语文本中进行整体移植。这里又包含三方面内容：在准确还原原文，与向不熟悉源语文化受众传达外国文化的需要之间产生矛盾时，文化传达优先；翻译除了传达原作所蕴含的各类信息外，还发挥着在目标文化中重塑源语言民族和文化身份的作用；从跨文化视角，翻译正经历着从狭隘的“忠实于原文”向更广泛的“等值”概念的转变。以上这些都以文化研究的整体观为前提，避免了对文化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
第三，融通观。不同文化之间共性与差异并存，翻译活动中，作为中介者的译者更多关注的是对差异性的处理。从历时角度，翻译研究中对文化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从“求同”到“存异”，再到“尊异”的一个过程，其目的则是为了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的一种相对平衡。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翻译的根本目标则是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消除矛盾与冲突，达到相互融洽与沟通。借用鲁迅“中间物”的思想，现有对文化问题的处理方法，都处在以文化差异和文化融通为两端的链条之上的某个位置，均属于一种暂时状态，翻译的终极目标则是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融通。基于此，文化差异并非无法逾越，而在于采取何种沟通方式，让源语言与目标语文化均能够接受，达到最佳的文化融通。
4结语
翻译从表层呈现为一种语言接触，而本质上则更是一种文化接触(cultural contact)，语言转换并非翻译的全部，有效的文化转换才是语言转换成功的根本保障之一，离开了对文化问题的关注，翻译就成了机械的语言转换，一定程度上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本文通过对翻译研究中“文化问题”的历时梳理指出，翻译文化问题不仅具有层级性，且具有一定的变动性。在研究中，我们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对其进行精准定位，既关注局部个性，又能从整体上把握文化转换的本质，真正达到翻译助力的文化融通。
（本文首次发表在《当代外语研究》2025年第3期）
来源：永大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