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范围内，随着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研究者已经逐渐将目光从高等教育机会公平转向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公平，特别关注来自工人家庭、低收入家庭、少数族裔、农村家庭等背景的相对弱势的大学生群体在大学中的生活境遇。2008年，心理学家阿隆森（Elliot Aronson）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研究者已经逐渐将目光从高等教育机会公平转向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公平，特别关注来自工人家庭、低收入家庭、少数族裔、农村家庭等背景的相对弱势的大学生群体在大学中的生活境遇。2008年，心理学家阿隆森（Elliot Aronson）曾指出，绝大多数关于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都将矛头指向不同学生群体的入学机会和学业成就等客观问题上，主观的过程性问题还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的“黑箱”。但十年后，关于大学生相对弱势群体就学过程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
在这些研究中，一个特别重要且值得关注的趋势是其中的情感转向，即研究人员越来越重视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的主观体验和情绪感受。这一趋势反映了诸多学者对大学生相对弱势群体的就学体验在本质上的新认识与新的概念化尝试：试图将其视作个体向上的社会流动征程中的一环，并考察这一征程中个体的主观福利。实际上，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关注大学生相对弱势群体的就学过程时，研究者倾向于从纯粹的经济福利视角出发，认为大学生进入大学就万事大吉，对他们适应大学的过程关注甚少。但近期的研究则认为应当重新审视个体的社会流动体验，包括他们更为丰富的、主观的情感维度。另外，研究人员或许视大学生的适应过程为一条平滑直线，但在大学生自身的建构里，这一过程可能是跳跃性的（由许多关键转折点构成）和锯齿状的（是充满曲折的）。身处大学和社会流动征程中的个体会赋予自身在大学中的生活历程和转折以意义。理解这些意义及其背后的社会成因对于理解个体策略、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非常重要。因为情感不仅是个体内部的心理反应，更是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体现。
关于大学生相对弱势群体情绪体验的研究，目前有两条较为清晰的研究脉络：一条研究脉络深受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在概念建构上较为侧重和依赖已有成熟的心理学概念，指出大学生相对弱势群体在大学环境中抑郁水平更高，幸福感偏低，更容易意志消沉和有压力感，对自己的能力认知也较低。另一条研究脉络则受文化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影响，进行了其他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尝试。这类研究指出，向上的社会流动往往意味着个体要融入新的地位文化，而大学生有可能因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间的文化冲突而经历复杂的情感体验。脱离一种地位文化并进入另一种地位文化，意味着思想和行动甚至身体的调适。当大学生相对弱势群体进入作为更高层级文化代表的高等教育机构时，更可能在陌生的大学环境中难有归属感，容易出现身份认同摇摆，更容易心生疏离和产生位置焦虑，低估自身的社会能力，甚至难以接受新身份、产生“卡在炼狱”当中，产生上下不得、进退失据的感受。
这些研究中出现的情感转向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相对弱势的大学生群体而言，在大学中出现的焦虑、自我怀疑等情感往往不是孤立的个体经验，而是社会结构性压力的直接反映。情感的视角使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立足学生的角度理解他们在精英化的教育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传统上，学者们将大学生融入大学的过程分为学术融入和社会融入，前者主要包括对课程学习、课堂互动和学术成就上的认可与投入，后者则主要包括与同伴、教师和学校社区建立积极的关系。学生的个人背景（如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入学前的学术表现和社交经验，是影响他们学业和社会融入过程的主要因素。这一思路的研究认为不同群体在大学的适应是个类似或同一的客观的过程，融入程度可以客观测量。但情感转向则使得研究人员关注不同群体的多元主观感受，考察大学生中的相对弱势群体如何赋予自身的生活历程及转折以意义，从而探索社会结构的影响。这样，便可“从内部”深入了解社会结构如何形成或变化，理解个人和集体的实践、决策与意义建构如何相互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仍然深受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影响，普遍认为大学环境中的某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规范会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大学生带来适应上的障碍。问题是，批评者指出，布迪厄的理论太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相对弱势的大学生群体在大学适应过程中的个体能动性未能得到充分挖掘。这样一来，他们似乎只能被动地接受其社会地位，缺乏改变自身处境的可能性。
为克服上述理论困境，研究者展开了诸多尝试。尝试的方向之一是主张大学文化环境的多元特征，甚至提倡文化内容的赋能性。例如，笔者曾指出，重视学业等传统观念在中国大学中依然流行，这为缺乏其他类型文化资本的相对弱势的大学生群体提供了安身立命、情绪上自洽的空间。尝试的方向之二是从个体的“文化杂食”能力中寻找个体能动性的空间。当有机会接触优势群体的文化时，流动中的个体有能力习得新的文化规范、调试自身的体验和感受。这一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迪马乔（Paul DiMaggio）的观点：学校是重要的文化补偿机构，并非一定是文化再生产机构。也正是因此，在大学环境中，个体的生存生态是动态而非静态的，个体可以通过不断的社会互动和新的经验来改变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这些观点都为理解大学生群体如何通过高等教育改变自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尝试的方向之三是强调个体的反身性。例如，笔者主张个体能够通过自我反思和批判性思考主动塑造自己的行动路径，个体并非完全受制于社会结构。
社会学家雷伊（Diane Reay）认为，情感本身往往被当作个体现象对待，是心理学而非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但是，教育系统却是各种情绪（诸如幻想、恐惧、希望和欲望）的汇聚之地，而这些情绪又是社会心理景观的一部分。例如，学校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场所，还通过不断地评估和分类，将表现差的学生定格在低能力和懒惰的道德分类中，对他们形成持久的情绪困扰。这种困扰不仅影响了他们的自尊和自信，更塑造了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理解。学生在学校中所经历的焦虑、羞耻和自卑等情感反应，实际上是在适应、抵制或反抗学校中隐含的规则和标准。这样看来，结构性的不平等和个体心理与情感体验之间便有了持久的互动关系。可以预见，大学生相对弱势群体研究中的情感转向不仅有助于研究者将学生的情感置于更广阔的分析框架中进行探讨，更有助于创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教育环境，让每个学生无论背景如何，都能在学校中寻得认同、获得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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