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一些“明粉”“蝗汗”极端思想肆意泛滥，动辄以片面之词抹黑清朝，将其污蔑为“文化专制”，甚至荒谬地把《四库全书》当作“毁灭中国文化”的所谓“证据”。与此同时，一大群无知无畏的“蝗汗”、“明粉”又陷入另一种极端，对明朝进行不切实际的吹捧，和极端的西方伪史论那

当下，一些“明粉”“蝗汗”极端思想肆意泛滥，动辄以片面之词抹黑清朝，将其污蔑为“文化专制”，甚至荒谬地把《四库全书》当作“毁灭中国文化”的所谓“证据”。与此同时，一大群无知无畏的“蝗汗”、“明粉”又陷入另一种极端，对明朝进行不切实际的吹捧，和极端的西方伪史论那部分人（当然西方伪史论并不是全错，有一定的道理，我只批判极端的那批人。）竟然把《永乐大典》夸大为“人类科学的源头”。甚至牵强附会的把亚里士多德当成西方对于永乐大典的音译！真是魔怔了……

这种脱离史实的偏激言论，显然违背了客观认知历史的基本准则。

因此，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对《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进行细致对比，拨开迷雾，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而非被这些情绪化的论调所裹挟。

一

我们先从规模、人员团队与严谨程度三个维度，对《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进行对比。

《永乐大典》的编纂团队在初创阶段，由解缙牵头召集了147位学者，他们多在经史领域有扎实功底，负责基础的文献搜集与整理。

到永乐三年（1405年），姚广孝以监修身份加入，团队规模显著扩大，最终参与编纂的人员总数达到2169人，其中既有专攻典籍原文梳理的核心编纂者，也有专注文字核对、确保内容精准的校订人员，还有为器物、舆地等内容绘制插图的画工，分工虽有涉及，但整体体系相对集中。

从典籍规模来看，《永乐大典》全书共22937卷，包含60卷目录，分装为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作为一部类书，其核心工作是将历代典籍中相关内容按韵部汇编，以抄录原文为主，整体体量在明代文化工程中已属可观。

而《四库全书》无论在编纂团队规模还是典籍自身规模上，都形成了对《永乐大典》的显著超越，这种超越体现在人员构成的复杂度、分工的精细化以及典籍收录的广度与深度上。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馆设立后，仅担任总纂、总校、纂修等核心职务的高官与学者就有363人，他们多是当时学术领域的顶尖人物，如纪昀精通经史子集，陆锡熊擅长版本校勘，戴震对音韵训诂有独到研究，这些人构成了团队的“学术中枢”，负责制定收录标准、审定典籍真伪、统筹整体编纂方向。

在此之外，仅参与抄写工作的人员就多达3826人，这些抄写者需经过严格选拔，不仅要字迹工整，还要熟悉典籍抄写规范，每日定额抄写1000字，且错一字便要重抄，全年无休地推进抄录工作。加上负责校勘、辑佚、绘图、装帧等环节的人员，《四库全书》的编纂团队总人数超过4200人，是《永乐大典》团队规模的近两倍。

更重要的是，其团队形成了“总纂统筹—纂修分类校订—分校逐卷核对—抄写员按式誊录—复校再核—总裁审定”的六级分工体系，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职责与流程，比如校勘环节就细分为“初校”“复校”“总校”，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写，就需纂修官先为单书撰写初稿，再经总纂官逐篇审定、修改，最后由总裁官核定，仅这一项工作就耗费了363位核心学者近十年时间。

从典籍规模来看，《四库全书》的超越更为直观：全书共收录历代书籍3503种，涵盖经、史、子、集四部，总计79337卷，分装为36304册，总字数约8亿字，是《永乐大典》字数的两倍多，册数的三倍多。

这种规模的形成，源于其作为丛书的特性——不仅要收录典籍原文，还要对每部书进行系统整理。

校勘环节要比对不同版本，纠正衍文、脱字、讹误，仅《诗经》一书就比对了汉魏至明代的23种版本，修正错误170余处；辑佚环节从《永乐大典》等散佚文献中辑出《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385种失传典籍。

提要撰写更是耗费心力，每种收录书籍都要详述作者生平、成书背景、内容主旨、版本流传及学术价值，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达200卷，近百万字。

此外，《四库全书》还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仅从各省督抚、藏书家处就收到进献书籍13501种，远超《永乐大典》主要依赖内府藏书的局限，这种广泛征集为其庞大体量奠定了基础。

《四库全书》能形成如此规模，与清代鼎盛时期的资源投入密不可分。

乾隆帝为彰显“文治超越汉唐”的雄心，对四库全书馆给予了极高的财政支持，仅抄写用纸就专门调拨安徽泾县产的“桃花纸”，每年消耗超过600万张。

参与编纂的学者每月俸禄最高达白银50两，远超同期官员俸禄。

抄写员除口粮外，每月还能获得3两白银补贴，这种投入力度是《永乐大典》编纂时难以比拟的。

同时，清代成熟的官僚体系也为团队高效运转提供了保障，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图书征集、筛选、运输的完整链条，确保了编纂工作的有序推进，最终成就了这部规模远超《永乐大典》的文化巨著。

二

而且，《永乐大典》作为明代耗时五年编纂而成的巨型类书，其文献严谨性的短板，绝非简单的校勘疏漏，而是深植于编纂全程的政治筛选与思想框定。

这种局限非常恶劣，将大量有价值的典籍拦在收录范围之外，使其虽以“辑录古今图书八千种”为号召，最终呈现的却只是经过精心裁剪的文献片段，远非真正意义上的“典籍总汇”。

从思想层面的筛选来看，《永乐大典》对异质学说的排斥近乎严苛，程朱理学被奉为不可逾越的思想标尺，任何与之相左的著作都难逃被摒弃的命运。

永乐初年饶州儒士朱季友的遭遇堪称典型：此人耗费十年心血撰写的专著，因直言批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理学观点，甚至质疑“存天理灭人欲”的核心命题，进呈后立刻触怒朝廷。

据《明太宗实录·卷37》记载，朱棣亲自下旨斥责其“毁圣叛道，惑乱人心”，不仅将朱季友处以杖刑四十、流放辽东的重罚，还命人将其著作在京师聚宝门当众焚毁，“以儆效尤”。

这场风波后，编纂团队内部更是形成了不成文的准则——凡涉及陆九渊心学、陈亮事功之学的文献，即便在历代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仅选取与理学观点相合的只言片语，其余内容尽数删去。

比如南宋叶适的《水心别集》，因主张“义利并举”与理学“重义轻利”相悖，在《永乐大典》中仅保留其《民事》《地利》两篇讨论农桑的文字，涉及批判理学的《进卷》二十篇则被整卷剔除，导致后世学者研究永嘉学派时，不得不从清代辑佚文献中拼凑其思想全貌。

政治因素的干预则更为直接且粗暴，“靖难之役”这一敏感事件像一道无形的红线，将建文朝相关文献几乎尽数挡在《永乐大典》之外。

朱棣在永乐元年十月的诏书里明确下令：“凡天下图书，涉农桑、礼乐、算数者，著录以存；其有干犯靖难、语涉革除者，悉焚之，藏者论死”（《明太宗实录·卷23》原文）。这里的“革除”即指建文帝年号“建文”被朱棣废除后改称的“革除年间”，凡是带有这一年号的奏疏、方志、碑刻，哪怕只是记载某地在“革除二年”修过一座桥，都被归入“干犯”之列。

据明代藏书家李如一《得月楼书目》记载，当时民间流传的建文朝《国史》一百二十卷、方孝孺《逊志斋集》三十卷、齐泰《奏议》十卷等，都因触及这一禁忌而被大规模销毁。

编纂团队在实际操作中更是“宁错杀三千，不放漏一本”，比如元代人所著《金陵形胜论》本与建文无关，但因文中提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可恃以安君父”，被解读为影射建文帝在南京登基，竟也被从《永乐大典》“舆地门”中整卷删除。

更令人扼腕的是，建文年间推行的“均田法”“裁汰冗官”等改革措施，其具体条文原本记载于《大明会典》建文修订本中，却因属于“革除年间政令”，在《永乐大典》“职官门”“食货门”中被彻底抹去，仅留下“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复旧制”的模糊记载，使得这一明初重要的社会改革几乎失去了原始文献支撑。

这种双重筛选最终导致《永乐大典》的收录范围被压缩到极为狭窄的境地：思想上，佛道典籍仅保留《道德经》《金刚经》等被理学改造过的版本，民间流行的《太平经》《坛经》注释本全被剔除。

戏曲小说更是被视为“淫词俚语”，关汉卿《窦娥冤》、王实甫《西厢记》等元明杂剧，即便在元代《录鬼簿》中已有著录，也未被收入一字。

内容上，虽然收录了大量农书如《氾胜之书》《农桑辑要》，但涉及手工业的《天工开物》前身《开工开物》（明代早期版本）因记载“火药配方”被视为“军器机密”而未收录。

科技方面，元代郭守敬《授时历》的计算图表被完整保留，而同时期的《回回历法》因出自西域，被斥为“夷狄之术”仅存目录。

这种带有强烈倾向性的筛选，使得《永乐大典》更像是一部服务于明初政治正统性的“钦定文献汇编”，而非客观全面的典籍总集，大量被摒弃的文献随着时间流逝永久失传。

即便后世从残存的《永乐大典》中辑佚出部分典籍，也难以弥补这种因主观筛选造成的文献断层，这正是其严谨性与全面性大打折扣的关键所在。

三

而比较而言，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这项由乾隆帝亲自主持、纪昀等三百余位当世鸿儒硕学领衔的文化工程，依托清初百年承平积累的稳定政局与繁荣经济，汇聚了天下藏书之精华，构建起一套前所未有的文献甄别与整理体系。

彼时的编纂团队，上至总纂官下至分校官，皆为饱读诗书、深谙典籍的学术大家，他们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对历代典籍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梳理与整合，其专业水准与治学严谨性，远非前代类书可比。

相较于明代《永乐大典》的编纂，《四库全书》在文献筛选上展现出更为成熟的学术眼光与系统思维。《永乐大典》虽以“包罗古今、贯通百家”为目标，却因明初刚历经元代近百年统治导致的文化断层，使得编纂团队在文献辨伪、价值判断上难免存在局限，不少内容重复、体例混乱的典籍也被一并收录，虽保存了大量文献，却略显庞杂粗放。

而《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则依托清代考据学的鼎盛之势，从经史子集四部入手，对每一部典籍的源流、真伪、价值都进行了细致考证。

然而，《四库全书》编纂中常被提及的“文字狱”。无耻的“蝗汗”群体说四库全书毁灭文化。让中华文明断代。

可是要是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审视，禁毁书籍中，实际上是维护大一统王朝思想稳定的必然举措。

任何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在文化整合过程中，都需对可能引发族群对立、动摇统治根基的内容加以规范，这并非清代独有，而是历代王朝“以文治国”的通例。

清代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面对数千年汉文化传统与多民族共处的复杂局面，通过对文献中“违碍”内容的审慎处理，消解潜在的思想冲突，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这种基于现实治理需求的文化整肃，自有其历史合理性。

在小说这一历来被视为“小道”却影响广泛的领域，《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同样秉持“去芜存菁”的原则，展现出严谨的甄别标准。尽管传统目录学中小说多入子部“小说家类”，地位不及经史，但编纂团队深知其潜移默化的社会影响。

从内容导向、思想内涵、伦理教化等维度进行审慎筛选。

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所确立的“凡单篇被明清文言小说丛书辑录者以篇立目”的原则，与《四库全书》对传奇小说的收录逻辑一脉相承。

对于那些贴合儒家伦理、叙事雅正、富有教化意义的单篇传奇，如《虞初志》《古今说海》中收录的佳作，编纂者会予以关注；而对于那些内容乖张诡异、价值观偏差，甚至可能动摇社会伦理的作品，则坚决予以剔除。

例如周亮工、侯方域等文人的文集中，虽有《陈小怜传》《书义犬事》等文笔精妙的传奇，但因部分内容涉及明末政局的尖锐批评，与当时的文化正统及社会稳定需求相悖，其文集最终被列入禁毁目录，其中的单篇作品也随之不被收录。

这种看似严苛的筛选，实则是编纂者对文化传承责任的深刻践行。

通过剔除那些可能误导民众、扰乱人心的内容，确保文献体系的纯粹性与思想导向的一致性，让文化传承始终服务于社会稳定与人心凝聚。

更值得深思的是，《四库全书》的编纂绝非单纯的文献汇编，而是一项兼具文化传承与国家治理功能的宏大系统工程，其核心要义之一，便是通过文献的筛选与整合实现思想的统一，这与后世编辑教科书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意义一脉相承。

试想，一个国家若思想混乱、人心涣散，各执一端、莫衷一是，何谈发展与希望？《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从各省征书到四库馆审查，再到皇帝御览裁定，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多层审查机制。

各省督抚奉旨征书，将地方藏书、书坊典籍尽数搜罗，仅浙江一省便采进书籍2800余种；四库馆臣分校时，对每部书标记“应刊”“应抄”“应存目”“应毁”，提出初步意见；总纂官复校后，重要典籍呈乾隆帝御览，最终决定其命运。

这种流程设计，既确保了珍贵文献的留存，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旧五代史》等佚书，又对《定鼎奇闻》《归莲梦》等存在“悖谬”内容的通俗小说进行系统清理。

《定鼎奇闻》因封面题“大明崇祯传”、书中称“大明神宗皇帝”，被指“于本朝有不敬语”；《归莲梦》因描写违背礼教的婚恋，被认为“伤风败俗”。

《精忠传》则因“指斥金人之语”可能激化族群矛盾，最终均被列入禁毁目录。这些处理，看似是对部分文献的限制，实则是在通过文化整合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符合中央集权需要的思想秩序。

试想，如果zg的历史教科书一遍遍的称呼光头叫讲萎圆掌，讲恭。你告诉我合理么？

从历史维度看，《四库全书》的编纂深刻体现了“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其将儒家经典置于四部之首，通过《总目提要》的学术评点强化正统思想传播，本质上就是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这种通过文化整合实现思想统一的努力，与今天我们重视教科书编纂、强调主流价值观引领的意义是完全一致的——教科书是培养下一代的重要载体，其内容的选择与思想的导向，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

同样，《四库全书》作为清代最重要的文化工程，其收录与禁毁的标准，也直接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

正如乾隆帝所言“稽古右文，所以昭文治之盛”，《四库全书》通过收录3462种典籍、79338卷文献，整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又通过对“违碍”书籍的清理，避免了思想混乱对社会的冲击，这种“去芜存菁”的智慧，确保了文化传承的正确方向，也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说到底，无论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还是教科书的编辑，核心都在于通过筛选与整合，传递正确的思想、凝聚社会的共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思想统一、目标一致，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前行。

《四库全书》的伟大，不仅在于它保存了海量文献，更在于它通过文化整合实现了思想的凝聚，为后世树立了“以文化人、以文治国”的典范，这正是其跨越时空的价值所在。

四

而比较起来，《永乐大典》虽以搜罗文献的宏富著称，但其在经史子集的整体涵盖与内容完整性上，实难与《四库全书》的广博周全相提并论。

这背后，离不开《四库全书》编纂团队的顶尖专业性。

参与其中的学者皆是当时学有专精的一流大家，纪昀通晓经史子集的源流脉络，能在浩繁典籍中精准辨明优劣。

戴震深耕天文历算与典章制度，对古代科技文献的考订尤为精到。

邵晋涵精于史学考订，于史书的编纂背景与史料价值洞察入微。正是这样一批学者以深厚的学术积淀与近乎苛刻的治学态度，对历代文献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与甄别，才使得《四库全书》在典籍收录的广度与深度上都远超前者，成为一座真正的文化宝库。

单就科技文献而言，《四库全书》的收录便展现出相当可观的规模与严谨的体系：据详实统计，其著录的科技文献达300余种，约占全书著录总量的十分之一。

而列入存目的科技文献更有360余种，约占全书存目总数的二十分之一。这些文献中，又以数学、天学、农学、医学、生物学和地学领域的书籍最为丰富，恰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最为集中、对社会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领域。

以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科技学科”的天学、算学、农学、医学为例，当时各地采进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大多予以精心著录，仅有少数因版本残缺或内容待考而列入存目，足见其对科技典籍的重视。

天学领域，北宋苏颂的《新仪象法要》被完整收录，这部典籍详细记载了水运仪象台的构造与运作原理。

从“浑象”“浑仪”的机械结构，到“昼夜机轮”如何通过水力驱动实现自动报时，书中附图细致入微，堪称古代天文仪器的集大成之作。

明末王锡阐的《晓庵新法》融合中西历法精髓，提出更精确的日月食计算方法，其“月行交食”篇中对“凌犯”现象的推算，比当时西方历法更为精准，亦被《四库》悉心校订后著录。

算学方面，从汉代的“算经十书”（包括《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奠定中国传统数学基础的典籍），到南宋秦九韶的《数书九章》（载有“大衍求一术”等领先世界数百年的数学成果）、金元李冶的《测圆海镜》（系统论述天元术，开创中国符号代数的先河），皆被馆臣们逐字校勘后收录，连其中的算例、图形都一一核对无误。

农学领域，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记载了农作物栽培、家畜饲养等60类技术）、南宋陈旉的《陈旉农书》（首部总结南方农业技术的专著。对稻田耕作的“耕耙耖”技术有详细阐释）。

元代王祯的《王祯农书》（首次记载活字印刷术在农业典籍中的应用，其“农器图谱”收录农具300余种，附图精美如真），医学领域的《黄帝内经》（中医理论源头，系统阐述阴阳五行、经络学说）。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奠定中医辨证施治体系，所载“桂枝汤”“麻黄汤”至今仍是临床常用方剂），以及金元四大医家刘完素（主“寒凉派”）、张从正（倡“攻下法”）、李杲（重“脾胃论”）、朱震亨（提“滋阴说”）的代表性论著，也都尽数纳入《四库》体系，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留存了系统而完整的原始文献。

当然，《四库全书》的科技文献收录也并非全无偏颇，工程技术类书籍的收录便显不足。

著录与存目的此类文献仅有100余种，且多集中在建筑（如宋代李诫《营造法式》，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典籍，记载了“材分制”等建筑模数制度）、水利（如明代潘季驯《河防一览》，总结黄河治理的“束水攻沙”理论与实践）、交通运输（如《漕运则例》，详述运河漕运的船只调度、粮草转运流程）等与国家治理直接相关的领域，而像纺织、冶铸、陶瓷等关乎民生的手工业技术著作，则收录寥寥。

这与当时社会重“道”轻“器”的思想倾向不无关系——士大夫们多视“格物致知”为修身之本，对具体的“技艺”则略显轻视，这种观念也自然影响了典籍的收录取向。

即便如此，《四库全书》在保存与整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遗产上的功绩仍不可磨灭。

尤为可贵的是，它从当时尚存的《永乐大典》中辑录了一大批已罕见流传的科技典籍，让这些濒临失传的文献得以重见天日。

比如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典籍《九章算术》，其宋代刻本在明代已几乎失传。

仅在《永乐大典》“算”字韵下分散收录，且多有讹误。《四库》馆臣们历经数年，从《大典》中逐字搜辑、比对，将散落在各卷中的“方田”“粟米”“衰分”等九章内容一一析出，又参考唐代李淳风的注本、清代戴震的校勘，最终将其重新整合成完整的九卷本，使得这部系统记载分数运算、方程解法的经典得以传世，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数学的核心文献。

又如《熬波图》，这部元代陈椿所著的典籍，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详细记载了海盐生产的72道工序，从“筑垒固垣”（修建盐场围墙）到“淋卤煎盐”（用草木灰淋取卤水、再以柴薪熬煮成盐），每步都配有工笔绘图与五言诗解说，连盐工的服饰、工具的尺寸都清晰可见。

因篇幅宏大且专业性强，在明代中后期已鲜少流传，全赖《四库》从《永乐大典》“盐”字门中辑出完整版本，才让后世得以窥见元代制盐业的精湛技术——其中“铁盘煎盐”的记载，比欧洲同类技术早了近200年，其对“卤水浓度测定”的“莲管试法”（用莲子浮沉判断卤水纯度），更是古代化学检测的智慧结晶。

类似的还有《数书九章》（秦九韶的数学名著，因内容深奥，在明代几近失传，《四库》从《大典》中辑出后，经戴震校订，才重现其“大衍求一术”的精妙）、《营造法式》（宋代建筑巨著，详述宫殿、寺庙的营造规范，《大典》中仅存残卷，《四库》馆臣结合宋代《玉海》等文献补全，使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圣经”）等，皆是通过《四库》的辑佚与整理，才摆脱了散佚的命运。

如今，《永乐大典》的绝大多数卷册已在历史长河中损毁散失，仅存不足原书的百分之四。

而《四库全书》中经其辑录、校订的这些科技文献，便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珍贵一手资料。从《九章算术》的方程术到《熬波图》的制盐法，从《新仪象法要》的天文仪器到《王祯农书》的农具图谱，这些典籍如同跨越时空的桥梁，让我们得以触摸到中国古代科技的脉搏。

五

《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两大文化工程的编纂团队，其境遇之悬殊，堪称中国古代文治史上最鲜明的对照。

这种天壤之别的命运，深刻映照出不同时代的政治底色与统治者的驭士之道。

永乐朝编纂《永乐大典》的文人，在朱棣“铁腕治国”的高压下，多如履薄冰、命运多舛；而《四库全书》的编纂团队，却在乾隆帝“稽古右文”的怀柔政策中，尽享优渥、各展其才，两者的境遇简直判若云泥。

永乐年间，朱棣以“靖难之役”登极后，虽欲借《永乐大典》的编纂彰显文治武功，却始终将文人视作巩固皇权的工具，稍有忤逆便施以雷霆手段。

总纂官解缙，这位年仅三十四岁便主持编纂旷世大典的奇才，虽以“博学善辩”深得朱棣赏识，却因性情耿直、直言无忌屡触龙鳞。

他曾上疏直言朱元璋“用刑太繁”，劝诫朱棣“薄赋敛、均徭役”，更在立储之争中力挺太子朱高炽，触怒了觊觎储位的汉王朱高煦。最终，朱高煦罗织“私谒太子”“无人臣礼”的罪名，朱棣虽知其冤，却为皇权稳固将解缙打入诏狱。

永乐十三年（1415年）寒冬，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秉承上意，将醉倒的解缙拖入雪地，任其冻毙，年仅四十七岁。这位曾写下“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文坛领袖，最终落得家产籍没、妻儿流放辽东的凄惨下场，其悲剧堪称永乐朝文人命运的缩影。

同为编纂核心成员的刑部侍郎刘季箎，早年因审案时误判案情两次下狱。

虽后来官复原职，却始终未得朱棣真正信任，被贬为地方官后，又因“事涉藩王”被召回京城，褪去官服改任翰林院编纂，终日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中整理典籍，最终在抑郁忧愤中病逝，连一篇完整的墓志铭都未曾留下。

即便是深谙权谋、被称为“缁衣宰相”的姚广孝，这位主持重修《永乐大典》的关键人物，虽以“靖难首功”获朱棣礼遇，却因早年助朱棣夺位沾满鲜血，晚年常被噩梦缠绕，临终前仍需颤巍巍向朱棣请罪，恳请赦免建文帝旧臣方孝孺的族人，其内心的煎熬与恐惧，又岂是外人所能窥见？

在这样“伴君如伴虎”的环境中，编纂团队的学者们多是“以笔墨为桎梏”，每日在抄书、校勘时都需反复斟酌字句，生怕一语不慎便招来杀身之祸，那份对知识的敬畏与热爱，早已被无尽的恐惧所淹没。

反观《四库全书》的编纂团队，在乾隆帝“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下，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优渥，更在学术与仕途上迎来了人生的巅峰。

总纂官纪昀（纪晓岚）自入馆后，从翰林院侍读学士一路升任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成为乾隆朝文坛无可争议的领袖，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被誉为“学问之渊薮”，其闲笔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至今仍是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

戴震这位以布衣之身入馆的考据大师，凭借对《水经注》的精湛校勘名动朝野，他在馆中不仅完成了《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等传世之作，更提出“理存于欲”的哲学思想，打破了宋明理学的桎梏，乾隆帝特批其“与进士同等待遇”，让这位寒门学者得以跻身士林中枢。

史学大家邵晋涵在馆中更是如鱼得水，他不仅负责史部典籍的审定，更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校订出《旧五代史》，让这部失传数百年的正史重见天日，其撰写的《尔雅正义》，因“疏证详明、考据精审”被奉为经学圭臬，晚年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深受朝野敬重。

即便是总阅官陆锡熊，这位因日夜校勘典籍积劳成疾、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病逝的学者，朝廷也追赠其礼部尚书衔，赐祭葬，其子陆光旭更被恩荫为官，这份荣宠在历代编书官中实属罕见。

编纂期间，团队成员每日可领2.5钱白银的薪俸（相当于当时七品官半月俸禄），每月还有米、面、茶叶等物资供应，凡私人进献书籍达500种以上者，朝廷便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这种“以厚利诱士人”的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学者们的积极性。

乾隆帝甚至亲自过问编纂进度，得知纪昀因“日夜校书，目力渐衰”，特意赐下两名侍女为其“研墨铺纸、调理起居”，这般君臣相得、其乐融融的场景，与永乐朝的腥风血雨相比，简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从历史的长镜头审视，这种境遇的差异，本质上源于两位帝王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朱棣编纂《永乐大典》，更多是为了彰显“天命所归”的正统性，将文人视作“粉饰太平”的工具，一旦触及皇权核心，便会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

而乾隆帝则将《四库全书》的编纂视为“文化整合”的利器，通过优渥的待遇将天下学者纳入体制之内，让他们在“校书、著述”中自觉认同朝廷的文化导向，实现“以文治国、以儒统政”的深层目的。

解缙的冻毙与纪昀的显达，刘季箎的抑郁与戴震的荣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殊途，更折射出一个时代对知识与文人的态度。

当统治者视文人为“心腹”而非“心腹大患”，当学术探索能在宽松的环境中生根发芽，文化的繁荣与传承才会拥有真正的土壤，这或许正是两大文化工程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

六

综上所述，那些罔顾铁一般的史实，肆意鼓噪《四库全书》“毁灭文化”，甚至荒唐地将《永乐大典》的散失归咎于它的论调，无疑是对历史的恶意歪曲与刻意抹黑。

究其根源，不过是日本东亚学派百余年来处心积虑炮制的文化谬论，其背后暗藏的，正是消解中华文化传承脉络、割裂民族精神纽带的险恶用心，本质上是带有鲜明政治偏见的学术毒瘤，早已被历史的真相碾得粉碎。

《四库全书》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宏、体系最完备的丛书，其编纂的核心要义始终是对历代典籍的系统抢救与薪火相传。尽管受限于时代背景，编纂过程中确有基于思想整合的文献筛选。

但这绝非主流——全书收录3462种典籍、79338卷文献，仅从濒于散佚的《永乐大典》中便辑佚出385种珍贵著作，大批承载着中国古代智慧的典籍，都因这部丛书的收录而逃过散佚厄运。这种跨越千年的文献整理壮举，是对中华文化的守护与光大，何来“毁灭文化”之说？

再看《永乐大典》的散失，分明是一部浸透血泪的历史悲剧，与《四库全书》毫无关联。这部成书于明初的巨著，早在明万历年间就因宫廷管理混乱出现部分散佚；明末李自成起义时，藏于文渊阁的抄本已遭兵火焚毁大半。

而真正的浩劫，则来自近代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掠走《永乐大典》数百卷。

八国联军侵华时，侵略者更是将存于翰林院的副本肆意焚毁、抢掠，仅翰林院一地便有万余卷被付之一炬，另有数千卷被当作“战利品”流入英、法、美、俄等国。

如今全球存世的《永乐大典》不足原书的4%，这字字泣血的史实，清晰地昭示着文化浩劫的元凶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而非任何一部中国典籍的编纂。

将这笔账荒唐地算到《四库全书》头上，若非对历史的极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的刻意栽赃。

日本东亚学派自近代以来，便将篡改史料、制造虚假命题作为解构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工具。从“满蒙非中国论”到“中华文化停滞论”，这类所谓“学术研究”始终服务于其殖民扩张的政治野心，而抹黑《四库全书》、歪曲典籍传承史，不过是其惯用伎俩的延续。

如今仍有少数人拾此牙慧，实则是被历史虚无主义迷雾裹挟的盲目跟风。

他们既看不到《四库全书》在文献保存、学术整理上的千秋功绩，对其收录典籍的数量、辑佚工作的成效视而不见；也无视《永乐大典》散失的真实轨迹，对帝国主义劫掠的历史铁证避而不谈，最终只会沦为错误论调的传声筒，在文化认知的迷雾中沦为迷途的羔羊。

历史的真相不容篡改，文化的脉络不容割裂。《四库全书》以其浩瀚篇幅承载的，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基因。

而《永乐大典》的残卷断简中，镌刻的是民族在苦难中的文化坚守。

那些试图混淆是非、抹黑经典的谬论，终究会在铁一般的史实面前不攻自破，只有尊重历史、珍视传承，才能真正读懂这些典籍背后，一个民族对文明的敬畏与执着。

来源：斐纪岛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