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退休那天，厂里给他发了个纪念牌，镀金的，底座是塑料的。回家路上他把那牌子塞进挎包，拐去供销社买了两包老村长，自己留了一包，另一包送给了隔壁王大爷。

我们县城南边有个石头村，村里有个大伯叫张明远，今年六十岁出头，退休前在县建材厂当了三十年会计。

退休那天，厂里给他发了个纪念牌，镀金的，底座是塑料的。回家路上他把那牌子塞进挎包，拐去供销社买了两包老村长，自己留了一包，另一包送给了隔壁王大爷。

“张会计，这么早就回来啦？”王大爷坐在院门口的竹椅上，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

“不是张会计了，退休了。”大伯掏出烟递过去，塑料打火机的火苗在风里摇晃，“厂里发的纪念品，你看值钱不？”

王大爷接过那块纪念牌，用布满老茧的手指擦了擦上面的字，笑了：“这玩意儿也就卖个五块钱废品钱。”

大伯点点头，把烟盒塞进衬衫口袋。口袋有点破了，他退休前就买好了针线，准备回家补一补。

“退休了干啥去？听说你家那两亩撂荒地要重新种？”王大爷突然问。

其实我大伯家那两亩地在村后山坡上，坡度大，土壤薄，撂荒好几年了。按村里人的说法，“就是长草都懒得长”的地方。

“嗯，准备种点菜。”大伯说得很平静。

“种菜？”王大爷的蒲扇停了一下，笑得露出两颗金牙，“那地连草都懒得长，你张会计种什么菜啊？再说你一个拿笔杆子的，懂什么农活？不值当！”

大伯没说话，只是笑笑，掸了掸烟灰。院子里王大爷的孙子在追一只花蝴蝶，一不小心撞到了晾衣绳，绳子上的几件背心衬衫摇晃着，影子在地上晃来晃去。

那天晚上，我去大伯家送妈妈腌的酸菜。大伯正趴在桌子上看书，桌上摊着几本农业技术的书，旁边放着半瓶二锅头，杯子是厂里发的搪瓷杯，已经掉了一块瓷。

“大伯，看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哦，看点种菜的书。”他把其中一本递给我，书角都翻卷了，好像看过很多遍。

“你真要去种地啊？”

“嗯，想试试。”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我妈，你太奶奶，年轻时就在那片地种过菜，那时候村里人都说那地种不出东西来，但你太奶奶硬是种出了全村最甜的红薯。”

大伯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照片。照片已经泛黄，边缘卷曲，是一位老人站在地头，手里拿着几个红薯，脸上带着笑。照片角落写着1963年，墨水都快褪光了。

“她说那片地虽然贫瘠，但是向阳，种出来的东西都格外香甜。”大伯眼里闪着光，“我记了一辈子账，算了一辈子数，想退休了自己也种点东西。”

那晚上雨下得很大，我走的时候，看见大伯的房间灯还亮着，影子在窗户上一晃一晃的。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大伯就拎着锄头出门了。路过王大爷家时，王大爷正在院子里做早操，看见大伯那身打扮就笑了。

“张会计，这身打扮跟你不搭啊！那破地种不出啥好东西来，不值当！”

大伯穿着退休前的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裤脚塞进了黑色雨靴里，一点也不像干农活的样子。

“试试看呗，闲着也是闲着。”大伯笑了笑，继续往山上走。

从那天起，村里人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大伯早出晚归的身影。有时候下雨，他就穿着雨衣，撑着塑料伞，被雨淋湿的裤脚上沾满了泥巴。

村里人起初都笑话他，尤其是看到他每天扛着几桶水上山的时候。那山坡没水源，种菜要从山下挑水，一趟下来，大伯的肩膀都被磨破了皮。

“张会计，你这是何必呢？那地连草都不长，你浇再多水也白搭！”村口卖豆腐的李婶子看到大伯又扛着水桶喘着气上山，忍不住说。

大伯放下水桶，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汗，笑着说：“李婶，我就当锻炼身体了。”

他的手已经长出了茧子，指甲缝里总是有泥土，曾经保养得很好的会计手变成了农民的手。

春去秋来，转眼到了收获的季节。大伯地里种的第一批蔬菜看起来并不起眼。个头不大的西红柿，弯弯曲曲的黄瓜，瘦小的茄子…村里人看了都摇头。

“我说什么来着，那地种不出好东西来，白忙活一场！”王大爷对围在他家院子里的几个老头说，他的老式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戏曲。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大伯种的蔬菜虽然长相普通，却格外香甜。他请村里人尝了尝，大家都惊讶于那味道。

“这西红柿怎么这么甜？”李婶子咬了一口，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

“这茄子炒出来，味道跟超市买的完全不一样啊！”村里开小卖部的刘叔也尝了尝。

大伯笑着说：“这地向阳，日照好，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菜就是味道足。”

渐渐地，村里人开始主动上门来买大伯的蔬菜。尽管他种的不多，但每天收获的那一小筐，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第二年春天，大伯扩大了种植面积，不仅种了常见的蔬菜，还种了一些山里的野菜。他从土里刚挖出来的春笋，新鲜得几乎还带着露水；他种的茼蒿，清香中带着甜；他培育的香椿，刚出芽就鲜嫩得让人垂涎。

到了第二年秋天，县城里都有人听说了石头村的蔬菜，周末时有城里人专门开车来买。大伯干脆在山脚下搭了个简易棚子，上面用红漆写着”石头村土菜”五个大字，底下是用旧木板钉的台子，菜就摆在上面。

“张会计这是要发财啊！”王大爷看着大伯的菜摊前排起的队伍，也不再叫他”不值当”了。

但大伯依然每天早出晚归，依然自己扛水上山。只是他买了个小推车，能多运点水。他的皮肤晒得黝黑，身体却比退休前硬朗多了。

到了第三年，大伯的名气更大了。他不仅把原来的两亩地种满，还租了邻村的几亩荒地，请了两个帮手，种了更多品种的蔬菜和一些特色水果。

这天，我回村看望父母，路过大伯的菜摊，看到一排小轿车停在路边，不少穿着时髦的城里人在排队买菜。

大伯还是那身打扮，只是衬衫换成了格子衫，袖子依然挽着，脖子上挂着条毛巾。他正给一位戴眼镜的城里女士称茄子，一边称一边介绍怎么烹饪最好吃。

“大伯，生意不错啊！”我走过去打招呼。

“还行还行。”他笑着让我到棚子背后的板凳上坐，给我倒了杯水，水杯还是那个缺了口的搪瓷杯。

“听说县城不少饭店都指定要你的菜？”

大伯点点头，眼里有掩不住的自豪：“现在县城好几家农家乐都用咱的菜，说味道好。卫生局的人还来检测过，说咱的菜不打农药，完全绿色无公害。”

一位穿着考究的中年男子走过来，手里拿着一袋蔬菜：“张老师，这次我要多带点回去，上次带回去的番茄，我爸说吃了像小时候的味道。”

大伯连忙招呼他：“老李来啦，今天还给你留了点刚挖的山药，特别好。”

等那人离开后，我好奇地问：“他叫你张老师？”

“哦，他是县高中的校长，说我这是在搞农业教育，非要叫我老师。”大伯不好意思地笑了，“其实我也教了两个年轻人种菜的技术，他们现在在隔壁村也种了几亩地。”

中午时分，大伯关了摊子，邀我去他家吃饭。路过王大爷家，王大爷正坐在院子里纳鞋底，看到我们就招手。

“张老板，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大伯笑着回答：“还行还行，王大爷，一会儿送你点茄子炒肉吃。”

王大爷摆摆手：“你那菜卖那么贵，我可吃不起！”语气虽然是抱怨，却掩不住眼里的羡慕。

大伯家里还是老样子，只是院子里多了几个塑料桶，里面装着各种菜籽和肥料。墙上挂着几张证书，是县农业局颁发的”绿色种植示范户”和”农业创新奖”。

那块退休时发的纪念牌，被大伯用来压门，底座早就坏了。

吃饭的时候，大伯亲自下厨，炒了几个他种的菜。那味道确实不一样，鲜甜中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香气。

“大伯，现在生意这么好，为啥不雇更多人，扩大规模啊？”我一边吃一边问。

大伯咽下一口饭，慢悠悠地说：“我是会计出身，算过账。扩大规模就得用化肥农药，那样菜的味道就变了。现在这样刚刚好，我能照顾得过来，菜的品质有保证，收入也够我养老。”

他夹了块茄子给我：“而且我种菜不全为了挣钱，主要是喜欢这感觉。你看这茄子，从一粒种子到长成这样，全靠我一把锄头一桶水伺候出来的，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

饭后，大伯带我去看他的地。那片曾经连草都懒得长的荒地，如今绿油油一片，整齐的垄台上种着各种蔬菜。大伯给我介绍每一种菜的生长习性，比当年讲账目还认真。

山顶上有块石头，大伯经常坐在那里休息。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村子，远处是县城的楼房，天气好的时候甚至能看到县城的电视塔。

“大伯，你后悔退休后选择种菜吗？”我问。

大伯摘下草帽，擦了擦汗，望着远处的县城笑了：“不后悔。在厂里算了一辈子账，退休了得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他指着脚下的土地：“当年村里人都说这地不值当耕种，可我妈偏不信，硬是种出了好东西。我退休前就想，她能行，我也能行。”

“现在呢？现在村里人还说不值当吗？”

大伯笑得更开心了：“现在啊，村里好几个退休的老头都来问我借地种菜呢！王大爷昨天还跟我商量，想把他院子边上那块地也种上。”

太阳西斜，大伯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走，下山，明天还得忙呢！城里一家酒店预订了我五十斤茄子，后天就得送过去。”

下山的路上，遇到几个上山遛弯的村民，他们热情地跟大伯打招呼，眼神里满是尊敬。

“看到没，现在大家都叫我’张老板’了。”大伯笑着说，眼角的皱纹像他地里的垄沟一样深。

回到村里，大伯的菜摊前又排起了队。有位开宝马车的城里人正在挑茄子，他拿起一个看了又看，问：“这真的没打农药吗？”

大伯指着自己黝黑的脸和粗糙的手：“你看我这样子，像说谎的人吗？”

那人仔细打量了大伯一番，笑着点头：“不像，一看就是实在人。”

临走前，大伯送了我一袋他种的蔬菜，还特意挑了几个最好的西红柿。他说：“带回城里给朋友尝尝，告诉他们，这是你大伯种的，一个会计退休后种的菜。”

坐上回县城的车，我从车窗看到大伯还站在路边，身后是他的菜地和夕阳。那一刻，他不是什么会计，也不是什么老板，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

回到县城后，我把大伯的故事讲给朋友听。他们尝了尝那些蔬菜，都说味道确实特别。一位做媒体的朋友听后，还专门去村里采访了大伯，在县报上做了报道。

标题就叫：《退休会计种出”味道革命” 城里人排队买他的菜》。

文章最后引用了大伯的一句话：“有人说我种地不值当，但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值不值当，不是别人说了算，而是自己觉得舒不舒心。”

今年夏天，我又回了趟石头村。大伯的菜地扩大了，他还搭建了几个简易大棚，听说是要种一些反季节蔬菜。他的菜摊也换成了小木屋，上面用红漆重新写了”石头村有机蔬菜”几个大字。

大伯还是那身打扮，只是多了顶遮阳草帽，腰里别着个老式手机，据说是为了方便城里客户预订蔬菜用的。

王大爷家的院子边上，真的开始种菜了。看到我，他得意地说：“我种的黄瓜，比你大伯的还甜呢！”

“是吗？”我笑着问。

“那当然，你大伯还有不少秘方没教我呢！”王大爷说着，突然压低声音，“你知道吗，县里的扶贫办来人，说要把咱村打造成’有机蔬菜种植示范村’，要给村里修路，还要建个农贸市场呢！”

我点点头：“那挺好的啊！”

“可不是吗！”王大爷抬头看着远处山坡上的菜地，“谁能想到，当年那片连草都懒得长的地，现在会这么值当！”

夕阳下，我看到大伯还在地里忙碌，身影被拉得老长。他弯着腰，一点一点地查看每株菜的长势，就像检查他当年那些账本一样仔细。

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蔬菜的清香，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大概是大伯口中的”踏实”吧。

日子就这样过去，一茬茬蔬菜长了又收，一茬茬笑话变成了赞叹。大伯退休后种的两亩地，不仅养活了他自己，还改变了一个村子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明白了：

人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最值当？可能不是挣了多少钱，也不是当了多大官，而是能不能像大伯一样，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无论是真实的土地，还是自己选择的事业——种出花来。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