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海建:学术价值的把握与史学论文的选题论证
学术写作是思想呈现的主要方式,在研究型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具有枢纽性地位。史学论文写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史学论文写作即史学的专业训练,包括选题、资料搜集与整理、结构框架的布局、史料的分析解读等环节,史学论文写作是其终端,狭义的史学论文写作着重点在写作上,似乎
学术写作是思想呈现的主要方式,在研究型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具有枢纽性地位。史学论文写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史学论文写作即史学的专业训练,包括选题、资料搜集与整理、结构框架的布局、史料的分析解读等环节,史学论文写作是其终端,狭义的史学论文写作着重点在写作上,似乎
本书是德国史权威杰弗•埃雷从个人治学经验出发,对四十年来西方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进行全方位回顾的一部理论著作。作者提出,二战后西方史学界经历了由社会史到文化史的巨大转变,但所谓“新文化史”却专注于文本分析和理论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各种现实问题,难以帮助人们克服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文学是什么,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很大、很难的命题,不是一句话能说得很清楚、把得住要点的话题。但是,我想到了一首诗,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地图是什么?根据我国权威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图是“按照一定数学法则,经过地图概括,用特定符号将地面上的自然和人文现象缩小表示在平面上的图形”也就是说,地图是用符号法来表示地理环境中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空间分布的图形呈现方式。
作为一部清代记录边陲海岛的方志,林焜熿纂辑、林豪续修的《金门志》无疑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不仅因其填补了金门建制史的空白,更因其编纂背景、体例创新与内容深度,使其成为研究中国海疆史、军事地理及闽台海洋文学的重要文献。
面对丸山真男这位带有多重意义的日本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作者尝试通过宏观的考察来找出贯穿丸山真男学术思想之路的核心脉络。作者认为,从其思想发展历程和对研究对象的把握方法来看,丸山的整个思想轨迹中都贯穿着关于“永恒与时间”的思考。“永恒”指古往今来人类社会中普遍妥当
自从2008年为《南方周末》的“自由谈”栏目写一些小文字,已经有不短的时间,自己其实一直心存忐忑和困惑。首先,今日学者应当怎样服务社会,个人并无确切的答案。其次,即使以面向大众的写作为服务社会的方式,自己是否有此能力,也是存疑的。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时期的太史令。司马谈学识渊博,对天文、历史、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家庭环境的熏陶,让司马迁自幼便对知识充满了渴望。在司马迁还在牙牙学语时,父亲司马谈就常抱着他,指着家中悬挂的星图,讲述着天上星辰的故事,那浩瀚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历史学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独特作用,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9周年之际,认真思考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路径,是新时代每位历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历史学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独特作用,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9周年之际,认真思考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路径,是新时代每位历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数字时代,以数据挖掘、计量方法为基础的数字人文研究对于中国电影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影史学需要与时俱进,积极拥抱数字人文浪潮,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借助数字人文研究,我们能够从多方面丰富和拓展中国电影史学的研究路径。在人文学科空间
翻开1935年上海出版的一本城市生活指南读物——《生活快览》,我们可以轻易找到这样一些与时间相关的内容:该书的“历纪”部分是各种日历表,它们分别是近百年中外历法比对表、国历星期对照表、二十四节气表、地支时刻对照表、中华民国纪念日表、民国廿四年日历等;交通一栏分
在数据价值被高度重视的当下,不能忽视的是对个人数据权利的保护,如何在发挥数据最大效用的同时,既保障数据权利,又重视数据安全,需要以构建数据法律新秩序为己任的数据法学研究积极作答。本书介绍了数据法的基本理论与基本范畴、数据法律关系主体,并对数据的收集、使用与处理
史学从过去经学的附庸,发展为一个独立部门。西晋荀勗把图书分为四个部类,甲:六艺、小学;乙:诸子、兵书、术数;丙:史书,杂事;丁:诗赋、图赞、汲冢书。东晋李充作《晋元帝书目》,把乙、丙两部对调,大体上确定了后世经、史、子、集四部顺序。到《隋书·经籍志》就真正奠定
从严格的历史学学术标准来看,《明朝那些事儿》确实不符合正史的编纂要求。传统正史需满足三个核心要件:其一,史料来源必须明确标注,所有论断需有原始文献支撑;其二,叙述需保持价值中立,避免主观情感介入;其三,研究方法需遵循考据、校勘等专业规范。对照这些标准,当年明月
中华文化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力,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历史进程中,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诚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指出的,汉字、儒教、佛教和以中国传统律令制度为核心的法律系统,构成了传统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①这四大支柱中,佛教之外,皆兴起于
春分之时,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现任“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第一次来到天津,受邀南开大学与三联书店联袂举办首届“南开史学郑天挺讲座”首讲嘉宾,讲座主题为“史家的技艺”,以三场演讲解析中国近现代史学巨擘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的思想地图与学术路径。
从现有文献记载看,巴蜀地区在商周时期便已展现出其独特的文化与政治地位,诸多部族与小国在此繁衍生息。这些国家与商周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与互动,在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们作为联合力量参与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若能进一步确认牧誓八国其中的髦国确在蜀地,对于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一般认为主要体现在他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下称《旨趣》)中。在这篇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中,傅斯年除了阐述历史学与语言学的概念与联系之外,还着重说明历史学研究的要旨:首先,傅斯年将现代史学与传统的著史区别开来,所以他在
希罗多德《历史》的文本传承史,堪称地中海文明“层累构造”的典型范本。这部被奉为“西方史学源头”的著作,其流传轨迹充满断裂与重构,暴露了西方古典学将文学想象包装为历史真实的本质。